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歲恩師寫信求職，毛主席回復(fù)不需來京，幾個月后恩師卻獨身赴京

1949年10月1日下午，北京城上空晴朗，天安門廣場的禮炮聲此起彼伏。站在人群里的劉策成緊了緊長衫，他已經(jīng)66歲，聽見國歌響起時，低聲說了句：“這小子真成了。”周圍的掌聲湮沒了老人的感慨，可那一刻，他下定決心——再老也要出力。

溯回到1923年春，長沙驟雨剛停。時任湖南省警察廳廳長的劉策成把署里的木格窗推開，風(fēng)吹散案頭的公文。他剛得知趙恒惕準備以“煽動農(nóng)運”為名逮捕毛澤東。劉策成對署長王建屏說：“務(wù)必讓他先走。”王建屏猶豫片刻，握拳點頭。幾小時后，兩名警員趕到毛澤東住處遞話，毛澤東攜手下迅速撤離，趙恒惕的圍捕無功而返。

劉策成與毛澤東的師生情緣始于1915年。那時，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教授歷史，毛澤東常帶幾本線裝書來旁聽，兩人偶爾辯論“商鞅變法得失”，課堂外又討論莊子。劉策成賞識這個思維鋒利的學(xué)生，說他“志氣銳，思路新”。1918年，毛澤東籌辦文化書社，缺少啟動資金，他寫信給老師求助，劉策成掏出300銀元，不留一句客套。

抗日烽火年代，兩人行蹤各異，少有音訊。1939年冬，衡山會館燈燭昏黃，劉策成與周恩來一見面，周恩來笑道：“潤之托我向您問好，說當年長沙之事一直記著。”老人成竹于胸地擺擺手，卻沒多談自己。

新中國成立，劉策成已年近花甲。他研究莊子數(shù)十年，自認還能再揮毫十載。1950年8月16日，他提筆致信中南海，請求安排文史工作，大半篇幅都在介紹《莊子集解內(nèi)篇補正》的寫作計劃。毛主席閱后，立即回信：家庭土地交農(nóng)會，至于工作，“不需來京”，可去長沙面見省長程潛。

拿到回信，劉策成旋即南下長沙。程潛見了他，禮數(shù)周全，將其安排為省政府參事，待遇優(yōu)渥。然而參事日常多是接待與建議，離他想象中的清凈書房相距甚遠。半年過去，參事室的事務(wù)拖慢了他對莊學(xué)的整理，他再度執(zhí)筆寫信北京，并附上樣書樣章。

毛主席再次回信，直言“地點似在長沙為宜”。字句溫和，卻仍未松口。時光不等人，劉策成已68歲，自忖再遲，恐無精力補訂全書。1951年春寒料峭，他攜數(shù)十頁手稿、少量盤纏，只身坐火車北上。抵京第二天，他給毛主席留言：“學(xué)生已在京。”

毛主席公務(wù)繁多，仍抽空批示：已告統(tǒng)一戰(zhàn)線部李維漢接洽，并囑工作人員送來生活費，安排他暫住新飯店。李維漢與周恩來商議，認為中央文史研究館更合適。6月中旬，周恩來簽發(fā)聘書，特聘劉策成為館員。

當天傍晚，郵差輾轉(zhuǎn)把聘書送到新飯店。老人展開紅邊聘書，愣立良久，眼圈紅了，卻只是自語：“終于不用再寫求職信了。”翌月，他將家眷遷至北海公園西畔的小四合院，每天清晨沿著玉帶橋散步，之后坐進書桌前校訂《莊子集解內(nèi)篇補正》。

1953年底，初稿完成，古籍出版社啟動排印。徐特立、郭沫若讀后交口稱贊，其中郭沫若批注一句：“考據(jù)嚴謹，發(fā)凡舉例，足為后學(xué)津梁。”劉策成伏案修改，又刪補三萬余字。毛主席收到樣書，批示“速印”，此書次年面世，國家圖書館將其列為珍本。

有意思的是，劉策成晚年談起三封書信，總說“潤之待我有情，辦事守規(guī)矩”。熟悉內(nèi)情的人明白，正因為毛主席堅持規(guī)矩，才讓這位老學(xué)人以正式程序走進中央文史研究館，也才能心無旁騖完成那部傳世之作。

1964年春，劉策成病逝于北京，享年81歲。《莊子集解內(nèi)篇補正》仍在重印，也仍有人讀到扉頁端正小字： “謹以此書獻給天下好學(xué)之士。” 那份師生情誼，無聲卻綿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