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恩師毛宇居，中南海見到毛澤東：潤之，我給你帶來兩樣東西

1927年仲夏的一個黃昏，長沙城外的瀏陽河畔傳來急促腳步聲。國民黨追捕隊剛剛搜過韶山方向，毛宇居把兩卷手跡塞進竹筒，匆匆埋入院中菜畦。那兩卷，一卷是《祭母文》，另一卷是毛澤東自興國寫給老師的問安信。多年后，毛宇居回憶那一夜，說自己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無論如何要把東西留給潤之。

新中國成立的禮炮響過才二十七天，1949年10月28日，毛澤東從北京寄出一封短箋。信里寥寥數字，卻把二十四年未曾謀面的師生情誼重新牽起。彼時的毛宇居已年過花甲，仍在韶山村落給孩子們識文斷字。收到信后，這位老先生把信紙攤在窗前陽光下，笑得像個剛考中秀才的少年。

1951年9月，中央派出的吉普車停在韶山招待所門口。前來傳話的工作人員直截了當：“毛主席想請您進京。”毛宇居愣了半晌，轉身進屋抓起一包自家曬干的辣椒，“鄉味他一定惦記。”對方忙擺手：“主席交代，什么禮物都免，只要您人到就好。”毛宇居卻悄悄又塞進幾只家鄉柑橘，嘴里嘟囔：“潤之小時候最愛吃這個。”

9月18日出發，23日抵京。火車一進正陽門外的月臺，警衛員就上前引路。傍晚，他們被直接領到中南海含和堂。門扉一響，毛澤東快步迎出，大聲調侃：“宇居先生，您比我想的更精神！”短短一句，把二十四年歲月抻得仿佛只剩昨天。對話只此一句，師生已明白彼此安好。

席間，毛澤東親手燴了剁椒魚頭，端到老師面前，又給自己倒了一杯湘泉酒。飯吃到一半，他忽然停筷，盯著毛宇居衣襟。老先生解開紐扣，取出油紙包。“潤之，我給你帶來兩樣東西。”再無多言。毛澤東拆開包裹，紙頁泛黃，字跡猶新。《祭母文》四字跳入眼簾，毛澤東撫著紙頁，沉默良久。屋里燈火搖曳，只有鐘表輕響。那一夜，他們談起私塾、談起稻田、談起十余載的流亡歲月，直至東方微白。

國慶當天，毛宇居站在天安門廣場，人潮如海。他抬頭看見學生站在城樓中央，黑色中山裝在旗海中尤為醒目。毛宇居忽然想到1925年那口魚塘，自己抓住幾個頑童的耳朵大聲訓斥的模樣，而今那位“頑童”正檢閱百萬人隊伍。歷史的跨度，就藏在師生對視的一瞬。

觀禮后不久，韶山鄉親托毛宇居捎話：想修一所新式小學，希望主席題寫校名。1952年11月10日，毛宇居再赴北京。菊香書房里，他把方案展開。毛澤東放下鋼筆問：“叫什么？”毛宇居原本想用“韶山下小學”。毛澤東擺手：“以后不只辦小學，要放長遠，直接叫韶山學校。”落筆如飛，四字龍蛇。老先生挑了一張最滿意的折好，說回鄉后就制匾。

時間跳到1958年9月。湘潭計劃創辦縣里第一所大學，眾人又想到那位能直接敲開中南海大門的老人。77歲的毛宇居一路顛簸抵京。毛澤東看到老師一臉風塵，半開玩笑：“我的字不好看，你們總來找我題字，可真拿我當免費賬房啦。”毛宇居笑答：“那就一氣寫兩幅，省得明年再跑。”毛澤東爽朗大笑，提筆寫下“湘潭大學”四字，并叮囑助手配好宣紙墨條，一并送給老先生。

1959年6月，毛澤東回到闊別三十二年的韶山。剛下車便詢問：“宇居先生來了嗎？”警衛擔心安全，建議在招待所會面。毛澤東卻執意要到兄長家坐坐，終因安全考慮作罷。翌日清晨，他叫人把毛宇居接到水庫。夏陽正盛，毛澤東撲通跳進水里，抬頭喊：“先生也來啊，游一次，保您再活二十年！”岸上眾人哄笑，毛宇居搖頭：“我這把老骨頭下不去啦。”毛澤東在水中擺臂：“那就看我給您示范！”浪花翻起，像多年不見的少年頑皮。

兩人最后一次會面就此定格。此后，毛宇居將主席贈送的日記本寫得密密麻麻，記下鄉民收成、合作社分紅、誰家添了新丁、誰家缺了耕牛。信件隔三差五送進中南海，毛澤東批注后常附上稿費資助。

1960年代初，韶山學校的校門上，仍懸掛著“韶山學校”四字石刻。湘潭大學也已招生。很多學生不知，那兩塊匾都與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有關。再后來，毛宇居安靜地離開人世。鄉親們打開他抽屜，最上層仍是那本日記，本子扉頁寫著：“潤之交辦，不敢虛言。”

毛澤東得知噩耗，沉默良久，只讓秘書把老師最后一本日記寄給自己。翻到末頁，正是毛宇居潦草卻清晰的一行：“吾生幸事，得見天下新。”

那一頁紙，被毛澤東夾在書案的《資治通鑒》里，再未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