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某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看犯罪數額辯護有效切入

本文作者：王志強

引言

在“瘦肉精”類案件中，犯罪數額的認定往往成為左右案件走向的關鍵變量。實踐中，不少案件的定罪事實并不存在明顯爭議，但一旦數額被整體推高，案件便迅速進入“數額特別巨大”區間，量刑隨之大幅上升，辯護空間也隨之被壓縮。因此，如何圍繞數額認定展開有效辯護，已成為此類案件中最具實務價值的切入點之一。

從辯護角度看，數額問題并非單純的計算技術問題，而是貫穿定罪與量刑評價的重要樞紐。只要在未銷售部分是否應計入、價格基準如何確定、共同犯罪范圍如何界定等關鍵環節進行精細化審查，往往能夠對數額結構產生實質影響，進而改變量刑區間與裁判結果。

本文以最高檢發布的指導案例王某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為切入，結合司法解釋與實務裁判思路，系統梳理“瘦肉精”類案件中犯罪數額認定的主要爭議點與辯護路徑，嘗試為一線辦理同類案件的律師提供可操作的數額辯護思路。

基本案情：

王某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被告人王某某自2021年起開始在本村自建的養殖場內從事肉牛養殖。2022年10月至2023年10月，王某某分批次自遼寧省彰武縣、吉林省蛟河市購進90余頭肉牛，在養殖場內喂養。后王某某明知克倫特羅（俗稱“瘦肉精”）禁止在飼料中添加的情況下，仍將克倫特羅粉末加入飼料中飼喂肉牛，并對外出售。經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質量標準與檢測技術研究所、國家飼料質量檢驗檢測中心、山東標準檢測技術有限公司檢驗，王某某養殖場內的32頭肉牛檢出克倫特羅成分。此外，被告人王某某還幫助本村肉牛養殖戶張某某、劉某某（另案處理）購買含有“瘦肉精”成分的小料四袋（每袋50公斤）供其使用。經檢驗，張某某、劉某某二人養殖場內的50頭肉牛檢出克倫特羅成分。

經商河縣價格認定和監測中心認定，檢出含有克倫特羅成分的肉牛總價值92萬余元。

2024年9月，山東省濟南市商河縣人民檢察院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對被告人王某某提起公訴。2024年10月，濟南市商河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三十三萬元。一審宣判后，被告人王某某提出上訴。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未實際銷售部分是否當然計入犯罪數額

（一）法律依據

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立法結構上被設置為行為犯。《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將“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與“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并列規定，表明生產行為本身的危害性已達到刑事規制的標準，無需考量是否實際銷售或造成實害后果。立法者通過設置兩種行為方式，明確了只要實施摻入行為并具有相應的主觀故意，即使尚未進入流通環節，亦構成犯罪既遂。

這一認識亦為司法解釋所確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在食品生產、銷售、運輸、貯存等過程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產食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這就能看得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并不以銷售行為為前提，即使只有生產行為，也能根據這個罪名去追究刑事責任。

然而，犯罪既遂與涉案金額的計算并非同一層面的問題。雖然未銷售不影響定罪，但在量刑中具有關鍵意義的涉案金額如何計算，仍需依據證據與規則具體判斷。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未對銷售部分的金額計算作專門規定，但實務中普遍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形成較為穩定的計算思路，即對尚未銷售的涉案食品，應依次以標價、實際銷售價格以及同類產品市場中間價作為計算依據。在價格無法查明或者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應遵循有利于被告人原則進行認定。

（二）結合本案的具體分析

在王某某案中，價格認定機構認定檢出含有克倫特羅成分的肉牛總價值92萬余元，從金額計算的規范路徑來看，該數額認定可進一步審查：

首先，需要區分已經實際銷售的部分與尚未進入流通領域的部分。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罪雖屬行為犯，但涉案金額的計算應當與社會危害程度相對應。對于尚處養殖階段、尚未形成交易或被查獲后即予以無害化處理的肉牛，其社會危害尚未現實化，與已經流入市場并被消費者購買的食品在危險程度上存在明顯差異。如果在金額計算中不加區分，一律按照全部存欄肉牛的正常市場價予以認定，容易導致對潛在危險與現實危險的混同評價。

其次，未銷售部分的金額計算必須建立在明確價格依據之上。若案卷材料中缺乏明確標價、購銷合同或穩定的歷史交易記錄，僅依據同類合格肉牛的市場價格進行整體估算，則屬于以合法商品價值推定違法產品價值，其合理性有待進一步論證。尤其是在涉案肉牛因含“瘦肉精”而依法不得上市銷售的情況下，其實際交易價值顯然低于正常市場價格，甚至不具備合法市場價值。在此情形下，直接按正常牛肉市場價計算全部貨值，容易造成金額虛高。

再次，對于尚未形成銷售的部分，應結合行為人的真實交易意圖與可能實現的價格水平進行審慎認定。如果缺乏證據證明行為人已與下游形成穩定銷售關系，或無法證明其標價與銷售預期，則對未銷售部分不宜簡單按市場價全額計入，而應依據證據情況調整估算。

在本案中，雖然涉案肉牛中檢出“瘦肉精”的事實并無爭議，但其全部價值是否應一并計入犯罪數額，仍需在區分銷售狀態、審查價格依據及遵循有利于被告人原則的基礎上進行重新衡量。

二、貨值金額計算方法的辯護空間

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尚未對涉案金額的計算作出明確規定，尤其是尚未銷售部分的金額認定問題，引發諸多爭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確立的“待銷售金額以實際銷售價格計算”原則，為解決該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部分法院已據此作出裁判。

根據上述解釋第二條的規定，對于尚未銷售的涉案食品，其貨值金額的計算應遵循遞進式判斷規則：首先，應以行為人已明確標示或約定的銷售價格為依據，即所謂“標價優先”。此處的標價應當具有真實性與交易指向性，例如供貨協議、銷售合同或穩定交易記錄中所反映的價格，方可作為認定依據，而單純的內部成本記錄或明顯虛高、虛低的標價則不宜直接采信。其次，在不存在明確標價的情況下，如能夠查明同類產品以往的實際銷售價格，應當以行為人歷史交易記錄中最接近案發時段的實際銷售價格作為計算基礎。再次，在既無明確標價亦無法查明歷史交易價格的情形下，方可委托價格認定機構或估價機構參照同類合格產品市場中間價進行評估。在適用上述規則時，應當特別注意證據之間的相互印證，并在證據不足或存在合理不確定性的情況下貫徹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

這一計算邏輯為涉案金額的辯護提供了重要切入點。從價值評價的角度看，違法產品并不當然具有與合法商品相同的市場價值，在辯護時可以有以下幾個切入點。

辯護思路一：不得直接按“正常合格產品市場價”全額計算

在本案中，涉案肉牛因含“瘦肉精”依法不得進入正常市場流通，其市場價值已嚴重貶損。如果直接按正常肉牛市場價認定全部貨值，實際上以“合法商品價格”評價違法產品價值，明顯偏高。辯護時可以提出，涉案肉牛不具備合法市場銷售條件；實際地下交易價格遠低于正常市場價；應以實際交易可能價格或成本價作為參考。一旦價格基準下降，整體數額即可明顯壓縮。

辯護思路二：區分成品、半成品及原料

對于在生產環節查獲的涉案物品，應根據其生產狀態進行區分認定，其一，對于已達到可銷售狀態的成品，可以結合標價或歷史銷售價格進行計算；其二，對于仍處于養殖過程中、尚未達到出欄或銷售條件的部分，其價值實現具有明顯不確定性，不宜簡單按照成品市場價格整體折算；其三，對于購入的飼料、添加劑等原材料，則應以實際購入價格為基礎進行評價。若忽視生產階段差異，將所有存欄肉牛一律按成熟商品市場價計算，容易在數額認定上形成整體性放大。

三、共同犯罪中的數額并入問題

王某某除自行養殖外，還為他人提供含“瘦肉精”的飼料原料。若將其他養殖戶全部肉牛價值并入其個人犯罪數額，需以共同犯罪成立及責任范圍為前提。

從共同犯罪理論看，數額并入應滿足三項基本條件：其一，行為人對他人犯罪具有共同故意；其二，對整體銷售具有組織、控制或分利關系；其三，相關銷售金額系共同犯罪行為所直接產生的結果。只有在上述要件同時具備的情況下，方可將他人銷售金額納入其犯罪數額評價。

若王某某僅向他人提供原料或技術協助，未參與后續養殖決策、銷售渠道安排及利潤分配，亦未對整體經營形成實質控制，則其行為更接近于個別環節的幫助行為。他人獨立養殖、獨立銷售所得收益，不宜當然視為共同犯罪結果，更不宜全額計入其個人犯罪數額。

因此，在數額認定上，應嚴格區分個人實施行為與他人獨立經營行為的界限，結合分工關系、利益歸屬及控制程度，對可歸責范圍作限縮性認定，避免數額簡單并入所導致的評價擴大，堅持罪責刑相適應。

四、數額壓縮后的量刑影響

在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涉案金額幾乎決定量刑區間。數額一旦被推高，案件很容易跨入“數額特別巨大”檔次，進而觸發更重的自由刑與罰金刑。因此，圍繞數額展開精細化辯護，是此類案件量刑辯護的核心抓手。從實務操作上看，壓縮數額可以從三個方向入手。

首先，應嚴格區分既遂與未遂。未形成現實危害結果的半成品、存欄動物或原料，不宜一概按全部既遂貨值計算。若直接以理論最高銷售價格推定既遂金額，容易導致貨值明顯虛高。辯護中可圍繞實際銷售可能性、尚需加工環節、是否具備銷售條件等因素，論證部分金額僅屬未遂范圍，從而有效降低既遂數額。

其次，在價格認定上，應堅持以真實交易價格為核心。無論是已售產品還是待售產品，均應優先以實際成交價格、歷史銷售記錄或可驗證的地下交易價格為依據。對于明顯脫離實際交易環境的“正常市場價”“正品價格”等推算方式，應重點提出異議，防止將潛在收益或理想價格直接等同于犯罪數額。

最后，在存在多人參與的養殖、加工與銷售鏈條中，應嚴格限定共同犯罪范圍。僅因提供原料、技術或階段性協助，并不當然意味著對全部銷售金額承擔責任。若未參與后續經營決策、銷售分成或利潤分配，他人獨立經營所得原則上不應并入個人犯罪數額。通過切割責任邊界，可以顯著縮小個人對應的數額基數。

當上述因素經重新審查后，案件整體數額結構往往會發生明顯變化，原先被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的情形，可能回落至“數額巨大”甚至更低區間。量刑檔次隨之下移，不僅直接影響法定刑幅度的適用，也會對是否具備緩刑適用空間、罰金幅度以及附加處罰強度產生影響。

王志強，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法律碩士，京都食藥研究中心副主任，12屆北京市律師協會軍民融合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法學會會員，北京工商大學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司法部死刑復核援助專家組成員，最高人民檢察院第10檢察廳申訴律師專家組成員。原在3級軍事法院工作10年，擔任助理法官、法官、庭長等職務，在清華大學大學法學院完成在職學歷升級。律師執業10年，多次參加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技能培訓，主要方向涉食藥刑事辯護、企業刑事風險防范與治理、涉軍人涉軍企維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