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去世后，水靜去看望他夫人，張茜：收拾殘局還得靠這批老同志

1972年3月中旬的北京依舊乍暖還寒，宣武門外的小旅店里，水靜剛放下行李，窗外的風就卷來一股刺骨涼意。她此行的任務說簡也簡——出差開個會；說難也難——完成楊尚奎托付的一句話：一定要去醫院看看張茜。三個月前，陳毅元帥病逝的噩耗傳到江西勞動點時，夫妻倆連唁電都不敢發，如今機會來了，水靜沒理由推辭。

門口的電話機嗡嗡作響，她抓起聽筒，還沒來得及說話，就聽見對面爽朗而微啞的女聲：“水靜？明早九點，昊蘇來接你。”一句話，既是招呼，也是安排。掛斷電話，她才想起，那頭的聲音竟然沒有昔日的明亮，像是蒙了一層灰。

次日一早，黑色吉普停在旅店門口。車窗搖下，昊蘇點頭示意。一路上，長安街依舊寬闊，可水靜心里卻堵得難受。301醫院外墻漆色發舊，樓道里藥水味刺鼻。推開病房門，第一眼看到的張茜讓她愣住——頭發花白，臉龐浮腫，眼睛卻仍舊清亮。兩人對望幾秒，張茜先開口：“水靜，來了就好。”

一句平常不過的寒暄，讓水靜鼻子一酸。幾年前，她眼中的張茜還是那位穿羅馬尼亞繡花襯衣、黑色百褶裙的優雅女士；再往前推，1946年的延安窯洞里，張茜捧著俄文小說埋頭苦讀，陳毅在旁邊打趣“夫人是半個翻譯家”。只是歲月沒有給任何人留情面。

病房里的氣氛短暫沉默后，張茜拉著水靜坐下。她聲音低沉卻平穩：“肺癌，已經動過刀了。醫生說恢復不錯，你別擔心。”說罷，還調皮地眨了下眼睛，仿佛在說“小病小痛，不算啥”。水靜強笑著點頭，卻知道那不過是安慰。

不可否認，張茜的確是個“做事的人”。抗戰時，自學英語、法語；建國后，又啃下俄語。1957年陳毅訪蘇，她隨團擔當翻譯，同年出版了兩部蘇聯小說的中文譯本。后來被下放到石家莊制藥廠，她硬是跟著工人學藥理，幾年后還能對處方指手畫腳。身邊人都說，這位夫人拿起課本就跟拿筷子一樣自然。

1961年的廬山會議，是兩家人最后一次無拘束相聚。那天夜里，松樹林里涼風陣陣，陳毅提著馬燈把大家召到小木屋。碗筷碰撞的聲音里，他風卷殘云般扒飯，引得張茜忍不住偷瞄。水靜壓低嗓門開玩笑：“元帥是不是餓壞了？”陳毅哈哈一笑，筷子在空中一揮：“打游擊那幾年，餓出來的好胃口！”眾人都笑，可笑聲背后，卻滿是苦澀往事。戰爭的裂痕，難以抹平，卻能化成席間的調侃。

“水靜，你還記得那天你纏著我寫詩嗎？”病床前，張茜忽然提起舊事。原來，南昌分別后，水靜曾央求陳毅題詩，最后得到一首《憶井岡》。如今詩軸仍掛在江西小屋，見字如面，水靜不止一次對孩子們說：這是信念的見證。

話題轉到楊尚奎的近況，水靜便把這些年“牛棚”“開荒”的艱難輕描淡寫帶過。張茜聽完，拍了拍她的手背：“收拾殘局，還得靠這批老同志。”短短十三個字，像釘子釘在心口——陳毅走了，可攤子還在，許多線頭總得有人接。

午后探視時間結束，張茜堅持把水靜送到門口。昏黃燈光下，兩個中年女性握手良久。張茜嘴角帶笑：“回去告訴尚奎同志，等我好些，一定去南昌。”水靜拼命點頭，卻怕眼淚掉下來，只得加快步子離開。身后，張茜的背影纖瘦，卻挺直。

回到旅店，窗外胡同里有人吆喝賣糖葫蘆。聲音悠長，帶著一絲甜味，也帶著絲絲苦澀。水靜坐在床沿，為自己倒了杯涼開水。杯沿微燙，她卻握得更緊，因為心里清楚：張茜說的那句“靠這批老同志”，不是感慨，而是囑托，更像命令。

時間回撥到1963年春天。那年，陳毅從武漢轉機南昌，住一夜就得返滬。臨行前，他破天荒約水靜吃早飯，只因要在不足一小時里見到賀子珍。輪船汽笛聲不斷，碼頭灰塵飛揚，三人分坐一張小圓桌，普通的油條豆漿，陳毅卻吃得眉開眼笑。臨別時，他在人群中揮手，風衣的衣角掀起灰塵，與嘈雜共舞。那一幕，水靜至今忘不掉——元帥的背影被朝陽拉得很長，像一面飄揚的暗紅旗幟。

1974年春，江西傳來噩耗：張茜病逝，終年五十出頭。電報上只有寥寥數字，可水靜讀完，指尖發抖。她想起301醫院那次握手，想起那句“收拾殘局還得靠這批老同志”。此刻，真正站在殘局前的，恰恰是她和楊尚奎。

往后幾年，政策撥亂反正，楊尚奎調回原崗位。每當夜深人靜，兩口子對坐燈下，桌上總擺著那首《憶井岡》。詩里的字跡遒勁，卻透著溫度。朋友走了，戰友走了，家國的重擔仍在肩頭。風浪未平，老同志們依舊咬牙向前。

——他們沒有別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