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網山西一子公司、廣東建工等多家企業因“違法分包”被罰， 為何紅線屢成虛線？

文 | 預見能源

這次被處罰對象中，既有“國網山西省綜合能源服務有限公司”這樣的電網系企業，也有“廣東省建筑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這類大型國企。事由高度一致：違法分包、超越許可范圍從事電力設施承裝（修、試）業務。

當“自己人”接連登上違規名單，一個尖銳的問題再次被推向臺前：為何這道明令禁止的紅線，在現實中屢屢被踏成虛線？屢罰屢犯的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行業痼疾與利益邏輯？

罰單紛至沓來紅線屢成虛線

審視近期案例，違規分包的“頑固性”顯露無疑。晉監能罰字[2025]20號文件揭示，國網山西綜合能源公司存在“違法轉包承裝、承試電力設施業務”。這并非孤例，同在山西的思極科技（晉監能罰字[2025]19號）與明業電力（晉監能罰字[2025]26號），遠在浙江的廣東建筑工程集團（浙監能稽查〔2025〕93號），均因同樣的“違法分包”行為受罰。

監管部門的執法動作不可謂不密集，態度不可謂不明確。然而，從山西到浙江，從電網關聯企業到地方國企，相似的違規行為仍在不同主體身上重復上演。這強烈暗示，在個案處罰之外，一直存在著某種更具普遍性和誘惑性的驅動力量，使得企業甘愿冒險觸碰紅線。

違法分包成為頑疾的根源還是成本低收益高

違法分包行為之所以成為“頑疾”，其根源深植于行業的運行邏輯與利益結構之中。

首要驅動力是 “低風險高回報”的利益計算。對于持有高等級資質、特別是擁有市場準入優勢的企業（如部分電網關聯企業）而言，通過轉包或允許掛靠，幾乎可以“空手套白狼”：無需投入實質性的項目管理力量和技術團隊，僅靠出借資質牌照，便能輕松賺取可觀的“管理費”或“牌子費”。而對實際承接業務的低資質或無資質隊伍來說，這也是一條繞過嚴格準入限制、承接本無法觸及業務的“捷徑”。雙方在利益上形成了短暫的合謀。

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市場生態的結構性失衡。一方面，部分大型項目或系統內項目，在招標或業務分配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對“背景”、“關系”的隱性傾斜，資質本身有時異化為一種“入場券”而非能力證明。這催生了“資質尋租”的市場。

另一方面，電力建設市場階段性、區域性的“潮汐現象”明顯——任務集中時，正規有能力的隊伍供不應求；任務清淡時，為維持企業運轉和人員隊伍，部分企業又不得不通過違規分包來降低成本、消化產能。這種供需波動為違法分包提供了生存土壤。

此外， 監管的成本與違規的成本之間存在落差。盡管監管力度在加強，但面對龐大的市場、隱蔽的操作手法（如通過復雜的合同安排掩飾實質分包），完全實時、全覆蓋的監督依然挑戰巨大。而一旦違規行為被發現，過往的處罰力度（如本次案例中的罰款金額）相對于其可能獲得的巨額收益或市場份額，震懾力有時顯得不足。違規成本與收益的不對稱，削弱了紅線的剛性約束力。

違法分包是在架空資質許可制度

違法分包絕非無關痛癢的“操作瑕疵”，它對電力行業乃至能源安全構成了系統性風險。其危害具體而深遠： 首要危害是工程質量與安全風險的失控。電力設施，尤其是高壓、超高壓輸變電設施的安裝、檢修和試驗，是技術密集型、高風險作業，對人員資質、技術工藝、設備工具和現場管理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

當工程被層層轉包給不具備相應技術和管理的末端施工隊時，技術標準必然被稀釋，施工質量難以保證，現場安全措施極易流于形式。這直接埋下了設備帶病投運、電網運行可靠性降低乃至發生安全事故的隱患，嚴重威脅大電網安全和公共安全。

其次，它嚴重侵蝕市場公平與行業健康發展。違法分包構成了一種不正當競爭，它使得競爭的核心從“技術、管理和信譽”扭曲為“誰有資質外殼”和“誰的關系更硬”。

守法經營、專注提升自身核心能力的企業在市場中反而可能陷入劣勢，形成 “劣幣驅逐良幣” 的效應。長此以往，將打擊行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阻礙專業化、高水平施工隊伍的成長，從根本上損害電力建設行業的整體能力和產業升級。

再者，它擾亂行業信用體系與管理秩序。資質許可制度是行業管理的基石，旨在確保從業主體具備基本的安全質量保障能力。違法分包實質上架空了這一制度，使得許可證的頒發與持證單位的實際能力嚴重脫節。這不僅讓監管失效，也使基于資質的行業統計、規劃、政策制定失去準確依據，干擾了行業的宏觀管理。

紅線如何真正“帶電”？需多方協同“通上高壓”

要讓紅線真正“帶電”、令行禁止，絕非監管部門單方面加大處罰就能完全解決，而需要一場觸及行業深層次運行機制的協同治理。

對企業而言，尤其是行業龍頭和國有企業，必須率先進行徹底的“合規性革命”。要摒棄“規模至上”、“市場占有率優先”的舊思維，將合規經營提升到企業生存發展的戰略高度。國網山西綜合能源公司等被罰案例，應成為所有系統內企業深刻反省的鏡鑒。需要建立穿透式的內部管控體系，對分子公司、項目部的業務實質進行有效監督，杜絕任何形式的資質出借和違規分包，將發展重心真正轉移到依靠技術創新、管理優化和服務增值上來。

對監管層面，則需要推動監管的“智能化”與“精準化”升級。除了傳統的現場檢查，應更多利用大數據、項目全流程信息報送等手段，對人員、設備、資金流向進行關聯分析，智能識別可疑的分包轉包線索。

同時，探索建立基于信用評價的分級分類監管機制，對屢次違規的企業提高檢查頻次和處罰力度，并將處罰信息與招投標、信用評價等強力掛鉤，大幅提高其違規的綜合性成本。

更深遠的，是推動市場環境的持續凈化。在項目招標、業務分配中，應進一步強化以技術、質量、安全、價格為核心的綜合評價體系，最大限度減少非市場因素的干擾。同時，引導行業形成健康的分工協作生態，鼓勵專業化、精細化發展，讓不同規模、各具特長的企業都能在合規的框架下找到自己的市場定位，從而從源頭上減少對違規分包的“需求”。

對違法分包“頑疾”的治理，考驗著監管者的智慧、企業家的遠見和整個行業走向成熟的決心。紅線，必須永遠是紅線，不容任何虛化和踐踏。這不僅是規則的要求，更是對萬家燈火長久平安的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