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統特工鮑君甫遭逮捕，法庭上放聲高呼：請陳賡出庭為我作證

1951年4月的一個清晨，南京市公安局的大門緩緩打開，一個頭發(fā)花白、穿著舊長衫的老人被警車帶走。街坊認得他——隨園口賣茶水的“鮑老先生”。沒人想到，這位握壺遞盞的閑人，竟曾是蔣介石、陳立夫眼中的“王牌耳目”。

1893年，鮑君甫出生在廣東中山。辛亥革命后，他遠赴東京，畢業(yè)于早稻田政治經濟科，日語講得溜，英文寫得快。返滬后，他先在日商洋行做文書，又給日本通訊社撰稿，靠稿費和文書薪水混跡租界沙龍，短短幾年便摸到了上海上流社會的門道。

1924年國民黨改組，他跟隨同鄉(xiāng)楊劍虹辦工會，順勢遞交入黨申請。五卅慘案爆發(fā)，街頭血跡未干，他已被陳立夫看中，拉進“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這支后人熟知的“中統”雛形，專抓異己。鮑君甫遂更名“楊登瀛”，手握特派員證件，游走十里洋場，打著緝捕“赤匪”的旗號，攢人脈、搜新聞、收情報，風頭一時無兩。

有意思的是，就在“楊登瀛”名聲漸響之際，一條隱秘管道也悄然開通。1926年，中央特科派陳養(yǎng)山以“求學日語”為名結識鮑君甫。二人對詩品酒，很快成莫逆之交。鮑君甫對國民黨派系傾軋早生倦意，加之1906年被廣東新軍誤捕的舊案，讓他對蔣介石未有半分好感，這層情緒給了中共可乘之機。

1928年5月，黃埔一期老生陳賡潛入上海。咖啡館昏黃燈光下，兩個慣于刀口舔血的人一拍即合：鮑君甫繼續(xù)戴著調查科的面具，暗中為中共搜集對手機密；陳賡則適時提供無關痛癢的“線索”，幫他立功。為了提高鮑的排場，周恩來干脆批給他一輛小轎車——在彼時上海摞起來也沒幾輛的小汽車里，這輛車成了鮑君甫最管用的通行證。

盟約剛定，急案就到。1929年8月，彭湃在滬被捕。鮑君甫建議攔截押解途中，可惜行動受阻，彭湃被害。這次失手讓他懊惱不已。一個月后，任弼時遇險，鮑再次出面。夜半，他拎著紅包敲開巡捕房督察長蘭普遜的門，說了句：“兄弟一個新招的小弟被誤抓了，借一步說話。”第二天，任弼時平安走出看守所。臨別那一刻，巡捕房的燈光映著任弼時腫脹的臉，鮑君甫低聲吐出三個字：“走得快。”

1931年4月，關向應落網并被抄走一箱文件。鮑君甫找來“文件專家”劉鼎，將真文件深夜調走，次晨送回仿制品。巡捕房忙活一周得出的結論竟是“學術材料無害”，關向應也因“紙上談兵”獲釋，這場暗度陳倉讓陳賡連聲稱妙。

然而命運轉折總在得意時。4月24日，顧順章叛變。顧對上海地下組織如數家珍，鮑君甫名字赫然在列。幸運的是，潛伏于調查科的秘密交通員錢壯飛率先截獲電報，中央連夜轉移核心人員，并勸鮑暫避鋒芒。“你若真被咬住，千萬別松口。”陳賡拍著他的肩膀。鮑卻自恃在租界根深葉茂，留下迎戰(zhàn)。結果，陳立夫憤怒下令搜捕，“楊登瀛”還是進了大牢。

獄中審訊兇狠。審訊官揮鞭質問，他只咬定一句話：“顧順章血口噴人。”半年后，派系平衡需要有人背鍋，鮑君甫被保釋，遷往南京，給了個“反省院副院長”的空頭銜。有權無實、無俸可領，他干脆躲進郊外務農。日軍攻陷南京前夕，他攜家轉入鄉(xiāng)野，直到抗戰(zhàn)勝利后才回城，在翻譯室掛個閑職，借此糊口。

世事兜轉，終于回到1951年。公安機關點名登記暗線特務，他因遲疑被逮捕。審理席上，檢察官列舉他曾任調查科要職的事實，擬處重刑。鮑君甫扶著椅背，聲音沙啞卻清晰：“我救過陳賡！請他來證！”

這句話讓法庭氣氛驟然一變。時任院長鞠華當即致函志愿軍第三兵團司令員陳賡，請其核實。山海相隔，信件輾轉，11月24日，前線回電：“鮑君甫，確曾多次協助我黨，我為其人格擔保。”信末還有一句：“昔日同道，雖隔三軍，情誼不渝。”

法院重新調查，周恩來、劉鼎等人提交旁證，最終裁定：鮑君甫管制一年，立即釋放。出獄后，他已無收入。陳養(yǎng)山建議軍區(qū)解決其生活，南京軍區(qū)批準每月給養(yǎng)，并于1956年將鮑接到北京小住三周，由國防部安排休養(yǎng)。陳賡忙于公事，每到南京仍抽空探望。鄰里常見這位上將推著舊自行車，拎著水果笑著進門。

1969年冬，鮑君甫病逝，終年七十六。彌留之際，他叮囑子女：“切記，我不是叛徒，周恩來知道。”一生輾轉，身份撲朔。有人說他是“雙面間諜”，也有人稱他為“救命恩人”。或許，對這位老廣東人而言，最在意的并非勛章，而是那句被歷史證明的“共產黨真夠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