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當特赦令傳到監獄，鄭庭笈問杜聿明：我算不算頑固派？

1959年，功德林里傳來了一個好消息：毛主席要特赦戰犯！

54歲的鄭庭笈縮在角落，手指無意識地捻著衣角，心里直打鼓：自己會不會是那個“幸運兒”？琢磨來琢磨去，他還是忍不住湊到杜聿明身邊，聲音壓得低低的：“老杜，你說……我算不算頑固派啊？”

這話問出口，鄭庭笈自己都覺得沒底。他這輩子從海南文昌的富家少爺到黃埔軍校的學員，從抗日前線的“虎將”到內戰被俘的戰犯，人生經歷真是“曲折傳奇”。

如今在功德林待了快10年，總怕自己過去的“毛病”沒改干凈，怕自己連特赦的邊都摸不著。

鄭庭笈老家在廣東文昌（現在屬海南），家里是當地有名的殷實人家，不愁吃穿。

可他打小就不是個安分的性子，看著報紙上國家動蕩、外寇環伺的消息，總覺得窩在家里不是事兒。1926年，聽說黃埔軍校在廣州招生，他瞞著家里偷偷收拾行李，一路坐船到了廣州，愣是考上了黃埔五期步兵科。

那時候的黃埔軍校，學員們白天摸爬滾打練戰術，晚上圍著煤油燈學理論，鄭庭笈跟同期的同學比，不算最機靈的，但肯下苦功。

可沒等他畢業，廣州就出了變故，1927年，紅軍起義部隊包圍了軍校高等教育班，鄭庭笈和同學們躲在樓里，聽著外面的槍聲，心里又怕又亂。直到起義部隊撤退，他才敢探出頭，看著天字碼頭空地上的血跡，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革命”兩個字的重量。

畢業后，鄭庭笈跟著部隊四處轉戰，從江西“圍剿”紅軍到福建鎮壓“福建事變”，打了不少仗，軍銜也從少尉慢慢升到了少校。可真正讓他記一輩子的，還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的那些日子。

1937年10月，山西忻口會戰打得正酣，鄭庭笈當時是第14軍的營長，帶著弟兄們守高地。日軍的飛機大炮跟不要錢似的往陣地上轟，泥土混著彈片飛得到處都是。

他拿著望遠鏡趴在戰壕里，看見日軍沖上來了，就跳起來喊：“跟他們拼了！”沒成想剛站起來，子彈就打在了他身上。衛兵見他倒下，瘋了似的沖過來，背著他往后方跑。

一路上，鄭庭笈昏昏沉沉的，好幾次都覺得自己要撐不住了，可一想到陣地上的弟兄，又咬牙挺了過來。等傷愈歸隊，他給自己取了個號叫“重生”，意思是這條命是撿回來的，得用在打鬼子上。

昆侖關戰役，鄭庭笈成了榮譽第一師的團長，這一仗打得更慘烈。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占領了昆侖關，企圖切斷中國的國際補給線，帶隊的少將旅團長中村正雄，是出了名的狠角色。

1939年，鄭庭笈在陣地上巡視，突然發現九塘公路邊的草地上，一群日軍軍官正圍著一張地圖開會，他趕緊舉起望遠鏡，一眼就認出了中村正雄的將官服。

“快！給我把迫擊炮架起來！”鄭庭笈嗓子都喊啞了。炮彈像長了眼睛似的往日軍堆里落，沒等那些軍官反應過來，就被炸得人仰馬翻。后來才知道，當時中村正雄正在帳篷里做手術，炮彈直接掀了帳篷頂，這位少將當天就咽了氣。

打完昆侖關，鄭庭笈又跟著中國遠征軍去了緬甸。1942年，他在戴安瀾的第200師當步兵指揮官，同古保衛戰中，他們頂著數倍于己的日軍，守了整整12天。

彈盡糧絕的時候，戴安瀾跟他說：“老鄭，咱們就是死，也得把弟兄們帶回國。”可沒等撤退到國境線，戴安瀾就中彈犧牲了，臨終前還攥著鄭庭笈的手，反復叮囑“帶弟兄回家”。

鄭庭笈抹掉眼淚，把戴安瀾的遺體裝在棺材里，帶著多殘兵，翻雪山、蹚大河，一路上靠野果充饑，還要躲避日軍的追擊。直到1942年6月，他們終于看到了云南騰沖的城墻，弟兄們抱著樹干哭，鄭庭笈卻對著戴安瀾的棺材跪下了：“戴師長，咱們到家了。”

抗戰勝利后，鄭庭笈沒想到，昔日的抗日同志變成了自己要打的“敵人”。

1948年，他當上了國民黨第49軍中將軍長，奉命駐守東北。可那時候的國民黨軍早已軍心渙散，遼沈戰役打響后，他的部隊在大虎山被解放軍包圍，打了好幾天，最終還是舉起了白旗。

被俘那天，鄭庭笈心里想的是“這下完了”，他聽說過太多“清算戰犯”的傳言，以為等著自己的要么是酷刑，要么是死刑。

可到了北鎮收容所，他才發現事情跟想的不一樣：管理人員不叫他“戰犯”，反而客氣地稱“鄭將軍”，還給他安排了單間，每天的飯菜雖然簡單，但跟工作人員吃的一模一樣。有次他感冒發燒，護士還專門送來牛奶和面包，這讓他心里犯了嘀咕：“共產黨怎么跟傳說里不一樣？”

真正讓他轉變的，是管理人員讓他給兄長鄭庭鋒寫勸降信。鄭庭鋒當時是傅作義手下的將領，正準備偷襲西柏坡。鄭庭笈拿起筆，沒打草稿就寫開了，從自己被俘后的經歷，到共產黨的優待政策，字字都是心里話。

這封信后來登在了《東北日報》上，還被解放軍廣播到了國民黨軍營里，傅作義聽說后，好幾天沒睡好，他知道，這封信一播，手下的軍心更不穩了。

1956年，鄭庭笈被轉到功德林監獄。這里不像監獄，更像個“學習班”：早上學馬列主義，下午要么勞動要么討論。鄭庭笈是個實在人，學理論的時候不偷懶，勞動的時候更賣力。

那時候監獄組織去農場挖土方，他50多歲的人，比年輕戰犯挖得還快，管教干部還笑著說：“鄭庭笈，你這勁頭，跟在戰場上一樣啊。”

可他也有“小毛病”：有時候討論起過去的戰事，他會忍不住替國民黨辯解幾句；有次伙房的飯菜有點涼，他還跟管理員頂了嘴。這些事擱在平時不算啥，可一聽說要特赦，他就開始瞎琢磨：“會不會因為這些，人家覺得我沒改造好？”

還有件事讓他哭笑不得，因為他力氣大，監獄讓他管澡堂。但鄭庭笈是海南人，說話帶著濃重的鄉音，每次放好熱水，就扯著嗓子喊：“‘死’早（洗澡）了！大家排好隊，第一隊先死，第二隊再死！”

獄友們一開始沒反應過來，后來聽明白了，都笑著罵他：“你個老鄭，會不會說話？要死你先去！”鄭庭笈也不惱，跟著笑，監獄里沉悶的氣氛，倒被這玩笑沖淡了不少。

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的禮堂里掛著“特赦戰爭罪犯大會”的橫幅，鄭庭笈坐在臺下，手心全是汗。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開始念名單，一個個名字念出來，他的心跳得越來越快，眼睛盯著地面，連呼吸都不敢大聲。

“鄭庭笈！”突然聽到自己的名字，他猛地站起來，嗓子里擠出一個“在”字，眼淚一下子就掉了下來。直到聽到“予以特赦”4個字，他才反應過來：自己真的自由了。散會后，杜聿明拍著他的肩膀說：“老鄭，咱們總算熬出頭了。”

不久之后，鄭庭笈接到通知，要去中南海見周總理。他特意找了件干凈的衣服，頭發梳得整整齊齊，到了西花廳，看到周總理笑著朝他走來，心里更緊張了。

總理握住他的手說：“鄭庭笈同志，你在功德林是改造標兵嘛！”這句話讓他鼻子一酸，哽咽著說：“感謝總理，感謝共產黨。”

總理還問起了他的家庭，鄭庭笈的眼圈紅了，1957年，妻子馮莉娟為了不影響孩子們上學，忍痛跟他離了婚。這些年，他沒敢給家里寫過一封信，不知道妻子和孩子過得怎么樣。總理聽了，笑著說：“別擔心，組織幫你把家找回來。”

沒過多久，鄭庭笈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當專員，專門寫抗戰和內戰的親歷稿。

有天他去打印室送材料，剛推開門，就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是馮莉娟！原來總理特意讓人把馮莉娟調到政協當打字員，還特意安排他們“偶遇”。兩人四目相對，沒說一句話，眼淚都流了下來。

1961年4月19日，他們拿著復婚證，手牽手走出民政局，鄭庭笈跟妻子說：“以后，咱們再也不分開了。”

在文史專員的崗位上，鄭庭笈寫得格外認真。他寫忻口會戰的地形，標得清清楚楚；寫昆侖關戰役的細節，連當時炮彈落在哪里都記得；寫遼沈戰役的失敗，也不隱瞞自己的指揮失誤。有人勸他：“老鄭，少寫點敗退的事，多提提抗戰的功勞。”他搖搖頭說：“實話實說才對得住歷史，不然后人怎么研究？”

1985年，鄭庭笈回了趟海南文昌老家，這是他離開家鄉55年后第一次回來。鄉親們在村口等著他，文昌中學的師生們拉著“歡迎鄭老回家”的橫幅，他看著熟悉的椰子樹，眼淚又掉了下來。

在父母的墓前，他跪下磕了三個頭，說：“兒子回來了，現在國家好了，你們放心吧。”

晚年的鄭庭笈最關心的就是祖國統一，他經常給海外的親友寫信，講大陸的變化，勸他們回來看看。

1996年6月9日，鄭庭笈去世，享年91歲。他的訃告上寫著“歸宿于祖國，歸宿于人民”，這幾個字，成了他一生最好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