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名不傳，就失去了在故鄉的精神戶籍

?文中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千六，80后,東北人。在魔都一所大學教教日本文學與思想，寫點論文，偶爾也寫點隨筆。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文中圖片均為作者拍攝。

尋線的風箏

文 / 千六

一

感官與理性哪個更靠譜，有時還真不好說。這些年因為各種機緣，曾長年輾轉于上海、東京、廈門諸城之間。每次一下飛機，皮膚和鼻子就會下意識地搶先向大腦皮層匯報一個信息：就這感覺，就這味兒。健忘如我，很多人、很多事早已依稀模糊，但感官卻意外靠譜得很。

前幾年曾跟一些朋友到浙江景寧山里考察畬族民俗，一下車就順口禿嚕出一句話：對，就是這個味兒！吾友立地懵圈：啥味兒啊，畬族味兒嗎，我咋沒聞出來？

大兄弟他不會懂，仲夏雨后山中的土香、草香混雜著牛糞味兒，讓明明身在客場的放馬少年心里頓生主場的豪壯之感，恨不得原地找到那個騎著黃牛的牧童，激動的心，顫抖的手，就像張翼德那樣，望著大哥的臉，虎目圓瞪，滿含熱淚：俺也一樣，無問牛馬！那種感覺莫名就是——要論大農村，沒人比咱懂。

日語會以“讀懂空氣”描述一個人對交際情境有敏銳洞察力，可“空之氣不余欺也”的實感，在農二代出身的俺這里卻是撲面而來通往故鄉的心靈密碼。

今年出了一本評論集，書稿“小引”中原有一段話言及故鄉的空氣——

“每年過年都會回到故鄉，陪伴在父母身邊。我出身于大連鄉下，佳節返連，吾鄉一如舊日，炊煙裊裊、雞犬相聞，鄉音所在，滿是‘人氣’與溫情，不似城市格子間冷漠的我們。”

這是三年前生日（人日）當天趟在老家炕上有感而發寫出來的，不料一位蘇北老鐵讀罷，激動地表達了她的不滿，大意是：我也出身鄉下，可那個以前重男輕女、現在欺男霸女的地兒，永遠不想回去，你這么寫，就是在美化農村！

冷靜下來想想，確實也有些心虛，于是在出版前火速刪除了這段看似矯情的文青之語。可成書拿到手里，不知為何，還是為刪掉了這段話而有些茫然若失。現在想來，失意還是詩意，冷酷抑或溫情，在我們彼此心中或許都會或多或少存在，所別之處無非是比例的問題，是你的眼睛想看到哪部分，你的心想記住哪部分。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對故鄉的情愫、想象所映照出的，無非是你我不同階段的處境與心境而已。

父親去年離開了我們，回到老家，心里自然是缺了一大塊。呆立在院子里，回首之間，他依稀就坐在臺階上笑盈盈地看著我，不言不語。時而，又見他拿著鋤頭在院東頭兒的地里耪著草，我站在廂房的屋頂上沖他喊了聲爸，他回頭看了看我，卻又飄然遠去。

父親晚年經歷了一次不小的車禍，手術室外我切切懇求于手術醫生的唯有一事：務必讓他活下去，不計代價。他是“50后”，雖然一生掙扎于底層社會，命運受盡時代翻弄，所幸身體底子算不錯，總算從手術臺上撿回一條命，而大腦受損的代價則是癡呆。但在我們一家人看來，這都不重要，只要他在，就是一個完整的家。如此說來，最后五年，于他于我，皆是偏得。

老母年逾古稀，身在京滬的姐弟倆總會在監控里隱隱聽到她克制的哭聲，卻四處尋之不見。我知道，那監控死角中的低聲抽泣中，有對父親的思念，更有形影相吊的苦澀和不愿打攪子女的隱忍。不敢想更遠，此鄉終因父母親情、故舊之所在方成其“家”，才成其“故”。對父母的孝行與遙望中又何嘗沒有自我確認、自我成全的私心呢？沒有了這條線，隨風飄搖的風箏不知會飄向何方。

二

故鄉變得越來越陌生了，每次回鄉，村中的孩子們與這位叔伯輩的“闖入者”總是兩看不相認，每每就像城里的鄰居一樣，在擦肩而過的尷尬對視中各自默然逃回自己的鳥巢。而我偏偏是個念舊的人，好在舊路、舊識中辨認當年，想想來時路。因為，稀里糊涂混到中年，猛然驚覺，最不了解的人竟是自己。

小時的我也是個“愛叫人兒”的人，在吾鄉土話中，“愛叫人兒”就是逢人先開口，“二大爺，耪草啊？”“昂，千六啊，你上哪嘎哈？”兒時在蘋果園里、苞米地邊，聽到別人喊“千六”（因計劃生育被罰一千六百塊而得此諢名）總會心下不快，其實我期待他們喊那沒有包含任何屈辱感和土氣感的大名。是啊，乳名、諢名都是土氣的。

初二時，在吾鄉集市日的一堂物理課上，正當全班同學聚精會神地聽著課時，后門被猛然推開，一個大爺手里挑著一雙鞋沖著倒數第四排的寶璽同學眉飛色舞地大喊：雙喜兒啊，來來來，快康康爺給你買的介雙鞋合不合腳（jue）！

全班面面相覷，沉默三秒旋即滿堂哄笑，寶璽回首瞪著大爺，小臉兒登時脹得通紅，恨不得挖個洞鉆進去，所有的氣惱都源自這村里村氣的乳名。

后來長大才知道，名字取得越土、越“賤”娃就越皮實、越好養。反過來想想，不禁感慨，這一個個土名、“賤名”便是深扎于這片土地上的根，其背后寄寓了多少爹娘在極端年代對“生”的無力渴望。

可現在，無論“千六”還是“佛生”（乳名），我全都會樂呵呵地照單全收，它們就像是某種默契的暗號。不知是不是一時成功的虛榮心為當年的不快埋了單，或許，如果從未走出過村莊，現在的我依舊會為此感到羞恥神傷。就像中秋回來時看到滿眼豐收景象自然是滿心歡悅、溫馨，但那是不是因為我已無須因風霜雨雪的到來而望著天提心吊膽，也逃過了苦苦難捱的那耕種、鋤草、打藥、收割的每一天。不喜歡衣錦還鄉式的自戀，但至少現在，似乎唯有“千六”和“佛生”仿佛才能證明那條系在風箏上的長線，風箏飛得再遠，那線都一直真切地存在著。

不想面對故鄉時弄丟了名字，因為它們定義了特定時空下的我，是我被這片土地接納的精神戶籍。若有一天你突然發達成為街頭巷尾討論的焦點，提及大名時鄉人往往會一臉茫然，或許那個名字在他們的人生中從未存在過，一旦說“就是黑瞎子村王二狗屯王麻子他們家的老二”，眾人便會即刻了然。可那些知道這一切的叔伯嬸娘們在一天天凋零，總有一天乳名不傳，線亦終斷，無人招喚，這才是我心底最一廂情愿、也是最為深刻的恐懼。

名之不存，人將焉附？學林教授和林中千六定義了兩個時空下的我。相較之下，與其說子軒、楚涵們是一個個失去了暗號的無線風箏，不如說，他們的父母們本就不希望下一代再與這片“不養人”的土地有任何瓜葛，要放棄這里一切的社會關系，到城里讓一切從頭再來。即便未來某天倦鳥知返，他們多半也會選擇返回縣城里那唯一的“楚涵的世界”。不過，真到那時，恐怕也別無選擇。

細想之下，無論是“城里的月光把夢照亮”，還是“故鄉的月光，讓我惆悵讓我思量”，我與鄉人的反向奔赴本無高下之別，無非都為補全各自人生不同階段所未及的某種憧憬、殘缺抑或渴求。可當知道鄉里中小學的老師們多在五十公里外的縣城買房、每天駕車通勤時，還是不由得心下一驚。“城里的月光”不僅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生活方式，更意味著此后家族命運的根本轉折。在鄉里做幼兒園園長的老同學告訴我，城里買房的老師們只是想把自家下一代送到城里讀書，他們是“身在曹營心在漢”。

老同學畢業于中師，算是“包分配”時代的最后一批受益者，大概在2007年前后起，新教師們都是通過統一招考的形式來此任教的。可這個偏僻窮困的小鎮、學生銳減的學校終究還是留不住人，主城區常有遴選鄉鎮教師進城任教的機會，怕得罪人的校長遂許眾人各顯神通，結果光今年就有七位優秀的年輕人如愿奔赴他們的星辰大海，因為原本就無人愿意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虛擲青春，校長也為此被教育局長好一頓訓斥。對我而言就似異地戀對象的故鄉，對他們而言則是“見光死”。沒有選擇生身于此者，努力離開這里而改變下一代的起點，外來者寄望于以這里為驛站跳往下一站，人來人往穿行于此，唯一確定的是，除了那些在城里混不下去的破落戶、被追債的老賴，會以農村“空氣好”為由牽強地文飾自己躲在鄉下的選擇，無人會將這里當作一生的歸宿和終點，故鄉遂成為被拋棄、避之而猶恐不及的對象，成為失意者的收容站、避難所，在優勝劣汰的世界中送優迎劣。

捫心自問，當年的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即便是現在，歸鄉的松弛感、幸福感本身，又何嘗不是因為這里已經跟你沒了關系，你成了一個每年在此度假不過一月的旅人，故鄉已成他鄉，人們與鄉村之間的關系日漸無機化。

三

這讓我想到了一場調查。1940—1944年，日本殖民當局以國策調查和研究機構“東亞研究所”的“中國習俗調查委員會”為主體、“滿鐵調查部”的習俗班調查員赴現場調查這種雙方合作的形式，在華北日軍控制地區的農村展開了一場“中國（華北）農村習俗調查”。

圍繞調查結果，平野義太郎和戒能通孝兩位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其核心在于中國農村是否存在基于血緣和親情的共同社會式的生活協同體。平野對此持肯定之論，而戒能則認為中國的村落毋寧說正是協同體精神解體之后產生的所謂利益社會關系。

平野·戒能論爭顯然是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學術觀念的東亞投影，所謂“利益社會”意謂大都市中常見的、建立在相互利害關系基礎上的社會結合；而“共同社會”指的是家族、村落等由親情和理解結合而成的社會。那么中國農村究竟如何呢？余生之前、吾鄉之外斷不敢言，若單以生身之地為例，就近二十年的鄉村生活體驗和二十多年返鄉見聞而言，這里基本可以說是一個以共同社會為表、以利益社會為里的狀態。

雖說倦鳥知返，可在鄉村社會，如果在城里混得不好，你的故鄉甚至親族恐怕也未必會愿意敞開懷抱接納你。一廂情愿式的游子鄉愁永遠只能是漂浮著的、難以名狀的單相思，而這里需要的是肉眼可見的權勢、地位，像極了近些年來中國的大學——似乎唯有那些有能力提供大額捐贈的校友才配被母校看見。

寫到這里，你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么前面說到“鄉音所在，滿是‘人氣’與溫情，不似城市格子間冷漠的我們”；又為何對蘇北老鐵的故鄉責難也心有戚戚，這豈非自相矛盾。簡單說來，這意味著有關故鄉的“心腦分離”。理性上，你很清楚鄉村早已被城市的利益社會邏輯所收編，親情不再；但如果不用選擇性、審美性的追憶為“故鄉”想象帶上了一副共同社會的有色眼鏡，似乎又很難安置自我的過去、現在乃至未來。說白了，是那些遠去的風箏們，更需要找到屬于自己的那根線。

或許，我原本也沒有資格代言所有風箏，因為有心尋線的風箏也未必多了。在吾鄉，“80后”恐怕是身上還沾著泥土氣的最后一代，上山、下田、除草、打藥、插秧、收稻，沒什么農活是沒扎扎實實干過的。我不想美化苦難，不過90、00后的孩子們早已不事農耕，無論是否是未來的準縣城人，他們身上都只有補習班的班味兒，可這似乎也不是他們的錯。

北京的李遠江老師在過去的一些年里積極在中小學里推動家族史調查與寫作，讓孩子們思考自己家族的歷史。每次講座，當拋出“誰能說出自己曾祖父的名字”這一問題時，孩子們都會被此“燈下黑”震懵。遠江老師說，“大部分地方百分之九十的孩子是說不出來的。很正常。就我這一代人來講，知道自己曾祖父名字的也不超過百分之五。我跟他們說：你們不要自責，是這個傳承被打破了。”

我也嘗試問遍了身邊的學生和朋友，能說出曾祖父名諱者幾無一人。我在一所大學的日文系教書，孩子們對日本動漫如數家珍，對感興趣的日本歷史人物之宗族系譜、人事網絡也稔熟于心，單單對自己的家族三代以上的血脈傳承毫無興趣。這與近年來鄉村社會的“斷親潮”互為表里，熟人社會不可阻擋地走向全面崩解。從代際意義上而言，吾鄉父輩一代有可能是最后一代農人，而我們這代人則有可能是有著鄉土式鄉愁的最后一代離鄉者。

十多年前，曾經有一位同樣出身農村的學生問過我：中國農村怎么能好？我曾大言不慚地說了句頗自以為是的話：當出身農村的人不以此為恥時，就會好。然而，不以為恥和“好”，孰因孰果本身便是問題，這種空洞大話顯然是把結果誤作前提，在風箏與線的牽扯與掙脫之間，輕率地繞過了幾個必須直面的根本問題：出身農村的人變了；他們“怎么能”不以為恥；誰的好才算“好”。這些年，城鎮化風潮席卷各地，吾鄉亦莫能外。可城鎮化不能只把鄉人視作拉動經濟（尤其是房地產業）發展的最后動力，不能只是物理空間意義上的遷移，不能是讓鄉人們換一個空間繼續過鄉下生活，較為理想的狀態應該是讓生于此地者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樂業，看到希望。

這不是蓋幾幢樓房、修幾條公路所能解決的，它取決于人們在此時此地對未來是悲觀還是樂觀的預期，他們要的不是“你以為”，而是真切的“我以為”。鄉村社會迅速瓦解的問題、鄉人城市融入的問題、認同的問題、情感的問題、養老的問題等若不解決，人與人之間無以維系，社會便難以為繼。到最后，物非人非，風箏沒了，線沒了，根也沒了。

吾鄉的“街里”便是小鎮的中心，就像縣城主城區是縣里的中心，也是人們爭相奔赴之所在，人們以在縣城擁有樓房相標榜。項飆在與吳琦的對話（《把自己作為方法》）中談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中心”，“它不僅是一個中心，而是有一層一層的次中心，各個區的層級化”，“大家都往中心擠，其實是蠻危險的。”信哉斯言。

“中心”，意味著資源的匯集，近代以降的中國，優質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娛樂設施、就業機會的匯集加劇了城鄉兩極的分化。城市“中心化”的歷史，也是鄉村被汲取、被掏空的慘淡歷程，這是人們的自主選擇，也是權力自上而下塑造的結果。看得見的樓房、工廠和柏油馬路全面擊潰了“看不見”的情感、認同與泥土氣，吾鄉由此失魂落魄。在城市高樓中面對鄉村地圖為其擘畫未來的主事者們，可不慎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