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初秋,湖北孝感某空降兵訓練場。夕陽西下,一位頭發花白、身著舊式迷彩的女醫生站在跳臺旁,動作干練地給一群青年傘兵講解著落地要領。沒人想到,這個個頭只有一米五出頭的老人,二十年后會在武漢的銀行柜臺掏出一張寫著一千萬元的轉賬單,把所有人驚得目瞪口呆。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上午九點,武漢機場河支行大廳略顯擁擠。85歲的馬旭和老伴顏學庸推門而入,帶著略顯舊色的公文包。她把身份證和折子遞到客戶經理手里:“先轉三百萬元到黑龍江木蘭縣,這只是第一筆。”年輕的柜員心里咯噔一下——二老外表清貧,一身迷彩加解放鞋,與巨額存款毫不相稱。幾分鐘后,警車閃著燈趕來。核查結果卻讓所有人倒吸冷氣:馬旭,離休大校,解放勛章、抗美援朝紀念章獲得者,空降兵創史名單里唯一的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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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旭的故事,要從一九三三年的黑龍江木蘭縣說起。那時正是偽滿洲國的鐵蹄年代,家鄉的河灘荒蕪,饑餓和恐懼像霜一樣罩在村子上。四歲那年,她失去父親,母親靠說書撐起一個家。花木蘭替父從軍、岳家軍抗金,這些故事被反復講述,在女童心里烙下忠勇與報國的符號。
1946年春,蘇軍撤離后,人民解放軍進入木蘭縣。槍聲停了,孩子們第一次在課堂里大聲說漢語。次年,十四歲的馬旭聽說部隊招新,扔下苞米棒子就跑回家:想去當兵。母親開始死活不允,村里長輩卻勸道:“解放軍來了,咱才有飯吃,娃有出息。”母親沉默半晌,只說一句:“進了隊伍,活著回來。”那一晚,炕頭的油燈亮到深夜。
半年軍政大學培訓結束,馬旭被編入第四野戰軍衛生隊。淮海戰役,槍聲震耳,她背著擔架鉆進炮火,把遍體鱗傷的戰士拖回地壟溝;平津會戰南口一線,彈雨給她留下三道疤。有人問值不值,她脫口而出:“那是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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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冬,志愿軍跨過鴨綠江。上甘嶺四十三晝夜彈痕累累,她在火線挖戰壕,也挖傷員。“哪怕只剩一口氣,也要把他們帶回去。”戰友黃繼光穿插犧牲那一刻,她跪在地上,淚水混泥污。戰后,胸前多了朝鮮三等功勛章,她不過二十歲。
硝煙漸散,1954年她被送往第一軍醫大學深造。畢業分配到武漢軍區總醫院,本可相夫教子,卻被空降兵的調令改變軌跡。那時我國傘兵剛起步,女兵稀缺,更沒人相信瘦小的馬旭能跳傘。體檢不過關,她硬是連夜刻苦,背砂袋深蹲,自己在營房后挖沙坑練滾翻。半年后,她在申請書上寫下血字:“軍醫不跳傘,怎救落地負傷的兵?”最終以三次完美演示打動師首,1962年登機首跳成功,此后累計跳傘一百四十余次,成為空降兵史上紀錄保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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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八十年代,馬旭和顏學庸離休,仍把心思放在部隊。倆人鉆進實驗室,攻克“空氣護踝”“高原供氧背心”,把扭傷率降到零。香港商人高價求購專利,馬旭只淡淡回應:“這東西屬于軍隊,談錢沒意思。”幾十篇學術論文,數十項專利費,讓他們悄悄攢下一千多萬。然而老兩口仍住在武漢干休所一線舊院:三十平米磚屋,兩張木板床,滿墻發黃的資料。
對他們來說,金錢不過是工具。馬旭常念叨木蘭河畔的孩子們:“讀書要亮燈,可家里買不起臺燈,多心酸。”于是便有了那天的銀行風波。警方確認捐款合法后,記者追問:“為何整千萬都給家鄉?”老人笑得豁達:“那兒缺的不是一兩口井,而是源頭活水。”
這筆錢后來建成木蘭縣首座現代化圖書館,其余成立教育基金,專供寒門學子獎學金。截至2023年,已有近千名鄉村學生由此跨進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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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旭與顏學庸不愛抒懷,人們替他們總結時常用“可敬”與“可親”。有人問養老費從哪來,老人拍拍那身舊軍裝:“國家養我們,綽綽有余。”他們的病例本上寫滿了幾十年免費義診的記錄,院子里那口老水缸里,卻總是擠著鄰居送來的蔬菜和雞蛋。
從炮火紛飛的淮海、上甘嶺,到藍天之上的傘花,再到實驗室里閃爍的冷光,一條清晰的時間軸勾連著馬旭的選擇:在最需要的地方出現,把生命、才智、財產一并交給國家。85歲那天,她用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起跳”,讓木蘭河畔的孩子看到另一種高處——知識的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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