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眾院選舉結果可能改變日本國家形態，進入相當危險階段”

日本第51屆眾議院選舉即將于2月8日投開票，選舉結果將直接影響接下來的政治格局和政策走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競選期間強調“希望得到國民信任”，并重申如果執政聯盟無法獲得過半數席位，自己將辭去首相職務。在野黨方面，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組建的新黨“中道改革聯合”集結中道勢力對抗執政陣營，陷入苦戰。

高市早苗將此次眾議院選舉變為了“首相選擇”選舉，而非以政策為中心，尋求掌控眾議院的主導權。

“這將是一場可能改變日本國家形態的選舉。”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白鳥浩選舉前夕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如果自民黨在眾議院單獨過半數（233席），或者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的執政聯盟能夠取得所謂的“穩定多數”（243席），甚至“絕對穩定多數”（261席），那就意味政策和法案幾乎都可以按照執政黨的意愿順利推進。日本政治將明顯右傾、保守化。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視覺中國 圖

獨斷專行被誤讀為“領導力”

澎湃新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次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強調“希望得到國民信任”，并重申如果執政聯盟無法獲得過半數席位，將辭去首相職務。這似乎更像是針對首相的一次信任投票，首相此舉的終極目的是什么？

白鳥浩：從高市首相的政策取向來看，她最核心的目標之一是強化防衛能力。如果要推動相關政策，就必須在國會中擁有非常強勢、穩定的政治基礎。

在日本的憲政體制中，眾議院的權力高于參議院。對高市來說，理想的狀態是自民黨在眾議院單獨取得過半數席位，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依賴維新會以及一些小規模會派來勉強維持多數。她希望通過選舉掌握政策主導權。

如果自民黨在眾議院單獨過半數，或者自維執政聯盟能夠取得所謂的“穩定多數”，甚至“絕對穩定多數”，那就意味著在眾議院的各個常設委員會中，執政黨都可以占據多數席位、擔任委員長。這樣一來，政策和法案幾乎可以按照執政黨的意愿順利推進。

所謂“絕對穩定多數”，在眾議院是261席。一旦達到這一數字，執政黨就能掌控所有委員會，幾乎不受阻礙地通過各項法案。即便執政黨目前在參議院沒有過半數，如果法案在眾議院以壓倒性優勢通過，參議院要否決或阻擋也會變得非常困難。

因此，高市解散眾議院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牢牢掌控眾議院的主導權。

澎湃新聞：此次從解散眾議院到投票僅隔16天，創下二戰結束以來最短紀錄，堪稱“奇襲”。此時解散不僅導致年度預算案無法按時審議，寒冬時節且很多地區下大雪，也給選民的投票增加了不少難度。高市為什么選擇這個時機解散？

白鳥浩：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是，高市內閣自去年10月成立以來支持率一直維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大約六成，這在日本政壇是極其罕見的。對執政者來說，在這樣的支持率下解散選舉，顯然對選情非常有利。

此外，這個時間點本身也具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一般來說不會在2月解散眾議院選舉，因為年度預算通常3月底之前要在國會通過，一旦解散，審議時間非常緊張，甚至可能導致預算案無法順利通過。那樣的話，高市首相此前強調的“優先應對物價上漲”的承諾就淪為空話。正因如此，外界普遍認為這個時期不可能解散。

高市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在對手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解散，從而在政治博弈中占據先手。這次解散的意義，很大程度就在于這種“無人預料的時機”。

澎湃新聞：如果奇襲解散的考慮之一是讓競爭對手“措手不及”，至少執政黨方面要做好充足準備。但是日媒報道顯示，自民黨內干事長、副總裁事先都不知道高市早苗要在這個時候解散，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白鳥浩：這與高市的個人決策風格有很大關系。她是一個幾乎不與他人商量、習慣獨自做決定的人。

比如此前有關“臺灣有事”的發言，原本不在既定發言安排中，但她還是自行作出表態。這次解散也是一樣，按理自民黨干事長是負責統籌選舉的核心人物，但她并未提前告知，甚至連作為副總裁、被視為高市政權“關鍵推手”和“造王者”的麻生太郎也沒有事先得到通知。可以說，這次解散是高市完全單方面的拍板。

她確實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推進幾乎所有事情。在選舉前被問及“為什么要舉行這次選舉”時，高市曾明確表示，這是要讓國民選擇“是否繼續由高市早苗擔任首相”。換句話說，她是在向國民提出一個選擇：如果選擇我，就請全面支持我所推動的一切政策。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非常明顯的“one-man”領導風格，也體現出她不太傾聽他人意見的一面。

不過，在當前日本長期處于政黨碎片化、少數派執政的背景下，政府往往缺乏明確的領導力。與此前形成對比的是，高市的這種作風反而被部分民眾解讀為“有領導力”、“果斷”。實際上，她不愿聽取不同意見，選擇獨斷專行。但在當前政治環境中，這種做法被包裝、甚至誤讀為強勢領導力，這正是她目前形象形成的一個關鍵原因。

蓄意強化對中國的負面敘事

澎湃新聞：高市早苗的較高支持率中是否存在中日關系的相關因素？

白鳥浩：高市或許是在有意識地在利用中日關系來爭取支持，通過強化對中國的負面敘事，從而動員國內支持。因為中國目前是一個非常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日本社會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競爭意識。通過“打擊對手、樹立外部威脅”，可以反過來抬高自身的正當性和支持率，來鞏固自身政權的支持基礎。

澎湃新聞：這種高支持率是可持續的嗎？會對這次選舉產生怎樣的影響？

白鳥浩：在某個階段，高市內閣的支持率存在失速下滑的可能性。不過，在這次選舉中，這種高支持率仍然會發揮重要作用。

原因之一在于，這是一場冬季舉行的選舉。天氣寒冷、部分地區降雪嚴重，民眾不太愿意走上街頭聽候選人演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更多是通過手機和社交媒體獲取政治信息。而目前日本的社交媒體幾乎不受法律有效監管，內容傳播極為自由，大量關于高市的短視頻被重復剪輯、轉發，播放量會為發布者帶來廣告收入。這種“注意力經濟”機制在本次選舉中將產生極大的影響。由于社交平臺上高市相關視頻數量極多，很多人會在潛移默化中產生一種“她說得似乎很有道理”的印象，盡管我個人并不認同。

日本社會中，大約有40%的選民屬于無固定支持政黨的無黨派群體，這是規模最大的一個選民群體。高市正是通過社交媒體，向這一群體不斷滲透影響。這些內容并不一定來自自民黨的官方賬號，而往往是被當作“娛樂”內容，甚至是“賺錢工具”來傳播。短視頻被不斷拆解、轉發，觀看量越高，收益越多。在這樣的結構下，高市的視頻成為最容易被消費和傳播的對象。

因此，在冬季選舉這一特殊條件下，社交媒體的影響力被進一步放大，這很可能在此次選舉中對高市形成明顯的加成效應。

澎湃新聞：日媒近期的民調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率大幅高于自民黨的支持率，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白鳥浩：首先，這與日本輿論調查的提問方式有關，通常民調問的是“是否支持高市內閣”，而不是“是否支持自民黨”。在表示支持高市內閣的人當中，當然有自民黨支持者，但并不限于他們。一些原本支持其他政黨的選民，例如立場比自民黨更為強硬保守的參政黨、保守黨，或者國民民主黨以及日本維新會的支持者，也認可高市內閣目前的做法。因此，在“是否支持高市首相”這個二選一的問題中，很多都會選擇“支持”，從而推高了內閣支持率，但并沒有轉化為自民黨的政黨支持率。

第二個原因是，高市是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日本社會長期以來是一個男性主導的社會，但人口中有一半是女性。很多女性認為，自己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在政治領域尤為如此，女性政治家本就不多。

因此，當一位女性站上首相的位置時，一部分女性選民會對未來產生期待，覺得女性今后或許能在日本社會中獲得更多認可。這部分“女性選票”，也是高市內閣支持率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與高市首相本人的個人風格和性格有關。她說話直率、立場鮮明，雖然這未必總是優點，但確實非常容易被理解。同時，她很善于展現情緒和個人感受。比如，她與特朗普會面時表現得非常興奮，甚至跳起來；在決定解散眾議院時，也直白表達了對公明黨退出聯合執政的“悲傷”。

此外，自民黨近年來受到“黑金丑聞”“與原統一教會關系”等負面形象的拖累，很多選民在心理上將“支持高市首相”和“支持自民黨”區分開來。因此，出現了支持高市、卻支持其他政黨的現象，這正是內閣支持率與政黨支持率之間產生差距的根本原因。

“減稅型民粹主義”支配政治，經濟面臨“三重下跌”風險

澎湃新聞：高市早苗在這次選舉中設定了自民黨與維新會執政聯盟的席位過半數的目標，從當下的選情來看，能否預測選舉結果？

白鳥浩：從目前的多項民調和社交媒體動向來看，自民黨很可能會在選舉中大勝。如果自民黨與維新會合計拿到約300席，就將遠遠超過“絕對穩定多數”，日本政治將明顯右傾、保守化。

如果自民黨大勝，高市所主張的大幅增強防衛力、修憲，甚至重新討論“非核三原則”，都有可能被提上議程。這將使日本成為亞洲地區一個高度軍事化的國家，對包括朝鮮、中國等周邊國家都會構成顯著壓力，我認為這不是一個理想的發展方向。

但在當前的小選區制之下，政治力量容易快速向右集中，民粹主義更容易擴散。問題不只是政治人物，而是選舉制度本身。在這種制度下，日本政治正進入一個相當危險的階段。

澎湃新聞：自民黨在此次選舉中單獨獲得過半數席位的可能性有多高？

白鳥浩：到現在這個階段，我認為可能性相當高。這里存在一種非常典型的心理機制—— “從眾效應”。簡單來說，當人們不斷聽到“自民黨這次會大勝”“自民黨支持率很高”這樣的信息時，就會開始產生一種認知：“既然大家都支持自民黨，那它一定是被廣泛認可的。”這種認知一旦形成，就會反過來影響投票行為，原本還在猶豫的人，會因為“別人都投自民黨”，而轉而選擇支持自民黨。

澎湃新聞：在目前的選戰和政局之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什么？

白鳥浩：我認為最重要的不確定因素是市場，具體來說，問題在于今后將采取怎樣的經濟政策。高市在選舉期間曾表示“日元貶值未必是壞事”，實際上是允許日元持續貶值。正因為首相釋放了這種信號，市場也聞風而動，導致日元匯率持續下跌。

高市正在推動 “高市經濟學”，本質上是復制安倍經濟學。如果這次自民黨大勝，會發生什么？

此前因“政治資金問題”被清洗出局的原安倍派議員很可能會全面回歸。這樣一來，高市的執政基礎將更加穩固，而她本身正是依靠原安倍派支持上臺的。這些人并不希望改變安倍時期的政策路線，因此，“高市經濟學”就不可能偏離安倍經濟學的框架。

安倍經濟學的核心就是通過允許甚至推動日元貶值，讓出口型大企業在海外獲得更高利潤，大量資金流入股市，推高股價。這也是為什么最近東京證券交易所的大企業平均股價創下歷史新高。

然而，安倍時期可以承受這種政策，是因為當時處在通縮環境中，物價低。但現在的日本已經處在明顯的通脹階段。在物價不斷上漲的情況下繼續推行類似于安倍經濟學的政策，只會導致日元進一步貶值，進口成本急劇上升。日元一旦持續貶值，國內物價就會不可避免地不斷上漲，普通民眾的生活壓力會越來越大。

此外，現在各黨紛紛高喊“減稅”，卻完全沒有討論替代財政來源。可以說，當前日本政治已經被一種 “減稅型民粹主義”所支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經濟的整體信用正在被逐漸侵蝕，國債價格下跌、長期國債受益率上升、日元貶值。如果接下來連股票價格也開始下跌，日本經濟就會陷入“三重下跌”——貨幣下跌、國債下跌、股市下跌。一旦出現這種局面，日本經濟將面臨非常嚴峻的風險。

因此，日元貶值和由此引發的物價問題，可能會成為左右選舉的重要變量。但由于這是一場超短期選舉，很可能在多數選民真正意識到風險之前，選舉就已經結束了。

中道勢力集結，“1+1≈0.5”？

澎湃新聞：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組建的新黨“中道改革聯合”目前在選戰中較為艱難，結合民調情況可見，中道勢力尚未形成一股強大的團結力量。你如何看待公明黨和立憲民主黨在極短時間內組建新黨的決斷？“中道改革聯合”是否有可能成為改變選舉格局的力量？

白鳥浩：首先需要從日本眾議院選舉制度——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并立制來理解。小選區制的特點是：每個選區只有得票最高的一人當選。在當前情況下，自民黨是政黨支持率最高的政黨，其他黨如果各自參選，那么在小選區中，幾乎都會被自民黨候選人擊敗。正因如此，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試圖通過聯合，打造一個能夠對抗自民黨這座“大山”的“另一座大山”，從策略層面來看，這個判斷本身并非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問題在于，在過去20多年里，公明黨一直與自民黨聯合執政，而在這個過程中，公明黨本身也越來越“自民黨化”。長期以來，公明黨將立憲民主黨視為政治 “敵人”，直到去年夏天的參議院選舉為止，雙方仍然是明確的對立關系。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突然宣布“我們是同一陣營了”，無論對支持者還是基層組織來說，都難以在短時間內接受。結果就是，兩個組織并沒有真正整合起來，出現了“1+1不等于2，反而接近0.5”的情況，組織動員能力反而被削弱了。

從比例代表制（由選民對各政黨投票，各黨按得票比例分配議席）的角度來看，在這次選舉中，公明黨主要通過比例代表制參選，而且其候選人在比例代表名單中排名靠前。只要比例代表票數達到一定規模，公明黨的候選人基本可以確保當選。與此同時，公明黨并沒有在小選區推出候選人，而是由立憲民主黨在小選區正面迎戰自民黨。

這就導致了一個現實問題，對公明黨的支持者來說，即便不去投票，小選區的結果也不會影響本黨候選人的當選。因為只要立憲民主黨的支持者去投票、比例代表票數累積起來，公明黨的候選人依然可以順利當選。原本就將立憲民主黨視為“對手”的公明黨支持者，并沒有強烈動機去支持立憲民主黨候選人，甚至可能選擇不投票。

可能產生的結果是，在小選區中，立憲民主黨或將落敗，而公明黨卻可能相對“毫發無損”。這種選舉結構事實上削弱了所謂“中道改革聯合”的整體戰斗力。

澎湃新聞：除了制度和組織問題之外，如何看待中道改革聯合在政治形象上塑造？

白鳥浩：這也是非常關鍵的問題。那就是中道陣營完全看不到明確的首相候選人。當前選舉的焦點是：“是否選擇高市首相繼續執政”。執政陣營非常清楚地給出了答案——高市首相本人承擔責任、主導政策。但反觀中道改革聯合，誰將成為首相候選人，完全不清晰。

雖然（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曾在被問及這個問題時表示“暫時可以被視為首相候選人”，但這更像是臨時性的回應，而不是一個經過內部充分討論、對外明確傳達的決定。對選民來說，這種模糊狀態很難形成吸引力。

中道勢力宣稱要進行“政治重組”，但我認為他們在這次選舉中很可能遭遇慘敗，與其說改變政治格局，結果可能反而是在野黨勢力整體進一步萎縮。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日本政治整體將進一步向保守方向走。

澎湃新聞：公明黨在去年退出執政聯盟后，在很短時間內就與立憲民主黨展開了強力合作。您認為，促使公明黨做出如此急劇路線轉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另外，這次選舉對公明黨來說具有怎樣的意義？

白鳥浩：這背后與公明黨的政黨性質密切相關。公明黨本質上是一個以“和平與福利”為核心理念的政黨。但高市首相推動的政策方向，基本集中在強化防衛能力和修改憲法。

對于公明黨來說，這是他們很難接受的政策方向。

第二個重要因素，是自民黨始終無法擺脫“政治與金錢”的問題，黑金丑聞反復發生，而公明黨作為執政聯盟的一部分，長期被自民黨的丑聞所拖累。實際上，公明黨自己也強烈意識到，在2024年眾議院選舉以及2025年參議院選舉中，由于與自民黨聯合執政，他們因黑金問題而遭遇了明顯敗績。因此，他們內部應該已經形成了一種判斷：如果繼續和自民黨聯合執政，今后在選舉中只會繼續被拖后腿。

公明黨始終將保存和延續自身組織視為最核心目標，這次選舉中與立憲民主黨聯手的出發點，也是為了維持自身組織。即便中道陣營在整體上失敗，公明黨的議員也很可能通過比例代表全部當選，而真正落選的主要會是立憲民主黨的候選人。從公明黨的角度看，這次選舉幾乎沒有明顯的風險。

不過如果最終選舉結果很不理想，也可能會引發領導責任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公明黨代表齊藤鐵夫可能不得不下臺。一旦如此，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之間的合作關系就將再次瓦解，隨后公明黨內部或許會重新出現“是否再次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討論。

澎湃新聞：這次選舉被視為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組聯合執政以來接受首次“國民審判”，但此次自民黨與維新會明確表示不進行選區協調，這意味著兩黨的候選人會在80多個選區發生沖突，維新會的選情微妙。去年10月，維新會加入執政聯盟時提出了包含12項的政策要求，但迄今幾乎沒有實質性進展。對維新會而言，和自民黨執政的得與失各是什么？自維政權的穩定性如何？

白鳥浩：自維聯合執政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維新會采取的是“閣外合作”形式——維新會成員不進入高市早苗組建的新內閣，僅在政策與國會運作上對自民黨提供支持。這意味著他們隨時可以退出政權，而不需要承擔直接的執政責任。

維新會真正得到的是長期以來最想推動的議題之一——大阪都構想。其核心目標是將大阪打造成類似東京的行政體制，使知事掌握更集中的權力。而現任大阪府知事正是維新會黨首吉村洋文。如果能在大阪實現權力高度集中，維新會的地方政治基礎將進一步鞏固。

問題在于，大阪都構想此前已經兩次在大阪居民投票中被否決，政治上很難再直接提出。

但在與高市政權聯合后，維新會通過引入“副首都構想”的說法，將其包裝為國家層面的政策，不僅可以獲得中央財政支持，也避免了再次進行直接居民投票的政治風險。為推進這一構想，維新會甚至讓大阪府知事和大阪市長辭職，借由選舉向選民提出：“如果我們當選，就推進大阪都構想”，但嚴格來說，這種做法在邏輯上是明顯偷換概念。

更重要的是，大阪都構想和副首都構想在本質上并不相同。副首都完全可以設在福岡、札幌等地，但維新會卻刻意將副首都等同于“大阪”，這是典型的政治話術操作。從這個意義上說，讓大阪都構想起死回生，對維新會而言是一個加分項。不過，維新會過度執著于大阪都構想，使其在全國范圍內逐漸被視為 “只代表大阪的地方性政黨”， 一旦被貼上這種標簽，維新會在其他地區就很難獲得支持和議席，短期內或許能穩住基本盤，但從長期看，會嚴重限制其發展空間。

此外，聯合執政中維新會受到的最大負面影響是，自民黨的負面形象附著到了維新會身上，尤其是在政治資金問題上，維新會此前一直對自民黨持強硬的批評立場，現在卻與其共同執政，勢必受到質疑。

此外，高市政權的政策成果、政治功勞幾乎全部歸屬于高市本人，而不是維新會。維新會既不顯眼，也無法將政策成果轉化為自身的政治資本，這是他們在聯合執政中的又一大劣勢。

以我的個人判斷，維新會在這次選舉中很可能會減少議席。如果議席明顯下降，自民黨可能會重新考慮，繼續與維新會聯合是否還有足夠的政治收益。屆時，自民黨可能會考慮其他選擇。而維新會也會出現責任追究的問題。

自民黨主導的“一強多弱”格局或回歸

澎湃新聞：在自民黨成為少數執政黨，而在野黨方面也始終未能實現充分整合的情況下，有觀點認為日本政治已經進入了“碎片化”或‘多黨化’的時代。您如何評價當前日本政治形勢？目前急需解決的課題是什么？

白鳥浩：我認為，從選舉制度的角度來看，自民黨主導的“一強多弱”格局很可能會再次回歸。即便如此，自民黨在參議院依然無法單獨取得過半數，因此仍然必須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權，才能在參議院掌握多數。可能的選項包括再次與公明黨合作，或者引入參政黨。我個人認為，參政黨加入聯合的可能性相對較高，也不能排除日本維新會參與的可能性。如果形成“自民黨＋維新會＋參政黨”這樣的聯合體，那么在參議院取得過半數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出現這種局面，日本政權的整體意識形態將明顯向右傾，形成一個保守色彩極強的政權。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政治很可能重新回到以自民黨為核心主導的體制，過去那種多黨化、少數執政的狀態將發生變化。

此前，在多黨并立的情況下，自民黨政權究竟想做什么其實并不清晰，為了推動法案通過，不得不全面接受在野黨的主張，政策方向左右搖擺，缺乏一貫性。民眾對這種缺乏主體性的政策決策方式，多少已經感到厭倦。在這樣的背景下，強勢領導人的出現，使不少選民產生了“干脆跟著走”的心理，這也是自民黨再次走向“一強多弱”的重要原因。

至于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毫無疑問是物價上漲，但并不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甚至很可能無法得到根本性緩解。原因是高市仍然選擇復刻安倍經濟學的基本路線，即長期維持低利率，這就導致日美之間的利率差無法縮小。只要這一差距存在，日元貶值就會持續，而日元持續貶值就意味著物價上漲會長期存在。結果很可能是，日本將進入一種長期、慢性的通脹狀態。

在國際層面，日本面臨的挑戰同樣嚴峻。高市首相傾向于以個人判斷決定重大政策，缺乏與國際社會的協調能力，尤其是在亞洲地區，日本與中國的關系明顯惡化，這種惡化最終將對日本國民造成實際損害。

此外，日美關系同樣并不穩定。特朗普不斷向日本提出購買美國產品、武器和導彈的要求，美國正在逐步弱化對盟友的安全承諾，轉而強調“各國自行負責防衛”。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被迫不斷提升自身防衛能力。然而，日本防衛能力的提升必然會刺激周邊國家同步加強軍備，從而破壞亞洲地區的安全平衡，增加偶發性沖突的風險。這是非常危險的趨勢。

更令人擔憂的是，日本似乎正在追隨美國，逐漸偏離現有國際秩序，如果持續推進防衛擴張、加強情報管制、收緊外國人簽證與居留政策，日本很可能在國際社會中逐漸走向孤立。美國或許能夠承受這種孤立，但日本如果照搬美國的做法，很可能會被國際社會邊緣化。

我認為，日本真正需要恢復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式的國際合作理念。但在高市首相的政策構想中，我幾乎看不到這種視角，她傾向于將所有決策集中于個人之手。

高市將此次眾議院選舉變成了“首相選擇選舉”，完全不是以政策為中心，而是“選我（高市），或者不選我”的選舉。如果自民黨獲得勝利，可能就會被解讀為“因為高市在，所以自民黨贏了”，那么無論是黨內還是國會，都將幾乎無人能夠制衡她。野黨可能被徹底邊緣化，自民黨內部也難以形成有效牽制。所以，這場選舉將是一場可能改變日本國家形態的選舉。

澎湃新聞記者 陳沁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