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無道，馮道有道——《太平年》里最值得說道的人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

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這首詩頗具儒道釋合一的意境，其中“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兩句更有明顯的禪意，初見此詩我還以為是禪宗偈語，殊不知這是五代十國時期“五朝宰相”馮道的一首詩——《天道》。馮道（882年-954年），字可道，自號長樂老，名字里離不開一個“道”字，寫出《天道》一詩可謂名符其實。

馮道在禮崩樂壞、秩序摧滅的五代十國亂局中，先后在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個朝代擔任宰相，并在石敬塘的后晉被契丹滅亡后短暫稱臣于契丹（遼國），歷經十位皇帝，故又被稱為“十朝元老”。

馮道作為當時的文臣之首，其履職施政的過程幾乎貫穿整個五代，在變亂交織的時局中始終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深刻影響著時局的發展。但問題是他歷侍“十君”，是五個不同政權的君主，尤其還短暫向遼國皇帝耶律德光稱臣，后世對其評價也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了。

人們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但這個鏡子絕不僅僅是一個平面鏡，它還是一個多面鏡、一個透視鏡。從“立功立德立言”的“君子三立”標準來看，馮道飽受后人詬病的是“立德”，在“立功”、“立言”上，后世之人少有非議。

馮道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務實作風。從后唐時起李存勖父子就十分倚重馮道，在隨后的時間里，不管是何方勢力入主中原，要想盡快地安定秩序、理順政務、平衡各方，都離不開馮道。馮道從不染指軍權，從不參與宮廷爭斗，從不貪得無厭，保持中立中和，正如他在一首詩中所說的那樣——“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所以他在朝堂之上便有了底氣，曾多次成功勸諫君主，以民生為本，避免不必要的戰亂，深受多位皇帝信任。

馮道曾短暫稱臣于契丹最受后世非議，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并非中國之君。但正是在這種非常時期，馮道的務實風格、為民情懷和政治智慧展露無疑。按《舊五代史》記載，耶律德光在開封稱帝后，改開封為汴州，允許契丹部隊在本地征糧，縱容士兵大肆虜掠、奸淫和屠殺，特別是耶律德光手下大將張彥澤，更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這種慘無人道的獸行有一個形象的稱謂叫“打草谷”。可以想像當時的東京汴梁和一千多年后的南京大屠殺有得一比。很快中原漢人忍無可忍，紛紛奮起反抗，契丹的殘暴統治難以為繼。大概耶律德光感覺到來自于中原百姓的壓力，先是殺掉了張彥澤，后又問計于馮道：如何才能拯救天下百姓？馮道答道：“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馮道在恰當時機的恰當進言，對耶律德光有所觸動，耶律德光停止了殺戮，中原百姓的劫難得以緩解。

在中原人民的反抗下，加上不適應氣侯的變化，進駐開封不足半年的耶律德光無奈北撤，但同時擄走了眾多的官吏（包括馮道），女官、宦官、手工業者和學者，以及包括圖書、禮樂器等在內的大批傳世文物，還有大量金銀財寶。也許因作惡太多，行至河北欒城，耶律德光便一命嗚呼了。契丹各方勢力紛紛趕回大本營爭奪皇位，只留下部分兵力負責善后，營中漢人勢力奮起反抗，趕跑了契丹士兵。馮道等人在各處安撫兵民，特別是對女官、女眷，只要還有歸處，馮道自己拿錢悉數打發她們回家。當時眾人都希望馮道能夠出任節度使，但馮道卻拒絕道：“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為留后。”（《資治通鑒》卷二八七）。

馮道還值得說道的一點就是對儒家典籍的保護。儒家經典到南宋時定型為《十三經》，唐代時只有《九經》，刻石于學官，用以取士。但歷史上首次由官方大規模印刷《九經》套書，卻是馮道完成的。馮道于后唐長興三年（932年）奏請唐明宗，以唐代開成石經為底本，雕印儒家《九經》，于當年開始印行。到后周廣順三年（953年）《九經》全部刻印完成，前后歷時二十二年，歷經后唐、后晉、遼、后漢、后周五個王朝，沒有馮道的主持，這項“繼絕學”的浩繁文化工程是斷無可能完成的。

馮道954年病逝，享年73歲，得以善終。周世宗柴榮輟朝三日，追贈尚書令，謚文懿，并親自為他撰寫墓志銘。

六年后，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皇袍加身，建立宋朝。可惜馮道沒能等到趙宋王朝定鼎中原、終結亂世的那一天。

如何評價馮道的一生？由薛居正主編、成書于北宋開寶六年（973年）的《舊五代史》記錄了當時人們的評論：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這是對馮道一生的善行與公義的肯定。《舊五代史》還有更高的評價：“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

但是，到了歐陽修主編、成書于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的《新五代史》和后來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成書于北宋宋元七年即1084年），卻畫風突變。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將馮道列入《雜傳》文臣之首，“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無廉恥者矣！”，把馮道看作無恥之徒了。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說的就更難聽了。司馬光說：“為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司馬光指責馮道有小善而行大惡，是個偽君子、兩面人。

當然，除了這兩部正史外，與司馬光同一時期的名人也有持不同觀點的。如蘇軾和王安石都認為馮道是“亂世菩薩”，“能屈身以安人，如諸菩薩之行”。此二人雖在改革問題上針鋒相對，卻在對馮道的評價上出奇的一致，與歐陽修、司馬光完全不一樣。難道“程朱理學”與個“陸王心學”在此時已現分野了？

有人猜想朱熹會如何評價馮道，其實不用猜，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套理學價值觀，肯定與歐陽修、司馬光是一樣的。

猜想一下王陽明會如何評價馮道也許更有意義。由王陽明在明朝大事件——“大禮儀”之爭中的態度就知道王陽明會如何看待馮道了。明朝最敢玩樂的皇帝正德皇帝朱厚照把自己玩死后，身后無子，內閣首輔楊廷和力主由興獻王之子朱厚熜繼皇帝位，是為嘉靖帝。作為嗣子，要改認堂伯弘治帝（朱厚照之父）為父，而稱生父興獻王為叔。但朱厚熜登基后，執意追封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睿宗，以楊廷和為首的文官大臣堅決反對。嘉靖一怒之下罷了楊廷和的官，處罰了上百名大臣，楊廷和之子、寫“滾滾長江東逝水”的大才子楊慎就是在那時被發配云南的。這一事件史稱“大禮儀之爭”，延續二十多年，幾乎動搖了明朝國本。

“大禮儀之爭”發生后，王陽明的弟子們都想聽聽老師的看法，紛紛要求王陽明表達態度。但出人意料的是，王陽明不僅自己三緘其口，而且還寫信給弟子們要謹言慎行。難道王陽明因曾被發配龍場而害怕了？絕對不是。因為此時王陽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學思想已趨于成熟，對人性善惡有更深刻的洞察。從心學角度看，“大禮儀”之爭其實是人性、良知與封建道統的對抗，朱厚熜不因當皇帝就不認自己的親爹了，這是人性使然，也是基本良知。如果一種制度與人性相對抗，與人的基本良知相背離，最終會失敗的。

王陽明說：“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以此推論，在城頭經常變幻大王旗的五代，內心恐懼、隨波逐流是正常心態，氣定神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非一般人所能為，而馮道卻做到了。馮道的“氣定”來自于“心定”，有強大的內心才有立得主，而這種強大的內心絕不是營營茍茍的自私心，應該是傳道于亂世、救民于水火的公心即良知良能，且這種良知良能不因中原易主而稍有懈怠。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不管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這豈不是世間之大善？如果朱厚熜堅持認親爹而對抗禮教制度是從良知出發的，那么馮道不因政更跌而堅守救民救世初心更是從良知出發的。事雖不同，但良知之心是一樣的。

北宋以后，由于受“程朱理學”的洗腦，文人士大夫都成了花崗巖腦袋，把那一套綱常名教當作死的教條。還記得被稱為“天下讀書種子”的方孝儒嗎，因拒不為朱棣起草即位詔書而被誅滅九族，其氣節確實感天動地。但《荀子》有言，君子“從道不從君”，馮道便是典型。如果只是一味地“從君”，很有可背離天下大道。

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似乎給了我們終極答案，顧炎武在《日知錄》里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五代十國，易姓改號，政權更跌，也是歷史必然，非一般文官武將能解決。但馮道在亂世之中堅持保護和弘揚儒家經典，始終顧念天下蒼生，亂世無道，馮道有道，為華夏文脈傳承做出了杰出貢獻。

最后再摘錄馮道的一首詩——《偶作》：

“莫為危時便怙神，

前程須有期緣因。

須知海岳歸明主，

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

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讀這首詩，也許更能幫助我們理解馮道，理解那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