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歷史名人來濟（唐朝進士）

江都歷史名人來濟（唐朝進士）

大業十四年（618年）江都宮變的血色，與龍朔二年（662年）庭州戈壁的風沙，相隔四十四年時空，卻共同勾勒出一位唐代宰相悲劇而壯烈的一生。來濟，這位從隋末浩劫中幸存的江都孤兒，憑借卓絕的“文詞”與“時務”之才，在貞觀、永徽年間登上帝國權力的中樞，最終因堅守儒家禮法正道，直言觸逆，以身殉國于西域疆場。他的一生，是個人才華、時代機遇與政治風暴激烈碰撞的縮影，其由文入相、以死明志的軌跡，在初唐政治史上刻下了一道獨特而深刻的印記。

來濟的起點極高，其血脈中奔流著隋帝國的赫赫武功。其父來護兒，乃隋朝開國名將，官至左翊衛大將軍，封榮國公。他平陳國、破高麗，戰功卓著，煬帝巡幸江都時曾特賜其榮歸故里、宴饗父老，堪稱江都歷史上最顯赫的武將代表。然而，這煊赫的門第在隋末劇變中瞬間崩塌。宇文化及江都弒逆，因忌憚來護兒忠勇，將其殺害，并屠滅其家。年幼的來濟在這場滅門慘禍中奇跡般得以幸存，從此“流離艱險”，從鐘鳴鼎食的國公府墜入人間地獄。這段慘痛經歷，既是他一生揮之不去的創傷，也淬煉出其日后“篤志好學”、堅韌不拔的非凡心志。

隋唐之交，社會重組，科舉制方興未艾，為寒素與破落貴族子弟提供了新的晉身之階。來濟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時代脈搏。他“篤志為文章”，憑借超凡的文學才華與“善議論、曉暢時務”的務實能力，在唐太宗貞觀年間以“進士”身份脫穎而出，完成了從落魄遺孤到清要朝臣的關鍵轉型。

他的政治智慧在“太子承乾謀反案”中首次耀眼展現。當太宗皇帝為如何處置廢太子而悲痛躊躇、群臣不敢置喙時，來濟越次進言：“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下得盡天年，即為善矣。”此言精準地安撫了皇帝作為君父的復雜情感，平衡了國法與親情，被太宗欣然采納。此舉不僅展現了其過人的膽識與言辭機鋒，更贏得了最高統治者的賞識，從此步入快速升遷通道：由通事舍人而考功員外郎，旋即被破格選拔為初置的“太子司議郎”，成為輔佐新太子（李治）的核心官僚，并兼崇賢館直學士，參與帝國文化事業。

唐高宗李治即位初期，延續貞觀遺風，史稱“永徽之治”。作為高宗潛邸舊臣與公認的能臣，來濟在此時期達到仕途頂峰。他先后任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主撰《晉書》，在文化上確立李唐正統；永徽四年（653年），官拜同中書門下三品，正式入相；兩年后，晉升中書令，成為首席宰相，封南陽縣侯，達到人臣極貴。

在其任上，他不僅監修國史，更在政務中貫徹儒家理念。當高宗詢問治國要務時，他直指當時“山東役丁歲數萬人”的弊政，主張“省徭役”，顯示出關切民生的務實作風。此時的來濟，以“學行”著稱，與其兄來恒相繼為相，一時傳為佳話，實現了家族在新時代以文德重振的輝煌。

來濟人生悲劇性的轉折，源于高宗“廢王立武”這一核心政治事件。當高宗欲立昭儀武則天為后時，來濟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堅決反對。他上疏直諫的核心論點，完全基于儒家正統政治倫理：“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他明確指出武氏出身非“禮義名家”，且曾侍奉先帝，立為皇后將嚴重破壞倫理綱常，動搖國本。

這番諫言，觸怒了志在必得的武則天，也使他成為后黨的眼中釘。武后立，權柄漸移。在許敬宗等迎合者的構陷下，來濟被誣與褚遂良結黨，于顯慶二年（657年）從宰相高位貶為臺州刺史，不久再貶至更遙遠的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從帝國宰相到邊州司馬，這一跌墜不僅是個人的失意，更標志著關隴貴族集團與儒家正統派在皇權與新興后黨聯合打擊下的潰敗。

龍朔二年（662年），西域風云突變，突厥部落大舉入寇庭州。此時身為刺史的來濟，手中兵力薄弱，局勢危如累卵。面對絕境，這位文官出身的宰相，做出了悲壯的選擇。他未披甲胄，毅然率軍出戰。戰前，他對部下坦然言道：“吾嘗掛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

此言道盡了他復雜的心境：既有對因諫被貶的無奈（“掛刑網”），更有以死明志、報答君恩的決絕。他最終不介胄而馳入敵陣，力戰殉國，時年五十三歲。這絕非一次簡單的戰敗，而是一位儒家士大夫在政治理想破滅后，用最激烈的方式完成的人格謝幕與忠義實踐。他以文臣之身，死于邊疆戰火，其悲劇性與崇高感，震撼時人。朝廷追贈其為楚州刺史，靈柩得以歸葬故鄉，為其波瀾壯闊的一生畫上了蒼涼的句號。

來濟的一生，是一條清晰而陡峭的曲線：生于江都將門之巔，墜于隋末血火之淵，憑進士文詞之才崛起于貞觀，以宰相重臣之尊匡輔永徽，因諫立武后之直貶謫邊陲，最終以殉身報國之烈永載史冊。

他代表了初唐一類特殊的政治家：他們并非開國元勛，而是憑借卓越的個人學識、行政能力與政治品格，在承平時代得到擢升。他的核心政治主張——立后必重家世禮法、治國首在省役安民——是典型的儒家賢相思想。然而，當他的理念與皇權膨脹及后宮干政的強烈欲望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時，其悲劇命運便已注定。他的死，既是個人氣節的完成，也象征著一個相對開明、重視儒家禮法的宰相時代的終結。

尤為可貴的是，他以江南文士之身，最終殉國于西北絕域，實現了“文”與“武”、“江都”與“庭州”的跨越，其氣節連后來的大詩人杜甫也為之動容。在揚州千年文脈中，來濟或許不像歐陽修、蘇軾那般以文學璀璨奪目，但他以宰相之尊、諫臣之直、烈士之死，為這片土地注入了剛健忠烈的精神氣質，成為江都歷史星空上一顆不容忽視的、帶著血與火光芒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