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年輕人走進派出所，開門見山指明：我要改名愛新覺羅

1961年除夕，北京政協禮堂燈火通明。周總理站起身，把一碗熱騰騰的餃子遞到溥儀手里，說了句：“新年好，好好過日子。”屋里一片沉默，眾人的目光落在這位昔日皇帝略顯局促的笑容上。誰能想到，八年后，“愛新覺羅”這個被塵封已久的姓氏，會因一名年輕人的改名請求，再度出現在派出所的登記簿上。

辛亥革命過去半個多世紀，皇室的光環早已湮滅。溥儀三起三落的經歷在民間口口相傳：1912年退位，1917年張勛擁立復辟僅十二天，1932年又在日本人操縱下做了偽滿洲國傀儡皇帝。1945年蘇軍俘獲溥儀，后被押解回國關押。1959年，國家首次特赦戰犯，他成了“001號”獲釋者。特赦既是一份寬容，也是一份告別。告別舊帝制，迎來公民身份，這是時代送給愛新覺羅家族的最后一次巨變。

溥儀出獄后，派出所警員給他辦戶口。登記冊上一連串空白格子，需要用六個生僻字填滿。年輕的戶籍警抬頭問：“您叫……怎么寫？”溥儀拿起鋼筆，一筆一畫寫下“愛新覺羅·溥儀”。那一刻，滿文老姓在嶄新的戶籍紙上復活，卻已不再象征權力，只是一份獨特的家族記憶。

改姓，并非人人樂意。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東北、關內多次爆發排滿沖突。為了活命，不少旗人拆字、諧音、意譯，各顯神通：鈕鈷祿變為“郎”，赫舍里成了“高”，而愛新覺羅更是散落為“金”“依”“羅”等二十余種漢姓。數十年過去，許多人忘了自己原本的姓氏，就像忘了祖上的黃袍玉璽。

1979年春天，內蒙古科右中旗下著料峭春雨。25歲的金建華揣著戶口本，走進派出所，徑直開口：“我要改名。”他在紙上寫下四個字——“愛新覺羅”，又加了輩分取名“恒鈦”。值班民警愣了幾秒，笑著說：“你這姓，可有些年頭沒見過了。”手續不算復雜，一周后，新戶口薄生效，稀有的復姓在邊陲小城重新出現。

金建華的決定并非一時沖動。早在1978年，他赴北京探親，第一次見到七十高齡的溥任。二人一起翻看泛黃的《玉牒》，一頁頁指認家族枝葉。溥任長嘆：“老譜1936年后就斷了，續不上，怕是再也認不清誰是誰。”金建華被戳中了軟肋，才下定決心認祖歸宗。臨別前他問伯祖溥任：“改回原姓，行嗎？”老人拍拍他肩膀：“叫得順口就行，別忘了咱也是老百姓。”

身份認同的困惑，并非恒鈦一人的煩惱。溥杰的二女兒嫮生旅居日本后，干脆隨夫姓“福永”；皇室旁支中有人堅持滿語音譯，有人索性選“王”“趙”等大姓“隱身”。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官方估算，仍保留“愛新覺羅”四字的不足兩千人，而血脈旁支散居各地，多達數十萬。誰真誰假？一句“我是清朝后代”既可能是血緣事實，也可能是江湖噱頭。

這一亂局讓金毓嶂憂心。作為載灃的長孫、溥儀的侄子，他自覺有義務把族譜補齊。1980年代，他托人在遼寧、河北、黑龍江等地收集族人資料，結果摞起一尺厚的函件，真偽難辨。有意思的是，冒牌“王爺”手寫來信時，總會附上與某位“皇親”的合影，或舊照片復印件，希冀換取“認證”。金毓嶂無奈感嘆：“我哪有那本事一眼認出幾百年前的旁戚旁支？”

皇族姓氏的歸宿，其實早已無關王朝興衰，而是普通人的命名權。恒鈦改名后并未走上顯赫仕途，他調往河北三河文化館，成了一名基層文藝干部。每逢登記身份，他總要耐心講解：“這四個字是復姓，不是名字和姓分開。”同事們聽完哈哈一笑：“恒鈦，喝茶去。”日子平淡，一如鎮子上其他干部。

遺憾的是，留在民間的《玉牒》殘頁寥寥。1990年代，北京故宮博物院才著手數字化清宮檔案，可那距離溥儀最后一次修譜已逾半個世紀。缺漏與偽造交織，年輕一代更把“愛新覺羅”當作歷史講義里的標本，而非現實標簽。有人追名逐利，改名只為多賣幾幅畫；也有人把它當作珍貴的文化符號，默默記錄族人流散的軌跡。

時間走到新世紀。恒鈦已近花甲，他的兒子在北京地鐵里刷卡時，報站器結巴了兩秒才念完他的全名，引來車廂一陣善意的笑聲。下車前，有乘客悄悄問：“真是皇室后代？”他聳聳肩，答得平靜：“老祖宗再厲害，現在也就是個姓。”

身份的光暈在歷史洪流中逐漸褪色，卻留給后人一份可供追憶的家史。1979年那張派出所里的改名申請，不僅讓一個青年找回了家族兩百多年的姓氏，也為外人打開了清末皇族命運的側影：從龍椅到公民，從紫禁城到東三省，再到草原小鎮，身份在時勢中變換，日常卻要繼續。至于“愛新覺羅”會否再次大規模回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姓什么，生活終究是腳踏實地地過，紙上的四個漢字，終究敵不過餐桌上一碗熱氣騰騰的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