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鄭蘊俠：潛伏8年，曾和張國立一起拍戲，遺愿是回重慶較場口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成都城，冷雨淅瀝。省監獄的鐵門緩緩開啟，頭發半白的鄭蘊俠挪步而出——這位在國民黨戰犯名單上停留了二十多年的名字，此刻只拎著一個帆布包。雨點落在他肩頭，他卻站在門口愣了半晌，像是在分辨久違的自由味道。

他本有機會遠走香港，卻在這一刻選擇留在西南。原因很簡單：身上背著的那些帳，終究得在這片土地上還。重慶較場口的那場血雨腥風，二十九年前種下的孽債，一閉眼就浮出來，像一根倒刺扎在心口。旁人問他打算去哪，他只是搖頭。“總得混口飯吃吧。”聲音干澀，卻帶著難以掩飾的老辣。

成都電影制片廠在籌備《草莽英雄》時，急缺一位通曉川江碼頭黑話、懂袍哥幫規矩的行家。幾番輾轉，劇組聽說了一位“懂行又有料”的老人。導演劉子龍見面后，被鄭蘊俠提起一串舊時江湖暗號嚇了一跳：這套暗語只有真正混過袍哥的人才掌握。于是，鄭蘊俠被請去做場面顧問，順帶在片中客串一位須發斑白的老把兄。那年，張國立二十九歲，剛從部隊轉到影壇，熱情得很。第一次排戲時，他好奇地湊過去：“鄭大爺，您這幾句行話是哪兒學的？”老人扯了扯嘴角，“小伙子，江湖里混過，耳朵尖唄。”一句話，輕飄飄，又像隔著重重煙云。

若把時間撥回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慶空氣里卻沒有這份閑適。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慶祝大會”本該是一場和平的民意狂歡，結果卻被鄭蘊俠帶來的三百多名地痞攪成修羅場。鐵棍飛舞、桌椅翻倒，李公樸倒在血泊，沈鈞儒的眼鏡碎裂，郭沫若撲上前護人，仍挨了幾下。嘈雜聲中，鄭蘊俠一句“給我打！”像匕首扎進記憶，從此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暴行過后，周恩來趕到現場，安撫人群，也記下了這個青幫悍匪的名字。同年春天，《新華日報》連續揭露重慶特務黑幕，鄭蘊俠卻毫無悔意，自覺立了大功。國民黨特務機關果然加封他為行動隊長，三年后又給了“少將”頭銜，讓他在川東招兵，意圖拖住人民解放軍西進步伐。野心很大，底子很薄，槍聲一響就散，所謂“游擊縱隊”不到兩個月被打個稀爛。

敗局已成，他換身份證，跑到涪陵榨菜廠裝小工。有人記得這位“劉玉剛”每天夜半才肯合眼，兜里還揣本舊詞典。全國清查敵特運動一鋪開，他嗅到風向，再次易名改行，當起走街串巷的貨郎，在貴州濯水趕集賣針頭線腦。鄉鎮閉塞，消息傳遞慢，他混了個安穩。更讓人意外的，是他取了當地姑娘為妻，炊煙里抹去舊痕。看上去，一個文盲貧農的身份滴水不漏。

可是嘴巴管不住。合作社推選會計時，鄭蘊俠主動籌劃賬簿，毛筆小楷端正得像印刷體。一次鋼筆失蹤，他下意識罵了句“怎么不翼而飛”，把自己坑了進去。鎮上老人私下嘀咕：能背出《春秋左傳》典故的，會是大字不識的莊稼漢？線索上報，公安順藤摸瓜，八年潛伏在一夜間瓦解。

案件移交成都軍管會審理。那時，新中國已度過最艱難的開局，法律制度初成。對這樣一個“負案在身”的老特務，審判長問他：“認罪否？”他悶聲點頭。十七年有期徒刑，少了槍斃，他已覺得僥幸。入獄頭兩年，他閉口不談過往；后來政策允許讀書，他把監獄圖書室的《史記》借得翻爛。看守私下說：“老鄭其實不笨，就是心黑。”

“改造不是背條文。”八十年代初，他對年輕學員這樣說。那時他已是四川省話劇院臨時聘任的“民俗顧問”，工資不高，卻能混口熱飯。拍《草莽英雄》那陣子，場務為了省事，讓他自己填表登記職業，他思考片刻，寫下兩個字：戲子。有人替他惋惜，覺得從少將到跑龍套太落差，他卻嗤笑：“命是撿來的，還挑啥呢？”

值得一提的是，拍攝現場有一段對手戲：張國立飾演的青年幫眾“擺陣敬香”，要對袍哥誓詞朗朗而出。臺詞深奧，古意疊疊。張國立背得七零八落，臉都紅了。鄭蘊俠拍拍他肩：“兄弟，這句念‘升斗照應，貧富相幫’，別念反。”說完親自上場演示，犀利眼神與老腔調讓全組愣神——這是活生生的老江湖。鏡頭推過去，連導演都忘了喊停。

忙碌間歇，偶爾有人提起當年舊事。彼時的鄭蘊俠，只是淡淡一句：“做過的孽，改不了了。”再多就不肯講。別人問他對未來有何打算，他望向窗外，低聲道：“若有機會，想去較場口走走。”這不是懷舊，是贖罪。那一夜的棍棒與鮮血，他要親眼看看傷口愈合沒有。

二〇〇九年深秋，鄭蘊俠躺在重慶一家醫院病房，身邊只剩一位侄孫。醫生說“撐不過這個冬天”。他攥著褪色的黑白照片，照片里，年輕的自己站在軍裝群里，神情鋒利。臨終前，他對侄孫說的最后一句話是：“如果我醒不過來，替我去較場口燒柱香。”

他活了一百零二歲，見過北伐槍聲，也見過衛星上天；從黑暗的軍統走到共和國的光天化日，卻始終沒敢踏足那條血跡斑駁的街巷。有人說他罪不至死；也有人說，未到較場口那一日，他就始終在流亡。歷史不是戲臺，卸了妝，賬還得算。鄭蘊俠的故事，留給后人的是警示：漂白身份容易，洗凈靈魂太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