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神話與創傷史詩：美墨戰爭與記憶之戰

近日特朗普高調紀念美墨戰爭，盛贊“傳奇勝利”，是在借歷史為現實政治賦權。1846—1848年的戰爭以擴張主義和“天定命運”為旗幟，使美國吞并近半墨西哥領土，完成大陸帝國的關鍵躍遷，同時在墨西哥留下深刻的失土創傷。此后，兩國形成截然相反的國民記憶：美國將其敘述為國家成長的必然階段，墨西哥則視之為民族屈辱的原點。圍繞這場戰爭的記憶分歧，持續塑造著雙方的權力結構與邊境政治，并在當下被再次動員。

彼時的美國，信奉“昭昭天命”的擴張主義，其動力是獲取土地和財富、傳播制度與理念，并隱含擴展奴隸制的經濟需求。作為新生共和國的墨西哥，政局動蕩，國力孱弱，無力有效經營和防御其遼闊的北部邊疆。

美國通過戰爭，強行從墨西哥奪取了約2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相當于墨西哥其時領土的一半），一躍成為兩洋大國。美墨戰爭也為美國的西進運動推波助瀾，加快了西進運動的步伐及力度，同時也埋下了引爆內戰的“地雷”，一些歷史學家甚至將這場戰爭視為南北戰爭的前奏。

加州洛杉磯縣圣克拉麗塔市的美墨戰爭紀念碑

地理的詛咒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曾言，“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美墨戰爭的舞臺，在西班牙經營美洲的殖民時代就已劃定。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西班牙人在阿茲特克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新西班牙總督區，其北部邊疆橫跨今日美國的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和得克薩斯。

美國拉美史研究奠基人之一，西屬美洲邊疆研究領域的開創者赫伯特·尤金·博爾頓（Herbert Eugene Bolton），在其代表作《西屬美洲邊疆：故佛羅里達及西南諸地編年史》（The Spanish Borderlands: A Chronicle of Old Florida and the Southwes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21）中定義了“西屬美洲邊疆”，即現在屬于美國的、從佛羅里達到加利福尼亞之間的地區，西班牙曾名義上松散地統治這些地區數個世紀，作為其新西班牙總督轄區的北部前哨。

《西屬美洲邊疆：故佛羅里達及西南諸地編年史》，耶魯大學出版社，1921年

1821年，獨立后的墨西哥繼承了這片廣袤卻難以駕馭的舞臺，而北方的美國正懷著“昭昭天命”的信念渴望擴張。當兩個對這片舞臺有不同主張、且文化迥異的“主角”在此相遇，沖突的劇本便已注定。軍紀松弛、百不當一的墨軍無法讓這個北部前哨成為具備防御作用的北門鎖鑰。

此后，地理條件與國家能力之間的錯位讓矛盾逐漸激化。新生的墨西哥在獨立戰爭后財政枯竭、軍政渙散、地方主義盛行，中央政府對北部諸省的控制更多停留在法律文本而非現實治理。遼闊的荒漠、高原與稀疏的人口結構，使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與得克薩斯雖屬名義上的領土，更是事實上的邊緣。主權在地圖上存在，在實際統治上卻缺席。

彼時生機勃發的美國則呈現相反態勢。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交通改善、棉花經濟擴張與土地投機資本交織，推動人口與資本持續西進?！罢颜烟烀辈恢皇且庾R形態口號，而是人口壓力、市場需求與政治動員共同塑造的擴張機制。對華盛頓而言，西部并非邊疆，而是國家成長的必然方向；對土地的占有被視為自由、繁榮與共和國命運的物質前提。

得克薩斯成為兩種邏輯的第一個交匯點。墨西哥為開發邊地，引入盎薩移民定居，卻低估了人口結構變化的政治后果。大量講英語、信新教、篤信奴隸制的移民，與墨西哥的天主教傳統、中央集權與廢奴政策發生制度性沖突。1836年得克薩斯脫離墨西哥獨立，既是地方叛亂，也是美國社會力量向外溢出并落地生根的結果。此后近十年間，這片地區在法律歸屬、事實控制與外交承認之間長期懸置，成為潛在戰場。

1845年美國吞并得克薩斯，模糊狀態終結。波爾克政府同時謀求購買加利福尼亞與新墨西哥，意在獲得太平洋出?？谂c跨大陸貿易通道。外交談判失敗后，美軍進入爭議地區駐扎，摩擦迅速升級。1846年春的交火被華盛頓定義為“墨西哥人入侵”，戰爭由此被正當化。事實上，這是一場由擴張意志、國家能力差距與邊疆治理失衡共同推動的結構性沖突。

在《千漠之戰：印第安突襲與美墨戰爭》（War of a Thousand Deserts: Indian Raids and the U.S.-Mexican War，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一書中，歷史學家布萊恩·迪雷（Brian DeLay）以更加長期的邊疆戰爭視角審視這場戰爭。他認為從1830年代開始，北部墨西哥與美洲大平原印第安諸部落（如科曼奇、阿帕奇、納瓦霍）之間爆發連年突襲與反突襲戰爭，對人口、經濟與社會結構造成嚴重破壞。印第安戰爭削弱了北墨的社會與軍事抵抗能力，使該地區既被經濟破壞又被人口耗損，從而間接助推了美國對德克薩斯獨立戰爭的支持、對墨西哥北部的軍事入侵以及1846?48年的全面美墨戰爭。

在墨西哥國內，“北方巨人”（el coloso del Norte）這個詞在19世紀30年代開始出現，引發了墨西哥對美國的普遍恐懼和敵意。墨西哥城的自由主義報紙《人民之友》（El Amigo del Pueblo）提到美國的態度是，“美國人認為任何觸手可及的領土都理所當然是他們的”。在馬塔莫羅斯，一份當地報紙稱美國為新世界的“沙俄式威脅”。種族主義在惡化兩國關系方面也具有普遍性影響。《政府日報》（Diario del Gobierno）在1843年引用一家紐約報紙的說法，稱與墨西哥人作戰就像“獵浣熊”（coon hunting）。1842年，駐新奧爾良的墨西哥領事報告說，一份新奧爾良報紙稱墨西哥人為“半印第安人”（semi-Indian）和“半黑人”（semi-negro），而在美國，黑人和印第安人不被視為“人類的一部分”。戰前數月里新聞界和公眾輿論中表現出的好戰情緒，與政府官員不愿對美國的咄咄逼人做出軍事回應的態度形成了對比。

墨西哥外交部長曼努埃爾·德拉·佩尼亞（Manuel de la Pe?a）于1845年底就與美國是戰是和的問題致信各州州長，稱“任何墨西哥人都無法否認對美國進行戰爭回應的正當性，但我們必須考慮單純的愛國正義激情之外的其他因素”。這里的“其他因素”是指墨西哥眼下是否擁有一支戰力可觀的常備軍和充足的物資。

美國第11任總統波爾克

戰爭的鋪開

努埃塞斯河與格蘭德河像兩支分叉的筆，在地圖上勾出一塊無人真正統治、卻由美墨并皆聲索的空白。1846年初，波爾克命扎卡里·泰勒率軍南下，越過墨西哥認知中的界線，在格蘭德河畔修筑工事。士兵們高筑營壘，以待戰事。四月，小規模騎兵遭遇戰爆發，數十名美軍傷亡。華盛頓立即宣布“墨西哥人在美國領土制造喋血事件”，國會隨即宣戰。

戰事的推進遵循著地形的邏輯。北線在得克薩斯與新萊昂、科阿韋拉之間展開。初期，帕洛阿爾托與雷薩卡-德拉帕爾馬兩役，美軍憑借精妙的炮兵機動和步兵戰術擊潰墨軍，打開通往蒙特雷的門戶。1847年2月23日，美國將軍扎卡里·泰勒以少勝多，在布埃納維斯塔高原借峽谷瓶頸和高地火力，抵消人數劣勢，以4700人擊潰2萬墨軍。七度擔任墨西哥總統的軍事強人圣安納（Santa Anna）承認慘敗并撤退。泰勒的卓越軍功最終助其當選美國第十二任總統（1849-1850）。

真正決定戰爭走向的卻是海路。斯科特率美軍自韋拉克魯斯港登陸，這似乎可以視作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兩棲作戰。美軍沿著殖民征服者科爾特斯當年通往阿茲特克帝國首都特諾奇蒂特蘭的舊道西進。1847年9月，墨城查普爾特佩克堡壘陷落，首都被占，戰爭事實上已經結束。

與此同時，西線亦有戰事。在美國軍官約翰·弗里蒙特的煽動下，約33名美國移民在索諾馬（Sonoma）升起“熊旗”，宣布建立短命的“加利福尼亞共和國”，隨后并入美國軍隊控制，最終促成美國對加州的占領，此地從此姓美不姓墨。

條約定界，金錢易土

戰事既畢，談判隨之開始。和談是在墨軍失敗、首都被占后墨方被迫坐到談判桌前的情況下開始的，墨方內部圍繞是否接受停戰、何種讓步存在強烈爭議，有些派別根本不愿意談判而堅持繼續抵抗。

美國總統波爾克派出兼有律師、商人等多重身份的國務院書記長（chief clerk）尼古拉斯·特里斯特（Nicholas Trist）作為首席談判代表，與墨方接觸。特里斯特最初收到的指令是如無法獲得包括下加利福尼亞在內的更多領土，則只能給墨方較低賠償條件。

雙方最大的分歧在于領土割讓范圍。美方希望獲取廣闊領土（包括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等地區）并最終確認得克薩斯邊界；墨方則試圖盡量保留更多領土。

1848年《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簽署，墨西哥承認格蘭德河為界，將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北部、內華達、猶他及科羅拉多部分地區割讓給美國，面積逾230萬平方公里，并放棄對得克薩斯的主權要求。戰爭補償方面，美國向墨西哥支付了約1825萬美元的“補償款”。這筆款項包含1500萬美元的購地款，以及美國政府承擔的325萬美元美國公民對墨索賠。

然而邊界仍未完全穩定，南亞利桑那與新墨西哥南緣在條約中界線含混。1853年，美國駐墨西哥大使詹姆斯·加茲登與墨西哥總統圣安納再度談判，美國以一千萬美元購得這片狹長地帶，史稱“加茲登購地”（Gadsden Purchase）。至此，美墨邊界大體定型，一條幾何化的線條覆蓋了原本復雜的山脈、河谷與村落。

圣安納（Santa Anna，1794—1876）

征服與反征服

古羅馬詩人賀拉斯在《書信集》中反思羅馬對希臘的軍事征服時寫道：“被征服的希臘人征服了他們粗野的征服者，并把藝術帶給了質樸的拉丁姆。”此言揭示了一個與武力征服邏輯相反的歷史機制，即軍事實力或能決定疆域歸屬，卻無法壟斷文化的流向。政治上的勝者，有時可能在精神與制度層面成為受到塑造的一方。羅馬贏得戰爭，卻在文學、哲學、教育、宗教形式乃至審美標準上漸漸希臘化，其思想世界已深嵌希臘傳統。

類似的結構在現代美墨關系中以另一種方式出現。美國墨西哥裔社群運動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號：“并非我們跨越了邊界，而是邊界跨越了我們！”（We didn’t cross the border, the border crossed us?。?，意思是這里本來就是我們的故土。這是對1848年領土更替歷史的憤怒表達，也是對“移民”、“外來者”這些指稱的根本否定。法律身份在一夜之間被重新命名，但社會結構、家族網絡與文化記憶并未隨主權轉移而消失。所謂“外來者”，事實上是被納入帝國版圖的原住居民。

由此形成的歷史后果，并非同化，而是反向塑造。

首先是空間與語言層面。美國西南部的地名體系本身即是墨西哥—西班牙殖民遺產的延續：Los Angeles、San Diego、San Antonio、Santa Fe……西班牙語長期保持公共語言地位，在教育、商業、媒體與選舉政治中形成穩定的雙語生態。美國并未將其完全英語化，反而在事實上接受了雙語并行的現實。

其次是經濟結構。農業、建筑、餐飲、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大量勞動力長期由墨西哥裔承擔，構成西南地區乃至全國勞動力市場的關鍵支柱。勞動力供給重塑了工資結構、城市擴張模式與跨境產業鏈組織方式。北美自由貿易體系形成后，墨西哥裔網絡進一步充當跨國資本、物流與信息流動的中介。邊界在政治上是分隔線，在經濟上卻成為循環帶。美國的區域經濟整合，很大程度依賴這一跨境社會。

再有，文化與日常生活。飲食、音樂、宗教節慶與大眾娛樂的擴散速度遠快于法律同化。玉米餅成為 “美國食品”，Tex-Mex成為飲食風尚，拉丁流行樂進入主流市場，甚至制霸格萊美，亡靈節、圣母崇拜、家族主義倫理嵌入地方社區生活，對消費模式、審美趣味與社會關系形態持續進行結構性改寫。

更深層的是政治與制度層面。墨西哥裔的公民組織、工會傳統與基層動員方式，改變了美國城市政治的權力分配和選舉版圖。選區重劃、少數族裔投票權、雙語教育法案、勞工權利擴展，都與其長期抗爭直接相關。拉丁裔選民已成為決定性政治力量，迫使兩黨在移民政策、社會福利與勞工保護上重新定位。制度不再單向吸納移民，而是在博弈中被改造。

美國在主權意義上吞并了墨西哥北部，卻在社會現實中被墨西哥化。語言、飲食、勞動形態、政治組織與身份認同持續滲透主流社會。邊界完成了法律整合，卻無法阻止文化反向擴張。

美國人口統計局繪制的各州墨裔人口比例，美國侵占的領土上墨裔明顯高于其他地區。

記憶之戰

戰后百余年間，美墨兩國對這場戰爭的敘述與記憶，并未停留在外交檔案或軍事史著述中，而是系統進入學校、紀念空間與國家儀式，成為一種長期運作的“記憶工程”。

在美國，官方記憶傾向于將其嵌入“西進運動”的宏大連續體之中。美墨戰爭被描述為邊疆推進的自然環節，是人口增長、商業擴展與共和制度外溢的結果，而非一場主動發動的對外戰爭。教科書強調美軍韋拉克魯斯登陸的兩棲作戰、斯科特將軍的巧妙戰略機動、加利福尼亞幾無流血的“光榮”接收，倫理判斷被降至最低。割地條款、當地西班牙語居民的權利流失、暴力與掠奪則被壓縮為背景。戰爭被“去政治化”為擴張的行政步驟，被納入國家成長的自然史。

墨西哥則采取了相反的路徑。戰爭未被淡化，反而被銘刻為民族記憶的創傷。失去半數領土的事實，被視為現代國家命運的轉折點。官方敘述突出“侵略”與“犧牲”。查普爾特佩克城堡的“少年英雄”、圣帕特里西奧營的殉難者反復進入教材與紀念儀式，成為忠誠與抵抗的象征。

這種敘述傳統深植于墨西哥的民族書寫方式。墨西哥國寶歷史學家米格爾·萊昂—波蒂利亞（Miguel León-Portilla）在《戰敗者見聞錄》（La visión de los vencidos）中，通過納瓦特文獻重構阿茲特克人眼中的征服史，指出：“歷史并非只屬于勝利者，失敗者也有自己的語言與記憶?！彼浴氨徽鞣叩哪抗狻敝貙懳靼嘌勒鞣於艘环N從創傷中尋找主體性的史學立場。這種方法論在二十世紀墨西哥公共史觀中產生深遠回響：國家傾向以“受害—抵抗—尊嚴”的敘事結構理解自身近代史。美墨戰爭遂被視作繼十六世紀征服之后的第二次外來壓迫，屬于同一歷史創傷長鏈。

墨西哥對美墨戰爭的記憶塑造是一套長期運行的國家文化記憶機制，從官方儀式、教育體系到學術界與民間話語共同參與，形成一種跨時代的身份建構。

國家級紀念符號首先表現在對“少年英雄”（Ni?os Héroes）的制度化紀念中。查普爾特佩克公園中的“祖國祭壇”紀念碑（Altar a la Patria），是20世紀中期設計建立的公共空間象征，作為1852年首次大規模紀念的延續，將六名陣亡軍校學員的事跡固定在城市軸線上。

教育體系是另一條傳播途徑。以下內容選自一本墨西哥高中歷史教科書：

“得克薩斯被并入美利堅，盡管我們予以抗議……邊界爭議陷入長期爭論，美國人以不誠實的態度推進談判。他們下令軍隊入侵我們領土，以極大的背信棄義行事，并假裝是墨西哥入侵了他們，讓我們看起來像侵略者。他們真正尋求的是挑起一場戰爭，一場美國南部諸州極感興趣的戰爭，以便獲得新的領土，再將這些領土轉化為蓄奴州……

雖然墨西哥有龐大的戰爭預算，但事實上它缺乏一支真正的軍隊，士兵裝備糟糕，軍官皆不稱職……

戰爭是美利堅合眾國一個精心策劃的行動。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那片壯麗土地，擁有通向兩洋的港口，加上后來在加利福尼亞發現的金礦，以及領土的擴張使蓄奴州的增長成為可能，這些都超額補償了美國在不公征服中的人力和金錢損失?！?/p>

民間記憶實踐同樣活躍。在社區、文化組織、社會運動與跨境墨裔（chicano）群體中，美墨戰爭被連續不斷地重新敘述與再現，成為討論主權、邊境、族群與不平等的語境資源。這種自下而上的記憶生產不是官方規范化的文化記憶，但它賦予歷史以現實緊迫性，使戰爭記憶與當代社會問題相連結。

墨西哥的記憶塑造體現出復雜的文化記憶動力：官方利用物化場所與教育敘事固化戰爭符號，學界提供理論與批判視角，民間（包括在美的墨裔群體）則持續競爭敘事合法性。歷史不再停留于過去，而是成為現代國家認同、社會凝聚和政治爭辯的活體。

若從戰爭現場退回到紀念現場，美墨戰爭并未終結，只是更換了存在形態。槍炮停息之后，爭奪轉入時間深處。德國歷史學家揚·阿斯曼（Jan Assmann,1938-2024）提出了“文化記憶”理論。他認為“文化記憶”不同于個體經驗層面的“交往記憶”，它依托紀念碑、節慶、典禮、教科書、官方文本等被固定下來的外化形式，形成跨世代傳遞的“長時記憶”。這種記憶具有明顯的制度屬性，其功能不在復原事實，而在塑造共同體，通過一套可反復講述的故事與價值，建構所謂“凝聚性結構”，持續回答同一個問題：我們是誰。

以揚·阿斯曼的理論視之，墨西哥的文化記憶是通過多層次、多主體的實踐，使一場歷史創傷成為持續塑造國家身份的核心資源。

由此形成對照：美國通過遺忘實現合法化（美國學界其實也有批判的聲音，比如反戰史學、chicano研究），墨西哥通過銘記實現凝聚。前者將戰爭融入進步神話，后者將戰爭固定為民族創痛。公共記憶成為另一條邊界線，與格蘭德河一樣，長期分隔著兩種歷史意識。

然而時間來到2026年，美國突然一反此前對美墨戰爭的淡化處理。特朗普2月2日發表聲明，高調紀念美墨戰爭。白宮以“傳奇勝利”“大陸統一”“捍衛主權”等措辭盛贊戰爭的勝利。這等姿態自然和特朗普當前的執政邏輯與政治議程密切相關。美國當前正處于強調民族主義敘事與歷史勝利的政治氛圍中。特朗普在聲明中將歷史勝利與當代政策成就（如邊境安全、打擊移民與毒品）聯系起來，試圖用歷史敘事為其當前的強硬移民與邊境政策提供合法化或象征性支撐。

美國第18任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在卸任后的環球旅行中，曾對隨行記者約翰·羅素·揚說，“我認為沒有比美國對墨西哥發動的侵略更加邪惡的戰爭了”。彼時作為一名陸軍中尉，他認為美國對努埃塞斯河以東的土地沒有合法權利，并對入侵感到羞恥。他認為這是一場由擴張奴隸制領土的欲望所驅動的戰爭，代表一個“更強大的國家”欺凌一個“更弱小的國家”。這種來自歷史現場和侵略者內部的批判聲音，是解構單方面光榮敘事的最有力武器。

美國第18任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