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孫殿英被我軍活捉，劉伯承：此人不可殺，他對我們有恩

1938年臘月，太行深處的一個山坳里，129師后方倉庫彈藥見底，參謀長夜里急得團團轉。忽然，一支衣著雜亂的隊伍悄然抵達，幾十匹騾子馱來的木箱打開，露出一箱箱步槍子彈和急需的醫藥。“老總，這批貨先頂兩個月。”對面的軍官低聲說。那人正是豫北第十二軍軍長孫殿英。沒有歡迎儀式，也沒有合影留念，雙方簽了張收據，他帶兵悄然折返。槍聲仍在山外零星響起，太行脊梁卻多了一線生機。

誰也想不到，九年后，這個在寒夜送來救命彈藥的軍閥，會倒在我軍陣前。1947年六月，劉伯承率中原野戰軍南下渡黃河，兵鋒直指豫北。湯陰縣城的防線，正由國民黨暫編第三縱隊司令孫殿英死守。幾番激戰，頑強抵抗很快被坦克與炮火撕裂，城破之日，孫殿英被活捉。營房里人聲鼎沸，“打倒盜陵賊！”“處決賣國賊！”呼聲耳畔炸響。將士們難忘他昔日劣跡，憤恨填胸。就在情緒將近失控時，劉伯承沉聲一句：“此人不可殺，他對我們有恩。”全場頓時鴉雀無聲。

若將時間倒撥二十年，孫殿英的名聲可謂臭不可聞。1889年生于河南永城貧寒農家，他早年混跡市井，打黑吃黑。1922年竄入豫軍當機槍連長，憑著膽粗心黑，從鎮嵩軍到奉系，再到張宗昌的標下，四處往來，轉身如翻書。1928年，他以“軍事演習”為幌子炸開清東陵，乾隆棺槨被毀、慈禧夜明珠不翼而飛，輿論嘩然。可一袋袋珍寶悄然奉上，南京高層諱莫如深，他也就安然脫身。世人記住了盜墓者的大名，卻忽視了他變化無常的另一面。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驟至。孫殿英雖然劣跡斑斑，卻也懂得小鬼子若闖進中原，自己同樣無路可走。1933年他率部北上赤峰，擊潰日軍一個旅團，繳獲騾馬百余匹、輕重機槍五十余挺，這一仗讓中外記者都感到意外。輿論稍稍改口，說這位“盜陵賊”也會打日本。不久，他開始與八路軍接觸。129師進軍晉冀魯豫時，缺衣少藥，他派人悄悄送來糧食、彈藥，連縫合針都細心打包。以他的江湖脾氣，這些援助不收分文，唯一要求是“別提我名字”。

抗戰后期，形勢陡變。1943年冬，日軍企圖在豫北建立“自治聯合縣”，孫殿英地盤被切割，他本人突然宣布“受招撫”，搖身一變成了偽軍司令。坊間罵聲再起，“賊中之賊”成了新標簽。有人分析，這一跳槽與其財政危機有關，也與蔣系長期掣肘不無關系。無論借口如何，通敵的事實擺在那，他的人生再度跌入谷底。

1945年日本投降，孫殿英見勢不妙，立刻揮師“反正”，向蔣介石表忠心，被封為新編第四路軍總指揮，鎮守豫北要地。對蔣介石而言，這是“寧可用不可棄”的孤注一擲；對孫本人，卻是撈取資本的最后機會。他想過和共產黨再續舊情，卻發現戰場已分明，置身旋渦再無中立空間。

1947年夏季，我軍強渡黃河后迅速展開豫北戰役。劉伯承深知當地地形險阻，部署三路并進，先切鐵北鐵路，再斷彰德補給。孫殿英接二連三電請徐州“行總”救援，無奈空中回電一句“自行設法支撐”。糧彈難繼，士氣崩潰，他終在湯陰西門舉旗投降。押解途中，老部下低聲詢問：“司令，咱們算不算認輸？”他苦笑：“成王敗寇，認了吧。”

戰后審訊會上，軍法處列出罪狀：盜陵、倒賣國寶、通敵、毆民、吸食鴉片，可謂樁樁鐵證。對此，他并未辯解，只抬頭看了一眼高懸的八路軍軍旗。劉伯承問：“抗戰時為何暗助我軍？”他答得直白：“打東洋鬼子是咱中國人的事。”沒有豪言，也無辯解，人們一時無話。劉伯承旋即提出從寬處理，“既往不咎，但須反省”。他的決定并非寬縱，而是基于實際：八路軍艱苦歲月中，這人確實送來兩萬余發子彈、一批藥鹽，救過許多戰士性命。情、法、利交織，留下此案的特殊注腳。

押解至晉冀魯豫邊區戰犯收容所后，孫殿英身染重病。鴉片癮纏身，肺部早已空洞。他曾把隨身象牙嘴子交給看守，說“這東西害人，別讓我再碰”。1947年9月30日凌晨，病榻搖晃，他喃喃道：“槍炮聲聽不到了，倒也清凈。”隨后氣息全無，終年五十八歲。收殮時搜出一張黃紙條，上面寫著兩句歪歪扭扭的字：“欠國甚多，幸未負山里那些孩子。”

世道無常，軍閥生涯更如浮萍。孫殿英的一生，光怪陸離：盜墓名聲、抗日血戰、通敵污點、臨終懺悔。劉伯承那句“他對我們有恩”，既是對歷史細節的冷靜考量，也是戰場之外另一種厚道。戰爭終結于勝負，可人與事的評判，往往要復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