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江西一老婦去烈士園為丈夫掃墓，卻意外發現了自己的墓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初，贛南細雨紛飛。興國縣城西的烈士陵園里，落葉打著旋兒飄進臺階縫隙，一位七旬老嫗拄著竹杖緩緩而行。她叫劉法玉，今年七十三歲，此番是專程來看早在紅軍時期犧牲的丈夫賴來發的。她把一束山茶花放在墓前，抬頭擦淚，余光掃到相鄰的石碑，卻倒吸一口涼氣——碑上赫然刻著自己的名字、生卒年月俱全。那一刻，她幾乎站立不穩，連連喃喃：“怎么會有我的墳？”

眾人不明就里，陵園管理員也愣住了。追問之下，劉法玉的故事，像一卷塵封已久的長卷，緩緩舒展開來。時間要倒回五十多年前，地點在山城武漢附近。那時的她還不到二十三歲，裹著短衫，扎著利落的短發，跟在紅三軍團的衛生隊里，挎著藥箱，穿行火線。

再向前推。她出生于一九一三年江西興國澄江村，排行老三。家里盼男孩落空，七歲就被送去鄰村賴家做童養媳。貧苦、饑餓、織布砍柴，鋪墊了她對舊社會的悄然憤懣。到了一九三〇年，贛南到處是紅旗招展的消息，《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像春雷，喚醒了大批農村婦女。劉法玉剪掉辮子，加入農會，又把丈夫賴來發也拉進了隊伍，兩口子雙雙踏進紅色行列。

起初她只是洗衣班里的一名小兵，埋頭洗燙補綴軍裝，但手腳麻利、肯學肯問，很快被調入衛生隊。缺藥少紗，她便記起童年在山里挖野菜的經歷，認得草木藥性。她常悄悄摸黑進深山，肩挑背扛，把草根樹皮帶回救命。有意思的是，戰士們背地里喊她“山里頭的藥王”。她自己卻只笑：“能讓同志多活一口氣，我多跑幾里路算什么。”

長征爆發后，她跟隨彭德懷指揮的紅三軍團西征。潮濕、饑餓、雪山、草地，饒是女漢子，也被折騰得瘦骨伶仃。湘江一役，她和擔架隊晝夜不停，才救下數百名將士。行至婁山關附近，槍聲大作，彈片呼嘯，忽然人群中響起熟悉的呼喊：“沙秀子，我在這！”她定睛一看，是失散已久的賴來發。兩人擦著臉上的塵土，只來得及握手，賴來發輕聲說：“等勝利回家。”短短七個字，卻勝過千言。

然而天意難測。一九三四年冬，貴州山嶺間的阻擊戰結束，劉法玉在滿山尸首中找到丈夫冰冷的遺體，兩彈穿胸，血跡發黑。她哭了，但只給自己五分鐘，隨后折回救護所繼續包扎。有人問她扛不扛得住，她搖頭，“許多人還活著，不能讓我一個人倒下。”

轉年夏天，為了給部隊籌藥，她和同鄉姑娘鐘三秀化裝進武漢。任務本可悄然完成，奈何消息泄露，車站里忽然涌來憲兵，雙方交火。曹醫生掩護她們突圍，倒在月臺血泊；兩名女兵終被捕。牢房里，燈火刺目，拷問日夜不息。“怕么？”劉法玉壓低嗓音問，“怕，也得扛。”鐘三秀只回了八個字，鐵鉗夾指，鞭梢破肉，她們始終咬牙。

半年后押解途中，山道遇游擊隊伏擊，押車士兵驚惶而逃，卡車失控撞樹。迷糊中，劉法玉滾落坡底，再醒時同伴失散。一個好心砍柴老人救下她，給了幾塊干糧，一句“保命要緊”。自此她靠乞討在川鄂邊境輾轉，也在各處打聽八路軍、紅軍的去向。消息如風，無處可尋。

到了一九四三年，她在湖北老河口病倒，幸被毛巾廠老板收留，養好后留在廠里當工人。抗戰結束，又經朋友引薦嫁給木匠張金玉，生兒育女，旋忙柴米，也未忘寫信、口述、跑公所，想證明當年的身份。資料散佚，證人凋零，幾番周折都無結果。

歷歷往事直到七十年代仍埋在心底，沒人提起，也無人相信。事情的轉機便是在一九八六年。當年春節后，她從老河口回到興國祭祖，路過縣城，聽說烈士園新增了碑墻，便想看看賴來發是否被收錄。結果丈夫的墓確實在列，可旁邊竟刻著“劉法玉烈士”五個大字，生年一九一三，卒年一九三五。石刻的結尾注明：犧牲于轉移途中，遺骸不存。

現場的人越聚越多，議論紛紛。她把多年來保存的診療獎狀、紅軍時期的布質編號取出，交給縣人武部。幾位離休老兵認出了她年輕時的照片，一位老首長顫抖著說：“原來你還活著，老同志，你苦了。”

材料補證、組織調查，一年后，江西省民政部門為她糾正烈士名冊，并頒發了離休軍人證。遲到半個世紀的榮譽，終于落到她肩頭。她把新證書鄭重放在賴來發墓前：“老伴，看，我回隊伍里了。”

大地寂靜。山茶花在風里搖，似也低聲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