劃邊界 壓責任 以“負面清單”推進網絡名人行為治理常態化

核心提示：《關于規范網絡名人賬號行為管理的通知》《網絡名人賬號行為負面清單》的發布，為進一步加強網絡名人賬號常態化管理，規范網絡名人的網上行為，防范不當網絡言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劃定了清晰的邊界。

武丹/制圖

作者|陳宇超

責編|薛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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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25日，中央網信辦秘書局印發《關于規范網絡名人賬號行為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并發布《網絡名人賬號行為負面清單》（以下簡稱《清單》），就低俗媚俗、價值導向失范、傳播不實信息、歪曲解讀政策和公共事件、鼓動群體對立、開盒掛人、組織約架論戰、引流黑灰產等13類行為劃出紅線，明確要求平臺對照清單健全社區規則、用戶協議，“依法依約”加強對發布信息、直播互動、開設話題等行為的管理。同時，要求屬地網信部門強化指導監管、督促落實。

《通知》及《清單》的發布，為進一步加強網絡名人賬號常態化管理，規范網絡名人的網上行為，防范不當網絡言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劃定了清晰的邊界。它把一些長期困擾平臺治理的“黑灰區域”問題，轉化為可識別、可判斷、可處置的規則場景，推動治理從運動式整治轉向制度化、常態化。更重要的是，它向社會釋放了一個清晰信號：流量可以帶來影響力，但影響力必須與責任相匹配；越是“粉絲”數量大、社會關注度高的網絡賬號，越應當守住底線、規范網上言行、合理使用影響力。

為何要對網絡名人“劃邊界”：高影響力意味著更強的社會溢出效應

網絡名人賬號的傳播效應具有明顯“放大器”特征：同樣一句話、同樣一條視頻，從普通用戶口中發出或許影響力不大，但從網絡名人賬號發出卻可能迅速形成輿情漩渦。《清單》所界定的內容，集中回應了高影響力賬號在實踐中所呈現出的突出風險形態。

一是不實信息與偽知識更容易誤導公眾。《清單》明確禁止“傳播偽科普、偽史學”等偽知識，禁止虛構夸大產品或服務效果，禁止未作標注的擺拍演繹、編造劇情混淆視聽。對網絡名人而言，流量往往可以直接轉化為商業利益，但需要注意的是，內容真假牽動公共判斷與市場交易，更須把“真實性”“可核驗”作為不可逾越的底線。

二是公共議題被情緒化、對立化加工，可能更容易侵蝕公共理性。《清單》針對“斷章取義、對立解讀國家大政方針和政策法規”“拼湊剪輯歪曲公共事件”“發起所謂民意投票調查操縱認知”等作出明確禁止，目的在于防止以“剪刀差敘事”制造撕裂，以“帶節奏”消解網友對網絡名人的信任。

三是個人信息侵害與網絡暴力鏈條化更易演變為現實傷害。《清單》專列禁止“隨意開盒掛人”，直指發布、傳播他人姓名、照片、身份證號、行蹤軌跡、住所等隱私信息并引發網暴的行為。近年來，網絡暴力問題受到社會高度關注，《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已從預防預警、賬號處置、權益保護等方面建立制度框架，《清單》在操作層面進一步釘牢“開盒—網暴”高危鏈條監管。

四是以影響力給黑灰產引流社會危害性更強。《清單》對“征集負面線索用于抹黑攻擊、敲詐勒索”“號召粉絲聚集干擾公共秩序”“憑借網紅身份實施利益要挾”“隱蔽從事賭博、詐騙、水軍、傳銷等黑灰產”作出明確禁止，其實質在于堵住“流量變現”可能滑向違法犯罪的通道。歸根到底，劃邊界不是要把網絡名人“特殊化”，而是要把其影響力“責任化”：享受流量紅利的同時，必須承擔更高標準的注意義務、合規義務與示范義務。

“負面清單”立足既有規則，實現從原則到場景的轉化

有人擔心，負面清單會不會變成“口袋化管理”？答案是——不會。《清單》明確嵌入既有法規范體系之中，至少沿著三條主線可以實現與有關法律法規的銜接。

第一條主線是內容生態治理。《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確立了網絡內容生態治理的基本目標、機制與要求，為平臺處置違法和不良信息提供制度基礎。負面清單則把“違法不良信息”的典型風險形態進一步具象化，便于平臺在審核、推薦、直播互動、話題運營等關鍵環節進行規則嵌入，使其實現從原則到場景的轉換。

第二條主線是賬號信息與身份治理。《互聯網用戶賬號信息管理規定》要求加強賬號信息真實性、重點領域賬號管理等，其核心在于把“賬號是誰”管清楚。負面清單則聚焦“賬號在做什么、影響力怎么用”，尤其明確禁止仿冒身份、杜撰經歷、偽科普等行為，形成了“賬號信息—賬號內容—賬號行為”的閉環管理邏輯：信息不真，內容必偏；內容失真，行為必越界。

第三條主線是“自媒體”常態化管理。中央網信辦發布的《關于加強“自媒體”管理的通知》要求嚴防假冒仿冒等行為，強化資質認證展示、規范信息來源標注、對虛構內容加注標簽等。《清單》禁止“開展無資質運營”（薦股投資、醫療售藥、職業中介、新聞采訪、講經傳教等）、“傳播不實信息”等，正是對重點領域專業內容風險的再強調、對平臺主體責任再壓實。因此，負面清單的制度定位更像一把“治理尺子”：一端連接現行規則與法律責任，一端連接平臺社區規則與用戶協議，通過“依法依約”把治理落到日常、落到細處。

常態化治理重在落實：壓實平臺責任，規范處置程序

立規則只是第一步。《通知》及《清單》能否常態、有效、穩定運行，關鍵在于平臺能不能把清單轉化為可執行的制度。在此基礎上，至少有三點值得進一步加強。

其一，“網絡名人”識別與分級要更加透明、可預期。不同平臺、不同賽道的影響力結構差異顯著：有的靠粉絲量，有的靠轉發擴散，有的靠直播間成交。平臺宜在合規框架下形成可解釋的分級標準（粉絲規模、觸達能力、商業化程度、MCN綁定等綜合指標），并公開適用邏輯，減少“泛化適用”帶來的不確定性與爭議。

其二，處置要堅持“梯度治理+程序保障”。《清單》既包含賭博詐騙引流、敲詐勒索線索征集等高危違法風險，也包含價值導向等需要更精細判斷的情形。對于前者，應強化快速處置、證據留存，必要時應聯動執法；對于后者，要注重規則明示、事先提示、糾錯機會與申訴復核，避免“一刀切”誤傷。程序正義不是“降低效率”，而是提升治理公信力與可持續性的前提。

其三，治理要從“管單條內容”走向“管鏈條與組織化”。實踐中，有的問題并不發生在某一條視頻，而是發生在“矩陣賬號—引流群組—交易變現”的鏈條中。《清單》已點明“隱蔽從事黑灰產”“利益要挾”“征集負面線索”等風險形態，下一步，要靠平臺在賬號關聯識別、跨賬號協同處置、直播帶貨與付費社群合規審查、異常引流監測等方面補齊能力短板。

基于上述邏輯，建議把四類舉措嵌入平臺日常機制：一是規則體系化。將《清單》轉化為可執行條款與典型案例庫，明確證據要件、處置梯度與恢復機制，并動態更新。二是建立標注與解釋機制。對演繹擺拍、爭議信息、專業建議強化顯著標注并對來源進行提示，把“可追溯”作為降低風險的重要工具。三是強化高危風險聯動治理。圍繞開盒、網暴、敲詐等建立更快速的投訴受理、證據保全與聯動處置機制，與《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的預防預警、賬號處置、權益保護要求形成銜接。四是強化屬地監管與行業自律協同。推動MCN機構、行業協會開展合規培訓與內部審核，讓“事后懲戒”更多轉化為“事前合規”。

總體來看，網絡名人網絡行為治理不是“消滅流量”，而是讓流量守法、讓影響力向善。《通知》《清單》的發布在于，以更清晰的紅線推動平臺壓實主體責任，以更具有執行力的制度推動治理回歸常態。只有把邊界立起來，把責任壓下去，才能讓網絡空間既有活力又有秩序。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