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新5年，穿越周期的智慧和行動力綱領

作者 | 黃少卿 編輯 | 虞滟萍 責編 | 韓瑋燁

摘要：

When night is almost done,

And sunrise grows so near

That we can touch the spaces,

It 's time to smooth the hair.

Emily Dickinson

“十五五”規劃的序幕已然拉開，中國這艘巨輪正駛入一片蘊藏著機遇和不確定性的深邃海域。啟程之時，既需客觀復盤過去5年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與真實圖景，也須以理性的目光穿透周期迷霧，探尋高質量發展的穩定錨點與動力源泉。這不僅是對宏觀政策的考驗，更是對整個經濟體系韌性、創新性與適應性的全面檢閱。

一、診斷2025，中國經濟的多維鏡像

2025年，中國經濟在復雜嚴峻的國內外環境中實現了預期增長目標，國內生產總值邁上140萬億元新臺階。然而經濟深層結構所承受的下行壓力并未得到有效緩解。一條平滑后的長期增長趨勢線清晰地揭示出，中國經濟仍處在增速換擋與動能轉換的筑底階段。

從需求側動力解構，呈現出“外需強勁、內需疲軟”的顯著分化格局。消費作為經濟“壓艙石”，在階段性補貼政策激勵下曾短暫回暖，但內生動力不足導致其提振效應難以持續，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呈現高開低走態勢，年末已逼近增長停滯邊緣。更為嚴峻的挑戰來自投資端，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3.8%，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深度調整，二次探底降幅達17.2%，民間投資亦延續萎縮態勢。資本形成總額的負增長，不僅拖累了當期GDP，更為后續的供給能力積累蒙上陰影。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外需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突出亮點。全年貿易順差創下歷史新高，接近1.2萬億美元，有效承接了部分過剩產能。

然而，巨大的貿易失衡本身就是國內經濟循環不平衡的映射。從福利經濟學視角審視，生產的終極目的是消費，出口的終極意義在于換取進口以提升本國福祉。長期依賴巨額外貿順差支撐增長，意味著國民儲蓄的持續凈流出與國內最終消費的相對不足，這種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與福利效應值得深入反思。此外，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努力雖取得進展，但對美國、歐盟等主要經濟體的間接依賴依然存在，全球貿易格局重構中的摩擦風險不容忽視。

價格水平與就業市場亦傳遞出復雜信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全年持平，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持續為負，共同指向內需尤其是投資需求的不足。城鎮調查失業率雖穩定在目標區間內，但青年群體就業壓力依然突出，結構性就業矛盾亟待破解。財政運行方面，廣義赤字率維持高位，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受土地出讓收入下滑影響顯著承壓，如何平衡財政可持續性與逆周期調節力度，成為宏觀政策的核心權衡。

二、 政策脈絡與框架：“延續性”基調下的精準施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26年及“十五五”時期的宏觀政策定下了“延續性”的清晰基調。這意味著并非簡單重復，而是在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下，對既有行之有效戰略的堅持與深化。政策框架緊緊圍繞“需求側逆周期管理”與“供給側跨周期培育”兩條主線展開，并輔以制度保障與風險防范的堅實底座。

在需求側，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是逆周期調節的主要抓手。其“積極性”應體現在總量與結構的雙重維度。

總量上，需保持必要的支出強度，適度提高赤字率，并有效利用超長期特別國債等工具，在化解地方政府債務、清償拖欠企業賬款、直接補貼居民消費等關鍵環節發揮更大作用，打破債務-通縮循環，切實提振市場主體的現金流與預期。

結構上，財政支出需進一步優化，在繼續支持必要基礎設施尤其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應顯著加大對“人”的投資，即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民生領域的投入。這不僅關乎社會公平，更能通過提升邊際消費傾向最高的低收入群體收入，直接而高效地擴大內需。

在供給側，核心任務是跨越傳統周期，發展新質生產力，塑造中長期增長動能。這要求政策必須致力于推動經濟增長引擎從要素投入驅動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關鍵在于構建有利于原始創新涌現的生態系統，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促進科技、產業、金融的良性循環。去年的“反內卷”政策嘗試在部分行業規范無序價格競爭，其初衷在于引導企業從低成本規模擴張轉向質量與差異化競爭，但治本之策仍在于通過技術創新打開新的價值空間，并規范地方層面的不當補貼行為，從根本上扭轉激勵扭曲。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重點仍在于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房地產市場的穩定至關重要，政策需在遏制風險蔓延、保障交付與適應新發展模式之間尋求平衡。地方債務風險化解需多措并舉，在遏制增量的同時，通過債務重組、資產盤活、中央適度援手等方式穩妥化解存量，阻斷其向金融體系傳導的路徑。

三、 產業新局與業態重構：“十五五”的進化之路

“十五五”規劃綱要對產業發展提出了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明確要求。這并非傳統產業的簡單規模擴張或新興產業的孤立培育，而是一場深刻的產業生態與組織形態的重構。其核心方向，在于打破制造業與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傳統藩籬，向“服務驅動型制造”新業態演進。

在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時代，產業的競爭力越來越體現為基于制造能力的綜合服務解決方案的競爭力。這意味著，企業提供的價值主體從單一產品，延伸至涵蓋研發設計、個性化定制、遠程運維、生命周期管理、數據增值服務等的全過程、全鏈條服務。例如，裝備制造商不再是簡單地銷售設備，而是提供基于工業互聯網的產能租賃、能效優化和預測性維護服務；消費品企業則通過用戶數據平臺，實現產品迭代與個性化需求的精準對接。

這一轉型的背后，是固定成本結構的深刻變化。

新業態下的“固定成本”，不僅包括重型設備、廠房等有形資產，更大量體現為軟件平臺、數字技術、知識產權、生態構建等無形資產的前期巨額投入。這些投入要獲得回報，必須依賴龐大的用戶規模與高頻的服務交互來實現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因此，“平臺思維”與“生態構建”能力成為企業的核心戰略資產。

無論是上海鋼聯構建的大宗商品資訊與交易服務平臺，還是震坤行打造的工業品數字化供應鏈，亦或是黑湖科技推動的制造協同SaaS，其本質都是通過數字化平臺將制造能力服務化、網絡化，在更大范圍內配置資源、創造價值并獲取收益。

推動中國服務業的“產業革命”正當其時。過去，服務業常被視作生產率增長緩慢的部門。然而，借助數字技術，服務業同樣可以像制造業一樣，進行大規模、標準化的“技術資產”投資，并通過網絡平臺觸達海量客戶，實現生產率的躍升。這為突破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瓶頸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徑。

小結：在凝望中錨定未來

“當你凝望深淵時，深淵也在凝望你。”凝望深淵不是為了迷失內心，而是走出暗黑的混沌，找到未來之門。

中國經濟的前景，根本上取決于能否在清晰的診斷基礎上，堅定執行既定的供給側與需求側改革方略，并在產業層面主動擁抱這場由技術驅動的業態革命。

宏觀政策需要保持定力與合力，財政政策要更精準地發揮結構調控與民生保障功能，貨幣政策需在穩物價、促增長、防風險間尋求動態平衡，并為供給側改革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更為關鍵的是，微觀主體——企業，需要深刻理解產業融合與價值重塑的大趨勢，從追求規模擴張轉向構筑以核心能力為基石的平臺與生態，完成從“制造商”到“服務解決方案提供商”的蛻變。

唯有將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深化改革開放中釋放制度紅利，在科技創新與產業融合中培育新質生產力，中國經濟方能突破當前的重重約束，在全球政治經濟環境劇變中開創確定性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