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初冬的北京,冷風挾著碎雪鉆進棉衣縫隙。剛從內蒙古兵團探親歸來的十八歲小伙子陳佩斯,擠著公共汽車在阜成門掉下腳步,直奔電影學校的舊大院。五年沒見,父親陳強正在院里刷墻,他的頭發全白了,手上涂著石灰,和記憶里那個舞臺上意氣風發的“黃世仁”相去甚遠。寒暄不過三句,“我要報考演員”的話脫口而出,老人眉頭立刻皺成川字。那天只留下一句拒絕:“不行,別走我這條道。”
陳強為什么如此排斥?答案埋在他二十幾年的從影經歷里。早在一九四四年,延安魯藝的《白毛女》首演,他硬著頭皮出演惡霸地主。敵后前線的觀眾看得義憤填膺,臺下有人掄蘋果砸他,也有人上了子彈差點真開槍。后來到六十年代,《紅旗譜》里的“南霸天”再度走紅,掌聲與唾沫齊飛。一邊是海外影節伸來的橄欖枝,一邊卻被人冷言“反角去領獎像什么樣子”。榮譽沒捧到手,倒添了一肚子郁氣。從那時起,他給自己立下暗規,不讓孩子再嘗這口飯的酸甜苦辣。
可年輕人的執拗誰也攔不住。陳佩斯關門苦練,兩個月里對著鏡子又唱又跳,連窗外鄰居都說那屋里像開了小戲園子。父親最終妥協,陪兒子去考部隊文工團。主考官見到陳強先冷了臉,一紙“暫不需要”把希望扔進廢紙簍。接著換另一家文工團,結局如出一轍。自尊心被撕得粉碎的陳佩斯拎上革口袋準備回草原,車票都買了,突然聽說八一廠招考,他在站臺踟躕半刻,還是退了票。第三次試場,主考人成了田華,她一句“來,先放松”讓少年心重燃。初試復試層層闖關,卻又被流言壓住檔案。田華據理反駁,才有了“第三回合”——這一次終于蓋章通過,陳家小子的演員夢,總算有了落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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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快進到一九七七年春。嚴寄洲導演開拍《萬水千山》,陳佩斯領到的本子只有三行字:匪兵甲。拍到第三天,他在后景偷加動作,帽子被槍聲“嚇飛”,逗得全場樂,角色瞬間升級為匪班長;再用煙霧摟鼻子的細節,又漲成匪排長;最后干脆坐上連長位置。周末回家,他推門就嚷:“我升官啦!”父親正埋頭給盆景剪枝,只淡淡問:“當啥官?”一句“匪連長”堵得老爺子臉色沉下來。“就不能演點好人?”短短八字,比訓斥更重。陳佩斯不解,心里卻生出不服:喜劇和反角難道天生低人一等?
答案在時代浪潮中漸漸顯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文藝“解凍”,老一代電影工匠重新回到聚光燈。陳強被北京電影制片廠邀請出演《瞧這一家子》,導演王好為同時點名讓陳佩斯演次主角“小寶”。父子頭一次在鏡頭前搭檔,年輕人既興奮又緊繃。排第一場起床戲,他要一口氣完成穿衣、找杯子、撞桌腿等連貫動作。導演連喊五次“重來”,腳趾已經青紫。那晚陳強悄悄留在棚里,示范一遍節奏:“動作要真但別過頭,碰得疼觀眾心里才跟著疼。”老手的分寸感,讓陳佩斯豁然開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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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一九七九年,《夕照街》的劇組把父子倆再次湊到一起。片中“二子”不是典型壞蛋,也不是傳統好人,油滑、貧嘴,卻有股子倔強的善意。為了揣摩這種邊緣小市民的味道,陳佩斯天天騎自行車鉆胡同,跟修表匠、鴿友、茶館跑堂聊天;回家就記口頭禪、摳細節。拍賣鴿子被派出所帶走那場,他臨場加了句“給鴿子點水喝”,又給自己補了個誤敬禮的小動作,王好為樂得拍板采納。影片上映后,觀眾記住的不是“匪連長”,而是那個既滑稽又真實的“二子”。
真正讓全國記住陳佩斯,是一九八四年除夕。中央電視臺第一次把小品搬上春晚,他端著一碗面條,三口兩咽,醬油胡亂濺,笑聲像潮水沖進千家萬戶。當天深夜,北京廣播大樓的值班室電話被打爆,要求重播的來電塞滿登記簿。陳強和老伴坐在家里,看見兒子自創的那套“真吃假抿”動作,魚尾紋擠出一條縫,他沒說話,只給自己續了半壺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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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郵包里塞滿觀眾來信,陳佩斯的筆記本也越疊越厚。父子常用一句話互勉:“愛心中的藝術,不愛藝術中的自己。”前輩的歲月告訴他,銀幕光影如潮,褒與貶隨風;后浪的沖勁提醒他,角色永遠在下一場戲里等候。正因為這樣,當人們討論誰是最佳時,他們總把答案留給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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