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彭士祿冒險找到聶榮臻，促成中央軍委發出“特別公函”

1967年8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被雷雨劈得光影閃爍。海軍裝備部一間簡陋辦公室里，電話忽然響起，值班參謀只聽到一句低沉的吩咐：“請務必轉告聶帥，彭士祿有急事求見。”這通電話像一粒火種，在數小時后點亮了中國核潛艇工程的命運。

直到那年夏末，在外界看來，核潛艇計劃似乎已經“半癱”，十年摸索卻仍停在船臺前。撥款吃緊、關鍵件斷供、技術派系爭吵不休，試驗堆建設遲遲未能獲批，基層科研人員人心浮動。有人悄悄給工程取了個別稱——“爛尾項目”。彭士祿聽見后只回了四個字：“絕不收兵。”

眼前的阻滯，得從1958年說起。毛主席一句“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讓這位32歲的化工博士改行入局。那會兒，蘇聯專家甩手走人，留下兩張黑白照片和一堆看不懂的資料。彭士祿啃英文、查德文、拆玩具潛艇做驗證。有人問他圖什么，他笑道：“人民給我命一條，我還他們一條艇。”

1965年底，關于“先上艇還是先上陸上模式堆”的爭論席卷會議室。對方拿出國際雜志上的彩圖，主張直接把反應堆塞進艇殼節省時間。彭士祿站起來，一口氣講了四個安全隱患，最后用閩粵口音拉長語調：“先陸上試，吃小虧，贏大仗！”場面一度尷尬，批評他“保守”的報告很快摞成厚冊。

然而，真正險峻的不是技術，是時間。1966年“靠邊站”風暴刮到科研口，大批專家被抽調勞動，會議空轉無果。1967年夏天，彭士祿跑遍部委，批件仍原地打轉。他意識到，普通渠道已失靈，必須直抵最高層。那晚的電話，于是成了背水一戰的起點。

第二天清晨，身著舊軍裝的彭士祿站在西山軍委作戰樓外，被衛兵盤問良久才得放行。聶榮臻見到他，先是沉默，繼而抬頭，“說吧，出什么事了？”彭士祿只回一句：“核潛艇要停了，祖國的心臟不能停跳。”聶帥重重一點頭，當場批示：準備材料，軍委直接發文。

8月30日，“關于加速核潛艇研制”的紅頭文件以“特別公函”形式下發，措辭之堅決前所未有；不到一年，毛主席親筆簽署“718指令”，把核潛艇工程提到與衛星同等優先級。就此，技術骨干陸續解禁歸隊，資金物資的閘門也終于打開。工程現場燈火再度徹夜通明，年輕學員把通知貼在寢室門板，半夜讀著都睡不著。

1970年8月，陸上模式堆在花崗巖山洞里實現滿功率運行，噪聲震得電線簌簌顫，可測量儀表穩得像釘子。數據打印出來那一刻，彭士祿長舒口氣，悄悄把一顆速效救心丸塞進嘴里。四個月后，12月26日，長征一號核潛艇在遼東半島外海按時下水，4.6萬個零件無一外購。外電驚嘆：中國怎么可能跳過“技術斷崖”？道理很簡單：有人愿意為結果擔全部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總裝最緊張的階段，彭士祿突發胃穿孔。手術室外，助手急得團團轉。他醒來便要回船臺，醫生攔不住，他只拋下一句：“艇在等我，疼算什么？”那年他45歲，胃只剩原來的四分之一。

1983年，他再次調檔案袋，從軍口轉到能源口，主持大亞灣、秦山二期。有人勸他歇歇，“您功成名就了。”彭士祿搖頭：“海里要安全，陸上也得安全。”核電站驗收時，他抓著欄桿看著反應堆壓力殼，像看自己孩子。

彭士祿的工作內容長期對外保密，家人只知道他“常年出差”。他走路快，說話更快，遇到學生提問，常把白板畫滿數據。里科弗訪華時提出交流，被安排到別處參觀，外媒傳言“中方有意隱藏真正掌舵者”，當事人卻在潛艇學院教初學者畫燃料棒。

2021年3月22日，北京春寒料峭。彭士祿走得安靜，追悼會按他的遺愿取消，骨灰撒入黃海。海風卷著白浪，打在軍港突堤。有人把那枚寫著“特別公函”復制件放進展示柜，旁邊標簽只有一句話：“一紙命令，換來深潛萬里。”

核潛艇工程已進入更新換代時代，可1967年那場夜雨仍被許多老兵念叨。如果沒有那通深夜電話，沒有那份“膽大包天”的直奏，中國的深海方程式也許要推遲多年。彭士祿用一生說明，關鍵時刻站出來的人，往往只有一次機會；抓住了，國家就多了一艘可以深潛的鋼鐵巨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