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什么樣的“法”，能帶來持久的太平？

電視劇《太平年》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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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代十國時期

戰火頻仍、政權更迭如走馬燈

儒家禮法秩序已全面崩塌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

熱播劇《太平年》

通過吳越國君主錢弘俶的成長抉擇

提出了一個超越時代的命題：

在武力即真理的亂世中

什么樣的“法”能夠帶來持久的太平？

政權的合法性究竟源于刀劍

還是源于某種更高的秩序原則？

我們在《太平年》里能看到的

不僅是塵封千年的歷史往事

更是關于秩序建構

與法理抉擇的宏大敘事

亂世之“法”：

誰握刀柄誰即是“法”

電視劇《太平年》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太平年》聚焦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吳越國“納土歸宋”的歷史抉擇，講述了在當時紛爭割據、社會動蕩之中，吳越國君主錢弘俶一路成長，擔負起天下責任，內除奸臣、外御強敵，以蒼生為念，保境安民，并于北宋太平興國三年“納土歸宋”，助力實現天下太平的故事。這部劇完成了一次對傳統中國政治文明中“法統”理念的深刻藝術闡釋。

即便是歷史劇，也難避免有主角光環、英雄情結。《太平年》也不例外。但值得一提的是，該劇并非單純的為英雄立傳，而是將主角置于當時的時代環境中，以普通人視角強調其順勢而為，而非超脫于現實的生來就是英雄的敘述方式。該劇的開篇，就并未急于為英雄立傳，而是以近乎殘酷的寫實筆觸，描繪了一幅法度徹底淪喪的“末世圖景”：后晉節度使張彥澤部下的“春磨寨”，士兵們冷漠地將百姓稱作“兩腳羊”，以石臼搗磨活人，并輔以“糧不夠，肉來湊”的冰冷臺詞……這一幕絕非為獵奇而設，它是全劇關于“無法之境”的終極隱喻。在這里，“兵強馬壯者為之”不只是政權更迭的邏輯，更成了社會運行的基本法則。人性在絕對權力的放縱與生存的極端壓迫下，墮入了最原始的野蠻深淵。法律，這一文明社會用以劃定行為邊界、保障基本安全的底線，已然蒸發。

劇中通過后周、南唐、北漢等政權的輪番登場，展示了五代時期國際關系的“叢林狀態”。各國使節往來，言辭雖引用《周禮》《春秋》，實則完全奉行實力原則。第10集中，南唐使臣威脅吳越時直言：“當今之世，仁義在弓矢之間，法度在疆場之內。”這句話赤裸裸地揭示了那個時代“法治”的虛無——沒有高于各政權的共同規則，強權即公理。

在那個亂世，各個割據政權內部，權臣弒君、父子相殘屢見不鮮，外在的禮法儀軌完全包裹不住人類的權欲。這種失序，讓每一個個體都成為懸浮在恐懼中的孤島，朝不保夕，這正是對失去禮法世界的殘酷性的深刻揭露，從反面印證法律秩序的重要性。

但《太平年》沒有止于這樣簡單的揭露，它更大的特別之處在于，并未將吳越國塑造成一個與這片黑暗完全隔絕的“法治烏托邦”。相反，它展現了在一個全面失序的大環境中，維持局部秩序的艱難與悖論。當中原世界正陷入戰亂頻仍、改朝換代如戲臺換戲之頻時，偏居東南一隅的吳越國奉行“保境安民”，興修水利（如錢镠筑捍海石塘），勸課農桑，在一定時空內建立起相對穩定的規則。但這種“法治”，本質上是一種高度依賴明君賢相個人德行與權威的“人治下的秩序”。它脆弱如風中殘燭，隨時可能因統治者的更迭或外部壓力的劇變而崩塌。錢弘俶繼位后，面對內部豪族的蠢蠢欲動與北宋虎視眈眈的外部壓力，他所能依憑的，并非一套超越個人、具有永恒權威的法律體系，更多是先祖遺訓、個人判斷與政治權衡。

劇中通過對比手法，隱晦地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當維系社會運行的，不是非人格化的、普遍適用的法律條文，而是統治集團的“明智”或“仁慈”時，這種秩序的根基究竟有多牢固？吳越的相對安定，恰恰反襯出那個時代系統性法治缺位的悲劇。觀眾在慶幸江南一隅尚有安寧的同時，會不寒而栗地意識到，這份安寧是何其偶然與僥幸。這種處理，使得《太平年》對法治的探討，超越了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深入到了制度文明與亂世現實之間的深刻張力之中。

民生之“法”：

百姓福祉是政治與法治的終極倫理

電視劇《太平年》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如果說對法治的描繪奠定了《太平年》敘事的冷峻基調，那么對民生的傾注則賦予了全劇最溫暖的情感內核與最厚重的倫理分量。“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一古老的儒家信條，在劇中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貫穿錢氏政權始終的最高行動綱領，并在最終時刻，壓倒了所有關于權力、名譽和家族傳承的考量。

劇作以細膩的劇情，多層次地展現了“民生”這一主題。在最基本的生存層面，它描繪了亂世中“人相食”的極端慘狀，與吳越國境內因水利興修而“歲熟豐稔”形成的刺目對比。這直觀地回答了政治的第一個也是最基本的責任：讓人民活下去。在經濟社會層面，它通過錢弘俶重視商貿、疏浚航道、鼓勵手工業等情節，展現了“使民富足”的治理努力。然而，全劇關于民生最濃墨重彩、也是最震撼人心的篇章，無疑是錢弘俶在歷史轉折關頭的終極抉擇。

“納土歸宋”的決定，被劇集呈現為一場漫長而痛苦的靈魂拷問。一邊是列祖列宗開創的百年基業，是錢氏一族的宗廟社稷，是作為君主的個人歷史地位；另一邊，則是謀臣崔仁冀那句錐心之問：“大王，您是要做一陣子的國主，還是要做千古的圣人？”以及更實際的、對戰爭慘烈結果的預見：十三州土地化為焦土，百萬生靈涂炭，繁華的杭州城可能重蹈金陵（南唐都城）被屠戮焚毀的覆轍。錢弘俶最終將玉璽、輿圖、戶籍冊奉上的那一刻，他交出的不是一國之主的權力，而是在個人榮辱、家族利益與天下蒼生福祉之間，作出了一個具有永恒倫理光輝的抉擇。

這一抉擇，深刻詮釋了劇中反復出現的《錢氏家訓》“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的精髓。它標志著一種政治倫理的升華：政權的合法性，不僅來源于開創或繼承，更來源于它能否以及如何在關鍵歷史時刻，實現其保護與發展民生的根本承諾。當政權本身的存在已成為民生持續繁榮的障礙或巨大風險時，放棄政權便成為履行這一承諾的最高形式。《太平年》通過錢弘俶的形象，塑造了一位“非典型”的英雄——他的偉大不在于開疆拓土或力挽狂瀾，而在于為了“太平”二字的承諾，有勇氣成為自身權力的終結者。這使“民生”從一個治理目標，躍升為評判一切政治行為的終極尺度。

統一之“法”：

人心認同是最偉大的統一

電視劇《太平年》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太平年》對“統一”主題的處理，是其最具現代意識和歷史洞察力的部分。它沒有陷入“成王敗寇”的簡單敘事，而是將“統一”置于文明存續與發展的大視野下，展開了一場“武力統一”與“和平統一”的深刻對話。

劇集并未貶低宋太祖趙匡胤結束割據、重建大一統的歷史功績。北宋軍隊的雄武、統一進程的勢不可擋，得到了充分展現。然而，劇作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冷靜地呈現了統一過程的另一種代價：后蜀、南漢、南唐等國的抵抗，往往招致慘烈的攻城戰與戰后的清算。特別是對南唐的刻畫，李煜的文藝風流與金陵城的最終陷落、生靈涂炭形成悲愴對比，凸顯了在歷史洪流面前，螳臂當車式的抵抗可能帶來的巨大災難。

在此背景下，吳越國“納土歸宋”的路徑，顯得格外耀眼。這不是一場勝負已分的被迫投降，而是在權衡天下大勢與自身實力后，主動選擇的、最有尊嚴也是最富智慧的退出方式。其直接結果是，保全了吳越地區高度發達的經濟成果、社會結構和文化遺產。杭州城完好無損，百姓安居樂業，錢氏家族受到禮遇，其子孫在宋朝世代為官，文脈綿延。這與遭受重創的其他南方地區形成鮮明對比。劇集通過這一對比，有力地論證了一個觀點：統一的價值，不僅在于地理版圖的合并，更在于所合并的版圖上，文明的火種、社會的財富、人民的生命是否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存。

更進一步，《太平年》揭示了“和平統一”更深層的歷史意義：它為新興的大一統王朝，提供了一種更富建設性的整合范式。吳越國完整的戶籍、輿圖、府庫，為北宋的順利接管和高效治理提供了極大便利；其先進的農耕、水利、航海技術，迅速融入宋朝的經濟血脈；錢氏家族“保境安民”的治理理念，也與宋朝“重文抑武”“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產生共鳴。這種融合，不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零和游戲，而更像是兩條河流的匯合，共同滋養了此后江南地區乃至整個宋朝的經濟文化繁榮。劇集以此表明，真正的、偉大的統一，不應僅是武力的臣服，更應是人心的認同與文明優勢的有機結合。

心理之“法”：

心理困境凸顯歷史法理抉擇的戲劇高潮

《太平年》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對錢弘俶最終決定“納土歸宋”這一歷史時刻的多維度刻畫。劇中展現了他面臨的三重法理困境：

對祖先的“孝法”困境：吳越國經三世五王經營，錢弘俶若拱手相讓，如何面對列祖列宗？劇中，他在宗廟前長跪的獨白感人至深：“孫兒今日所為，若保得錢氏血脈永續，江南百姓免遭涂炭，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可會寬宥？”

對臣民的“契約”困境：作為吳越君主，他與臣民之間存在隱性的統治契約。主動歸宋是否違背了這一契約？劇中，他多次召集士紳百姓，聽取各方意見，最終作出了著名的“不以一人之尊，易萬民之命”的宣言。

對時代的“大勢”困境：是堅持割據的“地方合法性”，還是順應統一的“歷史合法性”？錢弘俶的智慧在于，他認識到在天下思定的大勢面前，割據政權的“小法理”必須讓位于重建統一秩序的“大法理”。

劇集通過精良的制作，展現了“納土歸宋”這一行為所蘊含的豐富法理內涵——

對暴力法則的超越：錢弘俶是在吳越國勢尚存、并非山窮水盡時主動歸附。這摒棄了“成王敗寇”的簡單邏輯，體現了一種基于理性判斷和政治道德的抉擇。

對民本法統的終極踐行：“以蒼生為念”貫穿了錢弘俶的整個決策過程。劇中反復出現的百姓耕作、市井生活的祥和畫面，與戰爭場面的慘烈形成鮮明對比。錢弘俶認識到，真正的“法治”不是嚴刑峻法，而是讓人民免于恐懼、安居樂業的基本保障。當局部政權的存續要以民眾的長期安全為代價時，放棄權力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道德。

對歷史法統的自覺融入：錢弘俶對心腹大臣說，“自唐亡以來，天下分崩，法統斷絕。今日之宋，非僅趙氏之宋，乃天下人重建法統之望也。”這段話深刻揭示了他對北宋統一事業的理解——這不僅是軍事征服，更是對斷裂的中華政治文明法統的接續。他的歸附，是主動將吳越政權的合法性融入這一更宏大、更具歷史正當性的秩序之中。

藝術之“法”：

太平之法的深層追問

《太平年》在視覺語言上精心設計了一套象征系統：反復出現的“錢塘江潮”，既象征時代大勢不可阻擋，也暗喻法理秩序如潮汐般有漲有落，但終將歸于平衡。

宮廷與民間的空間對比：巍峨宮殿內的權力博弈，與市井街巷的日常生活交替呈現，直觀表現了“法理”的最終歸宿應是民間秩序。

文書與璽印的特寫：盟約、法令、國書等文牘的特寫鏡頭，強調了從“口頭約定”到“成文規則”的文明進步。

臺詞中的法理思辨：劇集臺詞富含哲理，多處直接探討法理問題。如錢弘俶的名言：“法之貴，不在苛嚴，在生民畏而敬之；政之善，不在權謀，在萬世安而久之。”這些臺詞將抽象的法理觀念轉化為鮮活的戲劇語言。

敘事節奏與法理推演同步：劇集的敘事節奏與錢弘俶的法理認知過程高度同步——前期較快，展現亂世紛爭；中期放緩，深入展現決策困境；后期莊重從容，表現歷史抉擇的完成。這種節奏控制使觀眾能夠跟隨主角一同思考、一同抉擇。

然而，該劇最大的藝術之“法”還是在于對一些問題的深思：如何在法理秩序中安放人心？《太平年》的劇名本身已揭示全劇主旨。所謂“太平”，不是沒有沖突的烏托邦，而是沖突能夠在公認的法理框架內得到解決；不是絕對的靜止，而是變化能夠在有序的軌道上進行。“年”不僅是時間單位，更象征這種秩序的持久性。錢弘俶“納土歸宋”的故事之所以歷經千年仍能打動我們，正是因為它觸及了人類政治生活的永恒追求：如何在變動不止的世界中，建立并維護一種能讓生命繁榮、文明延續的法理秩序。他犧牲了小王朝的宗廟祭祀，卻成全了更大共同體的生生不息；他放棄了一姓的私權，卻參與了天下公法的重建。

當納土歸宋的進程最終完成時，《太平年》也完成了它最后的升華：法治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條文繁簡，不在于刑罰輕重，而在于能否在人心深處建立起對秩序的認同與信賴。錢弘俶以他的歷史抉擇告訴我們，真正的“太平年”，始于對“法”的敬畏，成于對“民”的擔當，終于對“天下”的胸懷。這或許就是《太平年》在千年之后，給予我們這個依然在探索良法善治時代的最大饋贈：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最明智的選擇往往不是堅守最鋒利的劍，而是擁抱最持久的法；最偉大的功業往往不是開拓最遼闊的疆土，而是安頓最普通的人心。

劇情簡介

劇集聚焦錢弘俶（白宇 飾）、趙匡胤（朱亞文 飾）、郭榮（俞灝明 飾）三人在國家板蕩中的命運抉擇。他們目睹離亂，深知唯有重建秩序方能終止苦難。錢弘俶秉持“保境安民”，守護一方；郭榮志在重振綱常，然天不假年；趙匡胤順勢而為，立宋建制，革新圖治。最終，在歷史洪流與蒼生祈盼下，錢弘俶“納土歸宋”，為華夏文脈得以延續與發展奠定了和平基礎。

（更多內容請關注《方圓》2月下期）

編輯丨黃莎 肖玲燕設計丨劉巖

文丨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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