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舉行的APEC高官會持續了十天,2月10日,外交部宣布王毅出席了開幕儀式并發表了講話,表明了“主場定調”的意思:這不是一個普通的程序,而是利用多邊的框架來給亞太合作“校準方向”。把會議設在中國,目的是利用議題設置、節奏把控以及重要事項排序來推進自貿、互聯互通、數字經濟、綠色標準和供應鏈韌性等與長遠競爭力有關的議題,為企業和市場提供一個可預期的發展路線圖。
亞太地區貢獻了全球60%以上的GDP、近一半的貿易量,中國主要的外貿和投資關系都集中在亞太地區。亞太穩定,外部環境就會穩定;亞太動蕩,經濟預期就會波動。目前世界處于變化和混亂之中,保護主義抬頭,規則受到沖擊,亞太地區處在“抱團向內”和“開放向外”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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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經濟談判托起安全感、以多邊平臺減小摩擦面”為底色,認為亞太是亞太人的亞太,合作第一,反對經濟議題過度政治化、安全化。APEC協商一致、非強制、包容的機制雖然“不硬”,但是可以促使各方坐下來、降低摩擦、推進項目,一旦達成共識,就可以營造環境、鎖定預期。
從經濟角度來講,全世界的供應鏈緊密相連,“小圈子”、“脫鉤斷鏈”會使每一環都受到牽連。中國在主場推動FTAAP進程、互聯互通、數字規則、綠色低碳標準及供應鏈韌性建設,旨在打造一個更加開放、普惠且適合新興經濟體的平臺,為企業創造確定性,并為區域一體化增添動力。
項目落地范圍越廣、參與度越高,區域內的活力就越容易保留下來,對中國而言就是拓展了商品技術服務以及投資的空間,對于全球而言就是在不確定之中增添一塊穩定的板塊。從地理位置上看,如果合作順利,那么雙方的合作格局就會比較穩固,分歧也就不容易失控。APEC不打對抗牌,提供了一個比較不容易引起爭端的窗口,方便大國控制摩擦、把爭議放在桌面上、把合作做下去;對于中小經濟體來說,這是安全感和參與感的來源。
對于美國來說,APEC一直就是其介入亞太的重要平臺和工具箱,過去更是希望通過它來實現自己的規則和價值觀。中國作為主場來推動長期議題,就意味區域議程主導的聲音不再單一,發展中國家的存在感增強,結構性松動正在發生。亞太地區也不再容易被單一國家所帶動,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自身的發展需求,并傾向于采用更加包容性的框架;美國需要適應一個更加自主、強調合作而非對抗的區域氣候環境,單憑同盟國和施壓來定向議程已經變得更加困難。
在規則和經濟兩條軌道上形成對比,一方面中國正在推動開放、普惠、韌性區域架構;而另一方面則是美國排他的、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經濟安排以及“小院高墻”產業政策。如果亞太合作共識更廣泛、落地更穩固,“脫鉤斷鏈”的敘事吸引力就會減弱;美國企業也可能會面臨被排除在區域一體化之外,市場和投資機會被他人瓜分的長期結構性壓力。
外交互動方面,APEC這樣的多邊場合給中美關系提供了一個“緩沖帶”,領導人會晤、部門交流、政策溝通可以自然地進行,不必把所有的議題都放到雙邊桌上;在氣候、經貿、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以及地區熱點問題上仍然存在有限的合作空間。美國也會更加直接地看到中國在亞太主場的多邊能力:能凝聚共識、引領議程、承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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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改變不張揚也不虛,多邊平臺交集越大,風險就越不容易被放大;合作議題越穩定,企業的確定性就越高;共識越明確,外部噪音就越難動搖根本。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規則制定、議題推動以及機制承擔方面,并不會大張旗鼓,但是影響深遠。
因為2026年的東道主是中國,所以主場窗口也就相應延長了,廣州站為熱身、預演,把理念、議題先鋪開,待主辦年到來時可以繼續做深做實,為企業、市場、地區提供更穩定的預期。競爭與博弈不會消失,但是只要多邊之燈依然明亮、談判之桌依然存在,合作的空間就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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