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消防產品偽劣犯罪的定性困境與辯護邏輯

本文作者：徐偉

摘要

建筑消防產品質量直接關乎公共安全。在司法實踐中，涉及消防產品的刑事案件呈現出高度的專業性與復雜性。本文立足于辯護律師視角，通過對承辦案件的復盤，重點探討消防產品領域中“行政處罰”“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與“合同詐騙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之間的界限，旨在構建一套基于技術標準與經濟邏輯的精準辯護模型。

關鍵詞：消防產品；偽劣產品罪；合同詐騙；安全標準；辯護策略

第一章 導論 消防產品入罪的實務邊界與承辦感悟

1.1 行業背景：消防產品強制性認證（CCC）與技術鑒定制度對刑事定性的影響

建筑消防產品，作為維系公共安全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線，其質量標準與可靠性要求遠超普通商品。與其他建筑材料不同，絕大多數消防產品，如防火門、防火玻璃、火災報警設備等，均被納入國家強制性產品認證（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CCC）目錄[1]。這意味著，任何未經CCC認證或不符合認證標準的產品，從法律意義上講，均不得出廠、銷售、進口或者在其他經營活動中使用。這一制度設計，從源頭上為消防產品的質量劃定了不可逾越的“紅線”。

然而，也正是這種嚴格的準入制度，使得消防產品在進入刑事司法程序后，其“合格”與“不合格”的界定顯得異常敏感。一份由權威機構出具的“不合格”檢驗報告，往往成為啟動刑事追訴的直接依據。在辯護實踐中筆者觀察到，偵查機關與公訴機關傾向于將經過CCC認證的消防產品一旦被鑒定為不符合國家或行業標準，就直接等同于刑法第140條所定義的“偽劣產品”，而忽略了對產品具體使用性能、安全影響以及被告人主觀意圖的深入考察。這種將行政監管標準與刑事入罪標準簡單劃等號的做法，為后續的定性困境埋下了伏筆。

1.2 辦案觀察：為什么消防產品案件易出現“重罪化”傾向？

在筆者承辦的一起涉及防火玻璃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案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涉案“銷售金額”在刑事訴訟的不同階段呈現出巨大的不確定性與隨意性。在偵查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時，認定的銷售金額為40余萬元；而在后續的審查起訴階段，該金額一度被建議核減為20余萬元；然而，在認罪認罰協商過程中，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所依據的銷售金額又躍升至80余萬元；最終，在起訴書中，這一數字被確定為50余萬元。這種“過山車式”的數額變動，不僅直接影響著量刑幅度的選擇，更折射出辦案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對于如何界定“偽劣產品”的銷售價值存在模糊認識，也反映出一種基于公共安全考量的“從嚴”追訴心態。

消防產品關乎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其潛在的巨大危害性使得司法機關在處理相關案件時，天然地帶有一種強烈的風險防范色彩。這種對公共安全的過度擔憂，有時會轉化為一種“重罪化”傾向，即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上，更傾向于做出對被告人不利的解釋。例如，將產品整體（如包含合格框架的防火門）的銷售額全部認定為偽劣產品銷售額，而非僅計算不合格部分（如防火玻璃）的價值。這種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社會對消防安全的關切，但卻可能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對被告人造成不公。

1.3 核心議題：厘清產品質量瑕疵、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的質變點

基于上述觀察與感悟，本文的核心議題在于，如何在嚴密的消防安全監管體系下，為建筑消防產品領域的刑事案件劃定清晰的司法邊界。具體而言，本文旨在探討并厘清以下幾個層面的關鍵問題：

在同樣存在“以次充好”外觀的交易中，如何區分旨在獲取不當利潤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合同詐騙罪”？

行政監管部門出具的“不合格”鑒定，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作為刑事定罪的依據？銷售金額的計算應當如何剝離其中的合格部分價值，以確保刑罰的精準性？

當消防產品既不符合產品質量標準，又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時，應如何適用《刑法》第140條（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與第146條（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二者之間是否存在法條競合關系？

通過對這三大邏輯邊界的辨析，結合筆者在真實案件中的辯護經驗，本文嘗試構建一套以技術標準審查為基礎、以經濟邏輯分析為輔助的精準辯護模型，以期在守護公共安全的同時，捍衛刑事司法的謙抑性與公正性。

第二章 維度辨析 消防產品刑事定性的三大邏輯邊界

在建筑消防產品領域，刑事案件的定性遠非簡單的“合格”與“不合格”的二元判斷。它涉及對被告人主觀意圖的深度剖析、對涉案金額的精準計算，以及對不同法條背后所保護法益的細致區分。本章將圍繞“主觀意圖”“罪與非罪”以及“法條競合”這三個核心維度，對消防產品刑事定性的邏輯邊界進行辨析。

2.1 主觀意圖之辨：偽劣產品罪 vs 合同詐騙罪

在司法實踐中，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常常與合同詐騙的手段相互交織，兩者在客觀上都表現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從而使交易對方陷入錯誤認識。然而，兩者的主觀罪過和法律后果卻截然不同。區分的關鍵在于，被告人的行為本質上是一場“打折扣”的交易，還是一場“空手套白狼”的騙局。

辯護焦點：考察被告人是否具備真實的供貨能力及售后行為。

根據刑法理論通說及相關學術研究[2]，詐騙罪（包括合同詐騙罪）的核心在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簽訂合同、交付產品的行為僅僅是實現非法占有的手段，本身并無真實履行合同的誠意。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行為人，其主觀目的在于通過“以次充好”或“以假充真”的方式，賺取合格產品與偽劣產品之間的差價，其行為本質上仍屬于市場交易的范疇，盡管是一種應受懲罰的欺詐性交易。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兩者進行區分：

在筆者承辦的案件中，被告人的行為更符合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特征。首先，被告人所在公司具備真實的供貨能力，并且在案涉項目中實際交付了防火玻璃、防火門等產品，并非虛構交易。其次，交付的“不合格”防火玻璃，雖然耐火極限未達到國家標準，但其仍然是“玻璃”，具備玻璃的基本物理屬性和使用功能，并非用石頭、塑料等完全不相干的物品冒充。最后，從被告人的行為模式看，其在前期參與設計、報價，推薦的也是行業內知名品牌，其動機更傾向于在供應鏈的某個環節降低成本以獲取更高利潤，而非從一開始就策劃騙取全部工程款后逃匿。因此，將其行為定性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而非合同詐騙罪，更符合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

2.2 罪與非罪之辨：行政處罰 vs 刑事追究

從行政違法到刑事犯罪，存在一個明確的“質變點”，即《刑法》第140條規定的“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的起刑點。然而，如何準確計算“銷售金額”，恰恰是此類案件中最具爭議的環節，也是辯護工作的核心突破口。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銷售金額”是指“生產者、銷售者出售偽劣產品后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3]。在消防產品案件中，由于產品往往是包含多個部件的組合體（如防火門包含門框、門扇、玻璃、五金件等），如果其中只有部分部件（如玻璃）不合格，那么是否應將整個產品的銷售額全部計入犯罪金額？

辯護人認為，對此應采取限縮解釋的原則，即刑事追究的“銷售金額”應僅指偽劣部分的價值，而不應包含合格部分的價值。理由如下：

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如果將合格部分的價值也計入犯罪金額，無疑會人為地拔高犯罪數額，導致量刑畸重，違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則。

避免刑事打擊范圍的不當擴大：在本案中，防火門的門框、門扇等部件均是合格的，具備相應的防火功能。如果因為玻璃不合格就將整個防火門認定為偽劣產品，并將全部銷售額計入犯罪數額，這實質上是將行政法上的“產品整體不合格”概念直接照搬到了刑法中，混淆了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的界限。

有司法實踐支持：(2020)鄂XXXX刑初XXX號案件的判例中，法院也支持了將銷售金額中部分無關金額扣除的觀點，認為這樣符合刑法的謙抑精神。

因此，在本案的辯護中，筆者堅持主張，應從總銷售額中精確扣除具備防火功能的窗框、門框等合格部件的價值，僅以不合格的防火玻璃的實際銷售價格作為計算銷售金額的依據。同時，對于合同中約定的“暫定面積”，應以經過核實的實際安裝面積為準，對于證據存在矛盾的部分，應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進行認定。

2.3 法條競合之辨：一般罪名（第140條） vs 特殊罪名（第146條）

當涉案的消防產品不僅質量"偽劣"，而且其不合格項直接指向"安全標準"時，就可能同時觸犯《刑法》第140條（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和第146條（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這兩個罪名在理論上構成法條競合，根據《刑法》第149條的明確規定，此時應遵循“重法優于輕法”原則，而非簡單的“特別法優于普通法”。因此，辯護策略上引導適用第146條并非必然有利，關鍵在于根據具體案情，比較兩罪的刑罰輕重，爭取適用處罰較輕的罪名。

法益側重與論證難度對比：

第146條是結果犯，其核心構成要件是必須"造成嚴重后果"。這一要件的證明責任在公訴方，且標準極高。所謂"造成嚴重后果"，是指行為已經實際造成了人員傷亡或重大財產損失等嚴重后果，而不僅是理論上的可能性或潛在危險。在消防產品領域，要論證一塊耐火極限不足的防火玻璃已經"造成嚴重后果"，需要提供充分的因果證據，其難度有時甚至大于證明其銷售額超過5萬元。

因此，辯護策略的選擇取決于對案情的具體分析。當涉案產品的銷售金額巨大，辯方難以在數額上進行有效辯護時，將案件引導至第146條的適用，并集中火力論證其"未造成嚴重后果"，可能是一條有效的路徑。反之，如果涉案金額本身存在較大爭議，有望通過審計、鑒定等方式將其降至起刑點以下，而產品本身已造成的危害又客觀存在、難以辯駁時，堅守在第140條的框架內圍繞金額進行辯護則更為明智。辯護人需要權衡利弊，選擇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戰場。

例如，當可以引入專家輔助人和現場勘驗證據，通過科學論證來證明不合格項（如耐火極限從1小時降低到0.8小時）在實際火災中未造成人員傷亡或重大財產損失，或者案發后產品均已更換、實際損害已被消除時，就可以有力地挑戰"造成嚴重后果"的指控。若公訴方無法完成此項舉證責任，證明產品確實造成了嚴重后果，則依據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不能適用第146條定罪，案件便可能回歸到對銷售金額的審查，為辯護打開新的空間。

第三章 實戰模型 建筑消防產品案件的精準辯護策略

在前一章對消防產品刑事定性的三大邏輯邊界進行理論辨析的基礎上，本章將聚焦于刑事辯護的實戰操作，從“技術標準”“證據體系”和“行業慣例”三個維度，構建一套可供參考的精準辯護模型。這套模型旨在將宏觀的法律原則與微觀的案件細節相結合，通過精細化的辯護工作，有效回應司法實踐中的“重罪化”傾向。

3.1 技術標準緯度：拆解《檢驗報告》

在消防產品刑事案件中，由法定資質機構出具的《檢驗報告》往往被視為定罪的核心證據，其結論——“不合格”——也常常被直接采納。然而，辯護律師不能止步于接受這一結論，而應深入報告內部，對其技術細節進行“拆解”，將其從一份宣告“死刑”的判決書，轉化為可以進行辯護的論證材料。

核心策略：區分“主要不合格項”與“一般不合格項”，論證瑕疵產品是否喪失基本功能。

消防產品的國家或行業標準通常包含數十乃至上百項技術指標。并非所有指標都與產品的核心安全性能直接掛鉤。辯護律師需要借助專家輔助人的力量，對《檢驗報告》中被判定為“不合格”的項目進行技術分析，向法庭清晰地展示：

不合格項的性質區分： 哪些是關乎產品核心功能的“主要不合格項”（如防火玻璃的耐火完整性、隔熱性），哪些是影響產品外觀、耐久度或次要功能的“一般不合格項”（如尺寸偏差、外觀瑕疵）。如果涉案產品的不合格之處主要集中在后者，那么其“偽劣”的程是否達到刑事標準或對損害結果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就應當重新評估。

基本功能的存續論證： 即使核心指標不達標，也需要進一步論證產品是否因此完全喪失了其基本功能。例如，一塊設計耐火極限為1.0小時的防火玻璃，經檢測實際耐火極限為0.8小時。它雖然“不合格”，但并非完全不防火。在火災發生的初期，它依然能夠起到阻隔火焰和煙霧的作用，為人員疏散和初期撲救爭取寶貴時間。這種“打折扣”的功能與完全不具備防火功能的普通玻璃存在本質區別，其社會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語。

3.2 證據體系緯度：監督行政證據向刑事證據的轉化

消防產品刑事案件的證據材料，有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市場監督管理、消防救援等行政機關在前期執法過程中收集的證據。這些行政證據在轉化為刑事訴訟證據時，必須經過更為嚴格的合法性、關聯性和客觀性審查。辯護律師的核心任務，就是對這一轉化過程進行嚴密監督，重點審查證據鏈條的完整性與閉環性。

抽樣程序的合法性與代表性： 行政機關在現場查獲大量涉案產品時，通常只會抽取部分樣品送檢。辯護律師需要重點審查抽樣過程是否規范，例如，抽樣過程是否有見證人在場、是否制作了詳細的抽樣筆錄、樣品是否被妥善封存并附有無法被篡改的標識。更重要的是，要從統計學角度質疑樣本的代表性，即少數不合格的樣品是否足以推定所有未被抽檢的產品均為不合格？尤其是在不同批次、不同規格的產品之間，其質量可能存在差異。

證據保管與流轉的閉環性： 從樣品封存、送檢，到檢驗機構接收、檢測，再到報告出具，整個證據鏈條必須形成一個無懈可擊的閉環。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瑕疵，如封條破損、交接手續不全、保管環境不當等，都可能導致證據的同一性受到合理質疑。辯護律師應仔細核對每一份交接文書，尋找證據鏈中可能存在的斷點。

言詞證據的真實性與矛盾點：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共犯的供述往往是認定各被告人責任的關鍵。辯護律師需要敏銳地捕捉不同被告人供述之間的矛盾之處，并結合其利害關系進行分析。例如，在本案中，其他被告人與本案被告人案發前就存在重大厲害關系，其作出的不利供述可能帶有報復動機，可信度自然應打折扣。對于甲方項目人員等證人，也應考察其是否與被告人有過直接接觸，其證言是親身經歷還是道聽途說。

通過對證據體系的嚴密審查，辯護律師可以有效挑戰那些看似“鐵證如山”的指控，將不符合刑事證據標準的材料排除在定案依據之外，從而夯實辯護的基礎。

3.3 行業慣例緯度：還原建筑施工領域特征

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而非邏輯。一個看似構成犯罪的行為，如果放在特定的行業背景與交易場景中，其主觀惡性與社會危害性可能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一面。辯護律師需要扮演“行業專家”的角色，將法官從抽象的法律條文帶入到鮮活、復雜的建筑施工場景中，以“情理”輔助“法理”的判斷。

建筑工程領域的招投標與分包過程中，價格是決定性因素之一。辯護律師可以搜集案發同期同類消防產品的市場價格、行業指導價等信息，與涉案合同的約定價格進行比對。如果合同價格本身就顯著低于合格產品的市場價，那么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發包方（即所謂的“被害人”）對于其采購的產品質量可能并非抱著“最高標準”的預期。在這種“一分錢一分貨”的商業邏輯下，被告人提供“打折扣”產品的行為，其主觀惡性顯然低于以高價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

行業結算慣例的考量： 在建筑行業，合同中約定“暫定面積”“暫定價格”，最終按實際施工面積結算是通行慣例。這一慣例對于銷售金額的認定至關重要。辯護律師應向法庭充分釋明這一行業背景，主張以有據可查的實際安裝面積而非合同的暫定面積作為計算銷售金額的基準，這不僅更符合交易實質，也體現了對行業慣例的尊重。

被告人參與度與獲利情況的關聯分析： 在復雜的工程項目中，一個銷售人員可能僅負責前期的商務談判與合同簽訂，而對后續的產品選型、采購、安裝等環節并無實際控制權。在本案中，辯護人通過舉證證明被告人僅在部分項目中有少量提成，且與其他項目并無直接利潤關聯，從而有力地論證了其在整個犯罪鏈條中僅處于次要、輔助地位，缺乏實施大規模偽劣產品銷售的動機。

通過還原真實的建筑施工場景，將案件置于行業慣例的背景下進行考察，有助于法官更全面、更公允地評價被告人的主觀惡性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從而做出更符合情理法的判決。

第四章 結語 在嚴監管環境下守護刑事法治的謙抑性

建筑消防產品的質量安全是城市公共安全體系的重要環節。近年來，隨著國家對安全生產領域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強，涉及消防產品質量的刑事案件呈現高發態勢。在這樣的嚴監管背景下，司法機關對此類犯罪保持高壓態勢具有現實必要性。然而，越是強調嚴厲打擊，越是需要警惕刑事追訴的邊界被不當擴大，越是需要重申刑事法治的謙抑品格。

本文通過對真實案件的復盤，探索消防產品偽劣犯罪的精準辯護之道。無論是對"偽劣產品罪"與"合同詐騙罪"的區分，還是對"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界限的厘清，抑或是對"一般罪名"與"特殊罪名"競合的選擇，其核心都在于堅守一個根本原則：罪責刑相適應。刑罰的輕重必須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以及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匹配。

本文提出的三維辯護模型——技術標準維、證據體系維、行業慣例維——其共同指向是將一個被標簽化的"偽劣產品銷售者"還原為一個具體的、多面的"人"。通過拆解《檢驗報告》，我們看到產品"不合格"背后的技術細節與功能存續；通過審查證據鏈條，我們看到行政證據轉化為刑事定罪依據時可能存在的瑕疵；通過還原行業場景，我們看到冰冷的合同金額背后復雜的商業邏輯。

辯護律師的職責是在強大的國家追訴權面前，為保障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而發聲。在消防產品這類高度專業化、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案件中，辯護律師應以審慎、精細、理性的方式協助法庭查明事實、準確適用法律。這要求我們不僅熟悉法律條文，還要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技術專家"和"行業專家"，能夠與公訴人、鑒定人進行平等、專業的對話。

最終，我們期望司法機關在處理消防產品刑事案件時，既能有效震懾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為，又能精準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這要求對每一個案件心存敬畏，對每一份證據仔細甄別，對每一個法律適用反復推敲。唯有如此，公共安全與個體正義才能在法治的軌道上并行不悖，共同構成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

參考文獻

[1] 《強制性產品認證目錄描述與界定表（2020年修訂）》，市場監管總局2020年第18號公告發布。

[2] 吳加明。銷售偽劣產品罪與以交易為名的詐騙之界分 [C]. 刑事法判解，2013 (14): 115-125.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10號）第二條。

徐偉，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最高檢刑事申訴案件律師庫律師，北京市律協智庫委員，重大復雜案件研究組成員，首屆北京律協青年刑辯模擬法庭大賽冠軍，中國刑法學會會員，山東大學法學院碩士，擅長刑事辯護和刑事風險防范，各領域辯護經驗豐富，同時能夠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刑事風險防范和控告服務，代理的倒賣文物案曾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代理的無罪案件曾入圍“全國十大無罪辯護經典案例”評選、代理的三罪不起訴案件順利獲取國家賠償、代理的網絡犯罪案件被寫入最高檢報告、開展刑事風險防范公司全員獲釋。出版圖書《網絡犯罪案例研究》。多次接受央媒采訪，就熱點刑事案件發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