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訪多個美國戰場后，我意識到日本“終將被美軍拋棄”

編者按：2月8日，日本眾議院選舉中，由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獲得過半數議席。高市早苗豪賭之后，外界也開始擔憂日本借由此進一步攪動東亞局勢。 自上臺以來，高市早苗就屢次發表涉臺錯誤言論，嚴重挑釁并背離中日政治文件。與此同時，琉球議題被輿論重新推向臺前，圍繞該地區地位、美軍基地過重負擔及其民眾對戰爭風險擔憂等問題再度獲得聚焦。 1月12日至15日，全球南方學術論壇代表團赴琉球走訪調研，并與“不再有沖繩戰役：生命寶貴會”協會、全亞洲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宰制與侵略運動（AWC）舉辦“中國·沖繩交流意見交換會——構建跨越國境的和平共同體”座談會，推動和平與發展的共同愿景。 本文為“沖繩對話”項目發起人谷山博史在會上的演講。其基于自己多年國際協作經歷，談到美國制造多場戰爭，而日本主流媒體難獲真相；其還指出“中國威脅論”及高市言論的危害，呼吁各方智慧應對。觀察者網整理刊載其演講，供各位讀者參考。

谷山博史在會議現場

【演講/谷山博史】

我是谷山博史，“沖繩對話”項目的發起人。

過去34年間，我一直從事國際協助工作，其中約有12年在海外度過，長期奔走于各類現場。在這些經歷中，我曾多次身處沖突與戰爭的第一線，因此不得不持續地追問戰爭的本質。

·被“制造”出來的戰爭

我走訪過的許多戰場都和美國有關：海灣戰爭時我在泰國；之后我又多次前往科索沃沖突、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現場，并在阿富汗常駐了約四年半。最終選擇來到沖繩，與我這段阿富汗經歷直接相關。

我滿頭白發，正是長年處于美軍威脅之下的見證。我們運營的診所曾遭到火箭彈襲擊、被武裝人員占據，甚至有工作人員的親屬遇害。每當發生這樣的事件，我們都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應對，甚至需要將聯合國也卷入進來、向美軍提出抗議。

與此同時，為了保障外出行動與日常移動的安全，信息收集變得至關重要。我為自己設定了一條原則：絕不進入美軍展開行動的區域。每天早晨，我們通過信息搜集與員工會議來決定當天的行動計劃。經驗告訴我們：接近美軍，就意味著成為攻擊目標。而當時直接威脅我們的部隊，正是來自沖繩的美國海軍陸戰隊。

就這樣，沖繩與我的生命軌跡緊緊聯系在了一起。在結束一線工作之際，我下定決心一定要來到沖繩，并最終移居于此。

基于這些親身經驗，我想談談我所看到的戰爭的樣貌。

以阿富汗為例，這場持續二十年的戰爭在2021年結束。它是怎樣結束的？是美軍敗退撤離。雖然日本媒體很少這樣寫，但現實就是美國在無法取勝、難以持續的情況下選擇了撤退。更重要的是，是由特朗普政府與一直被美國稱為恐怖組織的塔利班達成協議，而當時阿富汗政府卻被排除在談判之外。結果，美軍撤離后，阿富汗政府軍迅速潰散，加尼政府垮臺，塔利班占領全國并建立了新政權。換句話說，美國親手拋棄了自己扶植的政府。

許多人認為，只要日本國內有美軍駐扎便可安心，或在緊急情況下與美軍聯合作戰就能轉危為安。但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最終我們將被拋棄。這是一個清醒的教訓。

回顧美國在伊拉克、科索沃等地發動的戰爭，我結合現場信息和宏觀資料反復驗證，結果清晰地顯示：這些都是被“制造”出來的戰爭，換言之，是本可以避免的戰爭。

然而，戰爭依然被發動，并且常常得到國際社會的默許甚至支持，理由被包裝為“正義之戰”：海灣戰爭如此，薩達姆·侯賽因被歸入“邪惡軸心”，于是打擊他被視為正當；科索沃戰爭也是如此，米洛舍維奇、南斯拉夫政府及其聯邦被貼上“邪惡”的標簽，使得“為拯救科索沃人民”而發動的空襲獲得合法性；伊拉克、阿富汗也不例外，塔利班被簡化為純粹的“惡人”。

令人心寒的是，就連許多自認自由派、甚至曾參與反戰運動的人，也會在我們批評這些戰爭時轉而指責我們。這恰恰說明“正義之戰”的話語何其強大。

要打破這種幻象，唯有依靠事實。然而僅憑日本的主流報紙，幾乎無法獲得這些事實。我們需要通過“第三世界網絡”等渠道主動獲取信息，而且不僅要自己獲取，更要讓更多人看到。我對《琉球新報》與《沖繩時報》更為認同：相比日本本土大報，它們與全球網絡的連接更緊密，更能呈現世界各地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觀察。包括危地馬拉在內的眾多議題，都應該被聯系起來看待。

信息可以觸發戰爭，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如何獲取真實的信息——這或許可稱為一種“戰爭素養”。

谷山Facebook賬號近日更新：“在鹽川發生的日本防衛省沖繩防衛局職員及機動隊對抗議者實施暴力的事件。受害者是安和與鹽川抗議活動的領導者，也是我的朋友。”

·兩個走向令人擔憂

2021年至2022年期間，“臺灣有事”這一議題被持續渲染，我們也確實體會到了其中的危機感。在這種背景下，我與來自沖繩及日本本土的共13位伙伴發起了阻止“臺灣有事”的“沖繩對話”項目。

在一年半的時間里，我們舉辦了5場研討會，其中3場為國際研討會；此外，還開展了3次子議題活動，并通過記者會等方式持續對外發布信息。我們的出發點很簡單：如果政府之間不開展對話，那就由市民來進行對話。在臺灣地區，我們邀請了不同立場的人士參與，不局限于某一黨派，既有民進黨系智庫人士，也有國民黨系研究者，并且還與中國大陸方面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

盡管外界批評不少，但有兩點成果值得肯定：

其一，與會者（包括臺上發言者和臺下聽眾）普遍認同當前最重要的是開展對話； 其二，我們重新喚起并確認了一項不容忘卻的重要國際法承諾——“一個中國”。中國大陸方面將此稱為“一個中國原則”，臺當局則稱之為“一個中國政策”。許多人此前并不了解這一點，而日本媒體也鮮少觸及。如果不以此為出發點，我們根本無法真正遏止戰爭的發生。我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收獲。

我還必須指出，“中國威脅論”的傳播不容低估。近日，我一位在東京從事和平運動且非常活躍的朋友，特意選在日本的成人日，在街頭以“貼紙投票”的方式，就“如何看待高市”“是否支持自衛隊擴編”“如何看待‘臺灣有事’”等問題與民眾進行互動。結果顯示，許多年輕人認為“中國可怕，因此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甚至有人表示“我也會上戰場”。這位久經錘煉的年輕和平活動者因此感到沮喪，決定當日停止行動。我認為這一情況既可怕，又嚴峻。

與此同時，高市關于“‘臺灣有事’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的發言，引發了中國方面一系列對抗措施；但在此過程中，高市的人氣不降反升，使得其敢于冒險解散眾議院、舉行總選。這一走向同樣令人擔憂。

因此，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應對之道。強調“一個中國”等“正論”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以“太陽”而非“北風”的方式處理問題。對中國而言，提出抗議在所難免，但若一味以“北風”相向，恐怕只會推動日本進一步走向“備戰”的軌道；可以以更大的智慧，采取更溫暖、更有遠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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