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個好同志,是我軍的一個精明能干的高級指揮員,他犧牲太早了,你們應該寫些文章紀念他!”
這是周總理對他的評價,句中的“他”就是紅軍軍長徐彥剛。說起來,這位軍長的一生,真是難免讓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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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覺得,這樣的英雄人物,就應該轟轟烈烈地來,轟轟烈烈地去,可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之下,誰又能選擇自己的結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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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徐彥剛生在四川的一個農家。那會兒的四川農村,地里的莊稼全看天臉色,徐家種著幾畝薄田,趕上旱年,連粥都喝不飽。
徐彥剛的爹是個老實莊稼漢,一輩子沒讀過書,卻認準“讀書能救娃”,每天天不亮就扛著鋤頭下地,晚上回來還得編竹筐換錢,就為了湊夠兒子的學費。徐彥剛的娘更疼他,夜里就著油燈給人縫補衣服,手指被針扎得全是小洞,也舍不得歇歇。
徐彥剛從小就懂事兒,早上跟著爹下地割豬草,下午就走好幾里山路去私塾。先生總夸他“認死理”,教的《論語》能背得滾瓜爛熟,問他“為啥讀書”,他眨著眼睛說:“想讓爹娘不用再餓肚子,想讓村里的娃都能讀書。”這想法,后來成了他一輩子的執念。
1924年,17歲的徐彥剛考上了重慶江北中學。這是他頭一回離開老家,坐著搖搖晃晃的木船到重慶時,城里的一切都讓他新鮮。街上有穿西裝的學生,墻上貼著“反對帝國主義”的標語,還有人站在高臺上演講,說:“要讓天下的窮人都過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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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彥剛越聽越上心,跟著這些進步學生一起發傳單、搞罷課,沒過多久就成了軍警的“眼中釘”。
有一回,他帶頭在學校門口抗議,被兩個警察架著胳膊塞進了牢里。牢里又黑又潮,每天吃的是摻著沙子的糠殼,晚上凍得縮成一團。獄警拿著鞭子問他“服不服”,他咬著牙說:“我沒做錯,憑啥服?”
在牢里待了半個月,家里湊錢把他保了出來,娘一見他就抱著他哭:“娃啊,咱不鬧了,安安穩穩讀書不好嗎?”徐彥剛擦了擦娘的眼淚,說:“娘,我不是瞎鬧,我想讓更多人不用像咱這樣受苦。”
1926年,徐彥剛考上了重慶中法大學,后來又入了黨。這年冬天,他聽說武漢在辦軍事學校,揣著剛發的學生證就偷偷跑了去,他要學打仗,要拿槍桿子保護那些像他爹娘一樣的窮人。
誰料第2年南昌起義,他跟著教導團趕路,半道被張發奎的部隊繳了械。沒槍沒兵,他沒灰心,轉頭就加入了平江、瀏陽的工農自衛軍,跟著隊伍參加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一路跟著毛主席上了井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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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的日子苦得很,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南瓜湯,敵人還三天兩頭來“圍剿”。徐彥剛被派去改造袁文才的農軍,這些農軍兄弟大多是莊稼漢,沒受過正規訓練,有的連槍都不會開。
徐彥剛也不擺架子,跟著他們一起劈柴、種地,晚上就圍著篝火教他們認字、講戰術。農軍戰士見他實在,都愿意聽他的,沒多久就把他當成了“自己人”。后來農軍編入紅4軍32團,徐彥剛當參謀長,打起仗來一點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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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井岡山的風已經帶了涼意,黃洋界保衛戰正打得熱火朝天。
那會兒紅軍主力去了湘南,山上防守吃緊,徐彥剛正帶著紅4軍32團的戰士守八面山、桐木嶺這些哨口。他沒去黃洋界主戰場,但也沒閑著:白天領著人搬石頭、堆擂木,把哨口工事修得嚴嚴實實;晚上就摸黑繞到敵人后方,放幾槍、扔幾顆手榴彈,攪得敵人睡不安穩。
到了1930年8月,徐彥剛成了紅3軍3縱隊縱隊長,文家市一仗打出了名氣。
當時敵人占著高升嶺、棺材嶺兩個山頭,火力猛得很。他沒硬沖,繞到后山找了條小路,帶著戰士突然從敵人背后冒出來。槍聲一響,敵人慌了神,他趁機指揮部隊分割包圍,最后把戴斗垣旅的三個團加四個營全收拾了,還抓了一千多俘虜。
1932年8月打宜黃的時候,徐彥剛已經是紅3軍軍長了。宜黃城門結實,幾次沖鋒都沒打下來。他蹲在前沿陣地看了半天,讓人找來炸藥包,親自跟爆破手交代:“別慌,我讓機槍掩護你,到了城門根兒就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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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的時候,流彈擦過他胳膊,滲出血來,他隨便用布條纏了纏,盯著城門方向喊:“沖!”直到城門被炸開,戰士們沖進去,他才松了口氣。
1933年,26歲的徐彥剛當上紅1軍團參謀長,第四次反“圍剿”打得漂亮。黃陂戰斗時,他協助林彪、聶榮臻制定計劃,把敵52師引進包圍圈,最后活捉了師長李明。沒過多久,又在登仙橋堵住敵59師殘部,師長陳時驥藏在草叢里,被戰士們揪了出來。
那會兒他跟紅1軍團保衛局長羅瑞卿配合得特別好,他管怎么打,羅瑞卿管戰場警戒和看押俘虜,國民黨報紙暗地里都叫他“硬骨頭”。
這年冬天,徐彥剛被調到湘鄂贛軍區當司令員,后來又兼了紅16師師長。1934年5月,師長高詠生犧牲,部隊打得只剩幾百人。他沒泄氣,帶著戰士在崇陽、通城一帶打游擊,慢慢把隊伍拉到一千多人。
1935年3月的老虎洞戰斗,他為了掩護機關轉移,左胸和右腿都中了彈,警衛員要抬他走,他急得喊:“別管我,接著打!”最后還是衛生員硬把他背下陣地的。
傷還沒好透,他又穿回軍裝歸隊,戰士們心疼地勸,他拍著胸脯笑:“我這骨頭硬,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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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6月,國民黨軍調集62個團對湘鄂贛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清繳”。徐彥剛就和省委書記商量,兵分三路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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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著中路部隊過了河,卻沒見右路過來,只好在通城、崇陽交界等著。可等了好幾天,一直都沒等來自己人,倒等來追上來的敵人。
部隊只好往陽新方向撤,到了太子廟,徐彥剛跟副師長方步舟起了分歧,方步舟想橫渡長江去大別山,徐彥剛卻認死理:“紅16師是湘鄂贛的根,不能走!咱們得在靖安、奉新這邊開辟新根據地,等著跟大部隊匯合。”
多數戰士都聽徐彥剛的,部隊分成兩路:他帶紅46團先走,方步舟帶師部和紅48團隨后跟上。徐彥剛到了黃顙口,找了船順江而下,本想讓船回去接后續部隊,可方步舟那邊沒等著船,就被敵人追上了,部隊打散了。
徐彥剛帶著紅46團在瑞昌登岸,消滅了一股地方武裝,可沒等多久,敵人又追來了。一路上惡戰不斷,紅46團越打越少,徐彥剛的腿也被流彈打傷,走不動路了。
他把剩下的戰士交給團政委明安樓,攥著他的手說:“你們一定要把部隊帶回黃金洞,等著我!”然后帶著一個排的警衛人員,躲進了江西永修的云居山養傷。
云居山偏,沒多少人家,他找了個山洞藏著,夜里疼得睡不著,就拄著棍子下山找吃的。沒多久,他遇上了黃家兄弟,黃圣春、黃圣彬和另一個兄弟,都是山下種地的農戶,看著人挺實誠的。
剛開始,黃家兄弟還挺照顧他。黃圣春每天都會送點食物、熱水過來,徐彥剛過意不去,就把身上帶的幾塊銀元分了他們一些。他還教村里的娃娃們認字,用樹枝在地上寫“革命”“窮人”,跟娃們說:“等革命成功了,你們都能進學堂,頓頓吃米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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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們愛聽,每天都圍著他轉,黃家兄弟也常來跟他聊天,問他外頭的戰事。徐彥剛以為,在這深山里,能遇到這樣的人家,是自己的運氣。
可他不知道,那會兒永修縣城里,到處貼著懸賞布告:“生擒徐彥剛賞二萬大洋,割首級來獻賞一萬大洋”。一萬大洋,對黃家兄弟來說,是幾輩子都掙不到的錢。剛開始他們還有些猶豫,可看著布告上的數字,想著家里漏雨的房子、餓肚子的孩子,貪念就起來了。
黃圣彬偷偷把家里的牛角斧磨得锃亮,夜里能聽見斧頭蹭過磨石的“沙沙”聲,黃圣春沒攔著,還悄悄把門閂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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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21日,雨后的云居山有點涼。黃圣春來叫徐彥剛:“徐同志,家里煮了紅薯粥,你過來吃點。”徐彥剛拄著棍子去了,腿上的傷還腫著,鞋都脫不下來。
他坐在桌邊,剛喝了半碗粥,就聽見身后有腳步聲,是黃圣彬,手里握著牛角斧,沒等他回頭,一斧就劈在了后腦勺上。油燈的火苗晃了晃,血順著桌腿流到地上,沒一點聲響。里屋的衛生員也被砍死了,在外頭警戒的警衛員,被趕來的保安隊抓了。
第2天一早,黃家兄弟把徐彥剛的頭顱裝進麻袋,扛著去了縣城領賞。可國民黨當局見他們是農民,根本沒給一萬大洋,只扔給他們幾包鹽。黃家兄弟傻了眼,拿著鹽回了村,卻不敢聲張。
沒過多久,村里人就知道了這事,指著他們的脊梁骨罵“白眼狼”,他們待不下去,只好搬去了外地。后來有人說,黃圣彬沒多久就病死了,另一個兄弟也失蹤了,只剩黃圣春孤零零地活了幾年,最后也沒人知道他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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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彥剛的遺體,則被那兄弟幾個扔到了云居山的山腳下,靠著那棵歪脖子老槐樹。村里有個老人想偷偷去掩埋了,至少讓戰士入土為安,可國民黨查得嚴,他也不敢太明顯,最終只能偷偷摞了個石頭堆做標記。
消息傳到延安的時候,已經是幾個月之后了。朱德拿著電報,半天都說不出一句話,手指捏得發白。那時候,周總理正在莫斯科,聽說了徐彥剛的事情之后,也沉默了很久,然后對身邊的秦化龍說:“你們應該把他的事跡寫下來,留給后來的人。”
一直到了今天,徐彥剛烈士的事跡還是在傳頌,他的精神,將永遠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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