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9年,國民黨那邊已經是墻倒眾人推,徹底沒戲了。
就在蔣介石收拾細軟準備跑路前,他心里憋著一股勁,非要辦成一件事不可。
這事兒既不是琢磨怎么反撲,也不是安排怎么撤退,而是要索命。
這一次,刀口對準的不是戰場上的敵人,而是所謂的“自己人”。
毛人鳳領了密令,眼睛死死盯著重慶戴公祠。
那里面,囚禁著一個身份特殊的人,還有他的家眷。
沒過幾天,那幫特務就露出了獠牙。
他們不光結果了那個人的性命,就連那一雙年幼的兒女,外加秘書一家三口——包括那個生在牢里、長在牢里、大家都心疼的“小蘿卜頭”,全都慘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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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殺人還覺得不保險,為了讓這件事爛在肚子里,特務們直接潑上強酸,把尸體化得干干凈凈。
這個慘死的人,名字叫楊虎城。
這一年,掐指算來,距離那場把天捅了個窟窿的西安事變,剛好過去了整整十二個年頭。
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在納悶:當初張學良和楊虎城是綁在一根繩上的螞蚱,一起扣的老蔣,憑啥張學良只是失去了自由,還能優哉游哉活到一百歲,可楊虎城就非死不可,甚至還得搭上全家老小的性命?
事情沒那么簡單,這里頭不光藏著私憤,更是一筆冷冰冰的政治賬。
咱們得把日歷翻回到1936年的那個冬天,去扒一扒這筆賬的源頭。
那會兒,國內的局勢簡直就是一團亂麻,解都解不開。
日本人都要騎到脖子上拉屎了,蔣介石還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要先搞內戰。
張學良領著東北軍,楊虎城帶著第17路軍,夾在中間,那是真叫一個難受,兩頭不是人。
該說的話說了,該求的情求了,老蔣就是油鹽不進,甚至還要親自飛到西安來督陣。
到了這份上,擺在張、楊二人面前的路,滿打滿算也就兩條。
頭一條路,老實聽喝。
接著搞內戰,把自己的家底一點點耗光,最后不是被日本人一口吞了,就是被老蔣借刀殺人給滅了。
第二條路,掀桌子。
把老蔣強行留下來,按著頭讓他抗日。
這哥倆都是帶兵打仗的硬漢,骨子里有血性,一咬牙,選了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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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那天還沒亮,槍聲劃破夜空,天也就跟著變了。
老蔣在驪山被人摁住,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這就是咱們熟知的西安事變。
往大了說,這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功德;可要站在老蔣的立場上看,這簡直就是被人扇了一記響亮的耳光,臉都丟盡了。
事情平平穩穩解決后,真正的岔路口也就出現了。
張學良干了一件讓大伙兒眼珠子都快掉下來的事:他非要親自押車,把老蔣送回南京去。
那會兒多少人攔著他,苦口婆心地勸,說你這跟送死有什么區別?
可張學良那會兒心思單純得很,他覺得既然是下級,當初“犯上作亂”是為了國家大義,現在問題解決了,總得給領袖把面子找補回來。
他想用這種“負荊請罪”的姿態,向世人證明自己沒想篡位。
結果這一送不要緊,直接送掉了五十四年的自由。
回過頭看楊虎城,他沒跟著去南京。
就在這一瞬間,他在蔣介石心里的定性就全變了。
張學良送老蔣回去,在老蔣看來頂多是個一時沖動的“傻弟弟”,雖然氣人,但心里還有他這個大哥。
可留在西北不動的楊虎城,立馬就成了幕后黑手,成了那個占山為王、隨時可能再捅一刀子的地方諸侯。
這筆梁子,老蔣是死死地記在小本本上了。
到了1937年,秋后算賬的日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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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既然已經成了階下囚,那下一個自然就是楊虎城。
南京那邊先是一紙命令撤了他的職,緊接著塞給他一個“出國考察”的由頭。
場面話說得漂亮叫考察,扒開皮看,那就是變相流放。
這會兒,楊虎城站在了人生的第二個十字路口。
他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待在國外,做個逍遙的寓公,這也是當時很多下野軍閥的標準活法。
他在歐美各國轉了一大圈,到處搞演講,呼吁抗日,可那顆心啊,早就飛回了戰火紛飛的國內。
1937年7月,盧溝橋的一聲炮響,全面抗戰的大幕拉開了。
楊虎城一拍大腿,覺得機會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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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兩黨都聯手抗日了,既然舉國上下都在流血犧牲,那以前那些陳芝麻爛谷子的恩怨,總該翻篇了吧?
我堂堂一個軍人,哪能躲在外面?
我要回去殺敵報國。
可惜啊,他還是把人心想得太善良了。
他一封接一封地給老蔣拍電報,哭著喊著要回國參戰。
老蔣那邊什么態度?
冷冰冰的兩個字:不行。
要是楊虎城這時候能琢磨透老蔣那股子陰狠勁兒,沒準還能保住一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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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終究還是低估了政治斗爭是你死我活的。
1937年12月,楊虎城沒忍住,悄悄摸回了國。
他滿心以為迎接他的是硝煙彌漫的戰場,誰知道等著他的是黑洞洞的槍口和特務。
在南昌,前腳剛落地,后腳就被銬了起來,這一關就是遙遙無期。
這十二年的日子,跟張學良那種軟禁比起來,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張學良那邊雖然沒了自由身,但小日子過得還算滋潤,有趙四小姐紅袖添香,打球看書樣樣不誤,老蔣雖然關著他,但暗地里也護著這個“把弟”。
可楊虎城呢?
那是實打實地蹲大獄。
因為牢里的環境實在太糟踐人,他的夫人謝葆貞身體扛不住,最后活活病死在了高墻里。
楊虎城只能眼睜睜瞅著愛人咽氣,瞅著孩子們在鐵窗底下一點點長大。
他的秘書宋綺云兩口子也被抓了進來,他們的兒子宋振中——就是咱們課本里那個讓人心疼的“小蘿卜頭”,打娘胎出來就在監獄,長這么大,連外頭的一草一木長啥樣都沒見過。
指針撥到了1949年,國共兩邊的較量到了最后關頭。
國民黨眼看著就要完蛋,蔣介石收拾行囊準備往臺灣撤。
這當口,怎么處置當年“西安事變”的那兩位主角,老蔣心里的算盤珠子撥得那叫一個響。
對張學良,老蔣決定打包帶走。
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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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畢竟是名滿天下的“少帥”,東北軍雖然散了,但在國民黨那個圈子里,甚至在歷史上,那都是掛得上號的人物。
留著他,那就是個活招牌;真要宰了,這名聲可就臭大街了。
再說了,張學良當年那種“負荊請罪”的姿態,多少讓老蔣在這個“義弟”面前找回了一點當大哥的優越感。
可換到楊虎城這兒,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在老蔣眼里,楊虎城就是那個讓他睡覺都做噩夢的“西北系”代言人,是那個敢跟他真刀真槍硬剛的“刺頭”。
最要命的是,楊虎城跟那邊的關系實在是太“曖昧”了。
這要是把人放了,或者留給對手,憑他在西北那幫老兄弟里的威望,萬一登高一呼,再拉起一支隊伍跟自己干怎么辦?
老蔣輸不起,更不敢賭。
既然這人帶不走,那就干脆毀個干凈。
于是乎,就上演了開頭那讓人頭皮發麻的一幕。
這哪是什么處決,分明就是一場斬盡殺絕的大清洗。
殺楊虎城,那是為了斬草;殺他的兒女,那是為了除根;連秘書全家都不放過,那是為了徹底滅口。
下手這么狠,連后來重獲自由的張學良聽了都覺得后背發涼。
到了晚年,張少帥接受采訪時也沒避諱這段往事。
他對楊虎城的評價挺實在。
他說楊老兄當年堅持抗日,愛國是一方面,想保住自己的地盤和實力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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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無可厚非,那個年頭的亂世梟雄,誰肚子里沒點小算盤?
可說到楊虎城的結局,張學良是一百個想不通,心里那個結始終解不開。
他琢磨不透,老蔣為啥非要對楊家下這種死手?
如果純粹是為了報復當年的事變,那1937年抓的時候就能殺,1945年抗戰贏了也能殺,為啥非得拖到1949年,江山都快沒了的時候才動手?
說白了,謎底沒準兒就藏在“垮臺”這倆字上。
一個馬上就要丟掉權杖的獨裁者,往往也是最瘋癲的時候。
他把自己所有的敗績、滿肚子的怨氣,一股腦兒全撒到了當年那個讓他“栽了第一個大跟頭”的人身上。
按照老蔣那個腦回路,西安事變就是他“剿共”大棋盤崩盤的開始。
要不是楊虎城拿槍頂著他搞聯共抗日,那邊怎么可能做大做強?
國民黨又怎么會落到今天這步田地?
所以,哪怕這花花江山不要了,這口惡氣也非出不可。
楊虎城估計到死都沒琢磨明白,當年他搞“兵諫”,那是為了國家前途,是為了把你蔣介石捧成民族英雄。
事實證明他做到了,老蔣確實成了抗戰領袖。
可他忘了一點,在權力的絞肉機里,從來就不存在“將功補過”這一說。
你拿刀架在領導脖子上逼他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領導或許會笑納這個決定帶來的光環,但他這輩子都會恨死那個逼他的人。
張學良參透了一半,所以他乖乖送老蔣回家,拿自己下半輩子的自由當籌碼,換回了一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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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虎城是壓根沒懂,他天真地以為只要心是紅的,只要槍口一致對外,大家伙兒就是一條戰壕里的兄弟。
1949年9月6日,在那間陰森森的戴公祠里,當特務冰冷的利刃捅進楊虎城胸膛的那一剎那,那段糾纏了十三年的恩恩怨怨,終于用一種最血腥、最殘暴的方式徹底了結。
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真叫人沒處說理。
它不管你對不對,只看你贏沒贏。
而在這場拿命做賭注的博弈里,楊虎城押上了全家老小的性命,雖然幫國家贏了個未來,卻把自己的一切都輸了個精光。
信息來源:
王春林.不對稱的博弈:西安事變善后中的蔣介石與楊虎城J.安徽史學,2024(2):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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