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冬,沈陽北陵的寒風裹挾著雪粒,吹得吊唁人群瑟瑟發抖。人們口口相傳的名字仍是“大帥”張作霖,卻鮮有人提及另一位同日殞命于皇姑屯的當代“東北首富”——陸軍上將吳俊升。時隔兩年,他的墳塋前冷落得只剩幾縷紙灰,一旁守墓的老兵咬著牙嘟囔:“當年一起跪在關帝廟起誓的,怎么就記得一個呢?”
要探究吳俊升被遺忘的緣由,得先揭開他的出身與崛起。1863年秋,他出生于遼北昌圖一戶貧苦人家。祖輩自山東濟南逃荒至此,草屋土炕、泥腿風霜是童年的全部景象。舌頭凍傷留下的大舌音,讓鄉親們叫他“吳大舌頭”,誰也想不到這個放羊娃竟能闖出攪動東三省的風浪。
17歲那年,父親見他整日調皮搗蛋,一怒之下把他送進清軍捕盜營燒鍋爐。沒多久,他憑著給騾馬治病的手藝被調去馬隊。東北山林遍匪,練刀槍的機會大把,吳俊升沖鋒不要命,立功一樁接一樁。光緒三十年,三十二歲的他已是后路巡防營千總,胳膊上第一次綴滿了鑲金肩章。
真正改變命運的,是1907年的關帝廟結拜。那天,張作霖、馮德麟、湯玉麟站成一排,面對香案齊聲發誓,同年同月同日生死與共。按歲數排序,吳俊升排行老二。他自己也清楚,能力與魄力比不過張作霖,想活得好,就得抱緊大帥這棵樹。事實證明,這眼光和決斷極具價值。
辛亥革命后局勢動蕩,奉天軍政迭有更替。吳俊升憑一身橫刀立馬的狠勁,配合張作霖清剿土匪、維持交通,漸坐穩奉軍主力騎兵頭把交椅。1917年,郭松齡叛反,炮火燒到沈陽城郊。關鍵時刻,吳俊升率部馳援統帥府,一通猛攻把叛軍逼退,逼得馮德麟逃入草莽。這一仗,奠定了他“奉系二把手”的身份。
翻開民國軍閥的財富榜,吳俊升赫然位列前茅。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地,處處有他置下的土地與錢莊。連長春的繁華大馬路,也能聽到市民念叨:“這條街頭一半房子都是吳家旗號。”有人戲稱他“騎兵司令兼包租公”,可錢從哪兒來?剿匪、捐稅、開銀號,手段狠辣卻有效。僅田產就近二十五萬畝,外加三家火柴廠、兩家紡織廠,沈陽西門外的大馬場更是飼養駿馬三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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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上的吳俊升同樣不含糊。對沙俄的東清鐵路沖突,他帶隊夜襲,切斷了俄軍補給;對日本策動的“滿蒙獨立”,他在科爾沁草原一戰成名,將偽軍趕出呼倫貝爾。日方后來放出風聲:“只要吳某投靠,可封‘東蒙古王’。”他的回答據傳是,“捧個破王帽,不如扛桿好槍。”說話夾著大舌音,卻氣勢十足。
1928年春,北伐軍沿津浦路步步緊逼,北京岌岌可危。張作霖決定撤回沈陽整頓,命吳俊升督辦沿途警戒。有人勸吳俊升留在山海關以策安全,他不允,堅持要陪同大帥同車返奉:“生死同年同月同日,豈可失約?”幾句話鏗鏘落地,連張作霖都只得苦笑。
6月4日凌晨四時許,專列駛入沈陽北站前的三洞橋。霎時火光沖天,百余公斤烈性炸藥將鐵軌掀起半米高。車廂被撕開,濃煙夾雜血肉。救護兵翻開殘骸,最醒目的是一具被彈片洞穿面頰的肥碩遺體——吳俊升,終年六十五歲。不到半小時后,身負重傷的張作霖也撒手人寰。兩人二十一年前的誓言,竟以此結局兌現。
消息傳來,奉天城哭聲四起;可沒多久,新的權力版圖已悄然重繪。張學良接管東北,內部派系林立,吳俊升留下的千余騎兵雖驍勇,卻因失去主帥而星散各部。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炮轟北大營時,這些昔日沖鋒陷陣的騎士只能眼睜睜看著城門洞開。史家多有感慨:如果當年吳俊升尚在,奉軍或許不會如此不戰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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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歷史一旦落筆,再難改行。更尷尬的是,大帥之死激起全國同情與憤懣,光芒之下,吳俊升的名字反倒被遮蔽。北平、上海報館競相刊發悼念張作霖的專刊,卻鮮少為吳大舌頭留版面。有人說他貪財、嗜賭,死不足惜;也有人嗟嘆,“若非口音難懂、行事粗鄙,他的戰功不在任何督軍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財富和風流終究也能留下些奇緣。吳俊升最疼愛的三女兒吳瑞貞,十七歲遠赴美國留學,后來嫁給華裔僑領王家后人。她傳給女兒王薇薇一份可觀的信托,也傳下對精致生活的執念。幾十年后,人們在奧斯卡紅毯上驚艷于Vera Wang的婚紗,卻不知這位紐約設計師的外公,竟是當年東北橫刀立馬的猛將。
很多抗戰老兵回憶,吳俊升的遺體運回奉天那天,棺蓋還未合上,城中百姓夾道哭祭。可短短數年,他被迅速淡忘。原因不難理解:其一,張作霖的政治分量太重,世人目光自然聚焦于“大元帥之死”;其二,吳俊升生前行跡粗豪,兼具暴斂之名,公眾的同情容易被道德成見稀釋。再加上稍后國共內戰、抗日烽火席卷華北,民眾無暇追思一個軍閥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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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軍政史角度看,吳俊升代表了清末至民國東北軍閥群體的典型路徑:草莽出身、刀馬立功、抱團結盟、富甲一方。這樣的歷史切面,有時比雄辯的史學理論更鮮活。試想一下,一介放羊童,憑血勇和眼力,堆砌起令日俄都側目的地盤與兵權,又在瞬息之間被炸得蹤影無存——這就是時代的殘酷與荒誕。
有學者統計,皇姑屯事件當場死亡人數不足十人,卻狠狠撬動了整個東三省的命運。吳俊升被“抹去”的姓名提示著另一個事實:歷史選擇“記憶”,也同樣選擇“遺忘”。對掌握財富與武力者而言,榮耀并非永恒,留下的唯有檔案里一行枯燥的“卒年:一九二八”。
多年后,站在他輾轉遷葬的墓前,有后人輕聲念叨:“外公,當年要是你在,咱家是否還留在東北?”墓碑高不過石人一肩,鐫刻著簡單四字——“忠于主帥”。云卷云舒,北風仍在呼嘯,可那個誓言已隨炸裂的鐵軌散作塵土,成為皇姑屯橋洞下永不平息的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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