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說權力這玩意兒燙手,但對1929年只有28歲的張學良來說,這權力更像一塊冰,一塊從他父親張作霖尸骨上刮下來的、帶著血的冰。
他必須把它攥在手里,攥到融化,否則,凍僵的就是他自己。
故事的高潮,也是終點,就定格在1929年1月10號那天。
奉天大帥府,天陰得跟鉛塊似的,北風刮在臉上像刀子。
府里的老虎廳卻燒著暖氣,熱得發悶,可這熱氣怎么也烘不散屋里那股子要命的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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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坐在主位上,臉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他對面是楊宇霆和常蔭槐,奉系的老臣子,他父親的左膀右臂。
這二位是來下命令的,不是來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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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手里拿著一份文件,要成立個什么“東北鐵路督辦公署”,話里話外的意思就是,你張學良今天必須把字簽了,這事兒就這么定了。
那口氣,不像跟上司說話,倒像是在教訓一個不聽話的晚輩。
張學良沒接那茬,只是淡淡地說,天晚了,不如先吃飯,吃完飯再慢慢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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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宇霆大概是覺得這話說得太軟,直接一擺手,那姿態里帶著一股子不耐煩和輕視,意思是“別來這套,趕緊簽字”。
就是這個動作,把所有事都推到了頭。
張學良站了起來,看著他倆,一字一頓地說:“我待二位,仁至義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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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轉身就進了旁邊的隔間。
他的人影一消失,早就藏在屏風后面的衛隊就沖了出來。
槍栓拉動的聲音都沒聽清,槍聲就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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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還不可一世的楊宇霆,還有那個跟著他一起來的常蔭槐,倆人像兩條麻袋一樣倒在了地上,老虎廳名貴的波斯地毯,瞬間就被染紅了。
從皇姑屯那聲爆炸,到老虎廳這片槍聲,中間只隔了七個月。
張學半為啥非要對自己老爹留下的心腹下這種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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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兒要是只看成搶班奪權,那就太簡單了。
這槍聲里,藏著的是新舊兩代人的決裂,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救國路線的死磕。
想弄明白這槍為什么非開不可,得把時間往前倒幾年,回到1925年的那個冬天,那一年,雪下得特別大,血也流得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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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頭,奉系出了件大事,叫郭松齡反奉。
郭松齡這個人,陸軍大學出來的高材生,是張學良的老師,更是他最鐵的哥們兒。
倆人好得跟一個人似的,都想著要把東北這攤子事兒給整頓好,弄出個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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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郭松齡這人太理想,看不慣奉系里那些老派軍閥的做派,尤其跟楊宇霆,簡直就是天生的對頭。
楊宇霆呢,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是老帥張作霖最信得過的“大腦”。
一個,是琢磨著怎么玩轉權力的老江湖;一個,是琢磨著怎么實現理想的愣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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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人的道不同,早晚要撞車。
第二次直奉戰爭打完,論功行賞的時候,郭松齡覺得自己功勞最大,結果分到的好處最少,他把這筆賬,全算在了楊宇霆頭上,覺得是楊宇霆在背后搞鬼,排擠他。
后來郭松齡在日本,風聞張作霖可能要跟日本人簽什么密約,承認那個屈辱的“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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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情懷加上個人恩怨,一下子全爆了,他當即決定帶兵回頭,打回奉天,清君側。
可這事兒最后還是辦砸了。
日本關東軍一插手,郭松齡的部隊馬上就垮了,他跟媳婦倆人跑路的時候被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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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會兒張學良是真的急了,到處求情,跑去跟他爹張作霖哭,說郭松齡是他老師,是他兄弟,念在舊情上,饒他一命。
可這時候,楊宇霆站了出來,跟張作霖說得斬釘截鐵:“這個人要是不除掉,以后必定是大禍害。”
楊宇霆心里門兒清,郭松齡在奉軍那些年輕軍官里威望太高了,是張學良將來真正掌握軍隊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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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死郭松齡,不光是幫張作霖拔掉一根刺,更是給自己未來的政治道路清除了一個最大的對手。
最后,張作霖正在氣頭上,聽了楊宇霆這番話,下了死命令。
郭松齡夫婦被槍決,尸體還在大冬天里被扒光了掛起來示眾,掛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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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最敬重的老師、最好的朋友就這么慘死,這件事在張學良心里,就像被捅了一刀,傷口再也沒好過。
他認定了,是楊宇霆的讒言和心狠手辣害死了郭松齡。
這道用血劃出來的口子,從那時候起,就橫在了他和楊宇霆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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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1928年6月,皇姑屯那聲巨響,把張作霖送走了,也把整個東北推到了懸崖邊上。
27歲的張學良,稀里糊涂地就得扛起這個家。
他接手的,不光是權力,更是一個外面有日本人虎視眈眈,里面有一幫老家伙倚老賣老的爛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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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宇霆這時候已經是東北事實上的二把手了。
他管著保安總司令部的總參議,還捏著奉系的命根子——兵工廠。
在張作霖那會兒,他雖然權大,但對著那個土匪出身、霸氣外露的老帥,多少還有點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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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現在,老板換成了他從小看到大的“小六子”,他那點敬畏心就全沒了。
在他心里,張學良還是那個需要他來教導的毛頭小子。
張學良剛回沈陽,為了穩住局面,特地跑到灤州去見楊宇霆,姿態放得特別低,甚至說,奉天這邊的軍政大事,都可以交給楊叔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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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說得夠意思了,既是拉攏,也是試探。
結果楊宇霆一句話就把他頂了回去:“漢卿啊,我跟你爹處得來,跟你處不來。
咱倆想的、做的,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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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后,楊宇霆就真把自己當成托孤重臣了,事事都要插一手。
他去張學良的辦公室,連門都不敲,推門就進,坐下就開始對張學良的各種決定評頭論足,指點江山。
更過分的是,在公開場合,他還一口一個“小六子”地叫,完全沒把張學良當成東北的最高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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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叔侄間的別扭了,這是兩種觀念的正面沖突。
張學良受的是新式教育,想的是整個國家,而楊宇霆腦子里還是老一套,想的是奉系的地盤和利益。
真正把倆人徹底推向對立面的,是“東北易幟”這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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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蔣介石的北伐軍打到了北京,名義上統一了全國。
張學良看得很清楚,東北要想不被日本人一口吞掉,唯一的出路就是跟南京的國民政府站在一起,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大家抱團取暖。
可這個想法,遭到了楊宇霆的拼死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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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宇霆的算盤是,讓東北繼續“獨立”,關起門來自己過。
他甚至想跟日本人眉來眼去,利用日本人來牽制南京,好保住奉系這塊自留地。
他的邏輯很簡單:地盤比國家大,奉系的利益比民族的主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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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事,倆人在會上吵了不知道多少次。
楊宇霆拉著一幫老臣子,明著跟張學良叫板。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頂著巨大的壓力,通電全國,宣布東北服從國民政府,所有奉天旗幟全部換成青天白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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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全國振奮。
可在沈陽,楊宇霆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憤怒——他拒絕參加換旗儀式,自己家里也堅決不掛新國旗。
這一下,張學良徹底看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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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宇霆這個人,已經不只是在挑戰他個人的權威了,他是在阻礙整個東北的前途,是在破壞國家統一的大業。
只要楊宇霆還在一天,他張學良的命令就出不了大帥府,東北就永遠是一盤散沙。
于是,就有了老虎廳里那場最后的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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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宇霆和常蔭槐拿著那份成立鐵路督辦公署的文件,實際上就是想把東北的經濟命脈徹底抓到自己手里,把張學良徹底架空。
他們以為,這個“小六子”還是那個可以任由他們拿捏的晚輩。
他們沒料到,這只“小老虎”已經被逼到了墻角,退無可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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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響之后,東北安靜了。
張學良用最直接、最血腥的方式,告訴所有人,誰才是這里真正的主人。
多年以后,胡適評價說,如果楊宇霆不死,東北或許不會丟。
張學良自己晚年在美國也承認,殺楊宇霆是他一生中最魯莽、最后悔的一件事。
槍聲之后不過兩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的鐵蹄踏遍了東北大地。
張學良成了“不抵抗將軍”,背負著罵名,顛沛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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