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邵華將軍帶著兒子兒媳晉中行，靈石縣縣長耿彥波接待

1999年2月，太行山以東的晉中大地還透著冬末的寒意。一天清晨，榆次火車站外，一輛接站的中巴車悄悄停靠，人不多，陣仗也不大，但車上坐著的人，卻讓當地不少干部心里格外在意——這是毛主席唯一孫子的母親，女將軍邵華，帶著兒子毛新宇和兒媳郝明莉，來到了山西晉中。

這一年，邵華已經六十出頭，在許多人心里，她的身份標簽很多：開國領袖的兒媳、毛岸英的弟妹、毛岸青的妻子、共和國少有的女將軍。但在這趟晉中行中，她身上最鮮明的一個身份，卻是一個癡迷鏡頭、幾乎走到哪兒拍到哪兒的老攝影愛好者。

有意思的是，這次出行的真正“導火索”，既不是公務，也不是禮節性回訪，而是太原、晉中一帶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邵華早就聽人說過祁縣喬家大院、平遙古城、靈石王家大院的名頭，心里一直惦記著：那些青磚灰瓦、牌樓影壁，如果不抓緊時間記錄下來，再過幾年，保不齊就會有變化。她的性子一向如此，認準一件事，就想把它做到“心里踏實”。

一、鏡頭背后：女將軍的另一重身份

說起邵華，對很多讀者來說，記憶停留在那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我們愛韶山的紅杜鵑》。文章質樸，情感內斂，寫的是一家人對韶山，對毛主席的牽掛，字里行間，透出深厚的家國情懷。這種筆法，看似平實，卻并不好模仿，因為許多細節只有真正經歷過的人才寫得出來。

不過，文字只是一面。更長的一條線，其實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埋下了伏筆，那時候邵華還年輕，經常跟著姐姐進出中南海，看望毛主席。那時的新中國，還處在百廢待興的階段，生活不算寬裕，但家里有一臺來頭不小的照相機——這是毛岸英從蘇聯帶回來的老式機子，在那個年代，可算稀罕物件。

邵華對這臺相機格外上心。有一次她對姐姐說：“要不，把岸英哥這臺相機帶上，見到主席，多拍幾張留作紀念。”話說得輕松，真要按快門時，問題來了——姐妹倆都不會拍。她們就一邊摸索，一邊向懂行的人請教，光圈、快門速度，慢慢學，慢慢試，失敗的膠卷不知道糟蹋了多少。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對這件事有自己的要求。他明確叮囑：在中南海拍的照片，不許拿到街上照相館沖洗，也不能隨便發表。對家人，他一向如此，該嚴的時候一點不放松。邵華只好在家里另想辦法，把衛生間暫時改成暗房，拉上窗簾，端著藥水盆，小心翼翼地沖膠卷、放大、晾曬。室內一片昏紅，影像一點點浮現，那種新鮮感，幾乎能把一個姑娘的全部耐心都耗在這點光影變化上。

從那以后，攝影就不再只是玩票。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她終于有了自己的傻瓜相機。別看“傻瓜”這兩個字，落在她手里，卻成了隨身不離的伙伴。出門開會、外出調研、看望老同志，她幾乎都要帶著，看到有意思的場景，就抬手按一下快門，久而久之，攝影水平悄然提高，構圖、光線、取景，越來越有自己的味道。

有意思的是，在她心里，照片拍得“好不好”，并不是唯一標準。真正重要的是，把那些轉瞬即逝的片段留住——人、事、場景、表情，哪怕只是一個背影，將來翻看時，也是一段完整的記憶。正因為有這樣的觀念，等到九十年代末，她準備去山西晉中時，才會特別在意“時間太少，要多拍一點”的問題。

二、從喬家到平遙：兩天四十多卷膠卷

回到1999年2月27日這天。車剛到榆次，邵華身上那股“攝影癮”立刻顯露出來。她沒有急著安排休息，而是簡短寒暄后，直接進入工作狀態，把相機從包里拿出來，檢查膠卷、調整機身，很快就投入拍攝。有隨行人員后來回憶：“一看她提起相機的速度，就知道這是老手。”

當天的行程，是先去祁縣喬家大院。這個地方，因為電視劇、紀錄片，很多觀眾都不陌生。大院布局講究，宅第富麗，牌樓、影壁、磚雕、木刻，一路看過去，細節密密麻麻。導游小姐原本準備好了一套講解，剛走到入口，就熱情地說要帶大家詳細參觀。邵華聽完，笑著擺了擺手：“你們都跟上毛先生去參觀吧，我一個人拍片子。”一句“毛先生”，既是對兒子的尊稱，也帶著上一輩人慣有的客氣。

毛新宇對母親的性情太熟悉了，他簡單招呼一下，帶著一行人跟著導游先走，把“自由拍攝”的空間留給邵華。大院里，游人不算少，邵華卻幾乎顧不上看人，只盯著光線落在磚瓦上的變化。院門、天井、屋檐、窗欞，她步子不快，可走過的地方很細致。有時會停在一個角落，換幾個角度連續拍幾張，生怕漏掉某個關鍵的構圖。

到了中午，當地領導在榆次金融大酒店安排了便宴，按規矩，總得出面應酬一下。但邵華此刻心里盤算的是另外一件事——下午還得趕去平遙，時間緊張，如果中午這頓飯按正常流程吃完，喬家、渠家的畫面肯定拍不夠。她略微猶豫了一下，還是對毛新宇夫婦說：“你們全權代表媽媽去吧，后天還要趕回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時間太少了，我留下來抓緊把喬家大院拍了。”語氣并不嚴肅，卻透著一種“任務在身”的堅持。

按照計劃，她本來還想擠出一點時間，把附近的渠家大院也簡單記錄一下。這種密度的節奏，一般人未必吃得消，但她毫不覺得累。膠卷一卷接一卷地換，相機快門聲幾乎沒怎么停過。到了下午，從祁縣再轉往平遙時，她干脆坐上當地的出租三輪車，邊走邊拍，把古城街巷、店鋪牌匾、老墻斑駁的紋路，一并收入鏡頭。

兩天時間，她用了四十多卷膠卷，粗略算下來，拍了一千五百多張照片。有人聽說這個數字，難免驚訝：“這么大歲數，哪來的精力？”隨行的記者后來形容說：“只要她一拿起相機，整個人仿佛年輕了二十歲，眼神特別專注。”不得不說，這種投入程度，在六十多歲的女性身上，著實少見。

那天晚上，邵華一行住在平遙古城明清一條街上的一家賓館。店長得知住店的有毛主席的孫子，心里忍不住一陣激動。山西人重情，也愛回憶老故事，店長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當年毛主席愛吃的那道紅燒肉。

根據毛主席身邊衛士長李銀橋的回憶，主席平常吃得并不講究，戰時更是如此。有時候，重要戰役取得勝利，他才會吃上一頓紅燒肉。用他自己的話講，這是“補腦”，既有調侃，也有一點實在的考慮。不過，到了經濟困難時期，他主動停掉這道菜，帶頭節儉，中央許多領導人也跟著很少吃豬肉。這些細節，在公開資料中都能找到，算是那個年代的一個縮影。

當晚，賓館的廚師特意準備了一盤色澤明亮的紅燒肉，紅亮油潤，咸甜適中。上桌后，毛新宇一邊夾菜，一邊隨口說了一句：“這道菜最好吃了。”看似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卻讓在場的人都有些感慨——一方面是對父輩生活習慣的記憶，另一方面，也是對那段艱難歲月的一種默默致意。

三、走進王家大院：七千枚像章的“特別展室”

攝影之外，這趟晉中行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安排，發生在靈石。祁縣、平遙之后，一行人轉往靈石王家大院。這座大院被稱為“民間故宮”，規模在晉商大院中數一數二。院中格局復雜，廳堂眾多，一般游客走上一圈，都要花上不少時間。

迎接邵華一行的，是當時的靈石縣縣長耿彥波。這位縣長后來在山西、天津都頗有名氣，但在1999年，他還是在靈石埋頭搞建設、抓文化保護的一線干部。為了這次接待，他費了不少心思。常規的參觀路線固然要走，真正用心的一筆，卻藏在一個不太顯眼的展室里。

陪同隊伍在院中穿行時，耿彥波安排工作人員先按正常路線講解，從王家世系、建筑布局講到晉商文化。他自己則不動聲色地調節節奏，適時引導大家轉入一條側道。繞過幾重院門，面前出現的是一間不大的展覽室。

門一推開，屋內墻面和展柜幾乎被一種熟悉的形象填滿——這里陳列著七千枚毛主席像章，款式各異，大小不一，但沒有一枚是重復的。像章的數量本身，就足夠震撼，而背后的故事，也帶著一點時代印記：這些像章，來自曾在靈石擔任縣長的一位老同志，他把多年積攢的藏品，全部捐出來，交給當地保存展示。

“這些都是他一點點收集的。”耿彥波當時簡單解釋了一句，語氣很平靜，卻能聽出某種敬意。

面對這一墻一柜的像章，毛新宇和郝明莉的反應，很難用“驚訝”兩個字概括。他們走得很慢，一排一排地看，有時候會停下來，仔細辨認某種圖案或某個年代的風格。那一刻，現場其實并沒有刻意營造儀式感，但許多在場的人心里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觸動：毛主席的家人，站在成千上萬枚主席像章前，這個畫面本身就足夠讓人記住很久。

郝明莉一邊看，一邊把隨身帶著的相機拆下來，轉手遞給身邊的一名記者，說了一句：“麻煩您用這臺相機，給我和新宇在主席像章前照一張合影吧。”語氣不重不輕，態度很自然。那位記者接過相機，連連點頭，暗自也有些緊張。與此同時，其他記者也反應過來，紛紛抬起自己的鏡頭，對準這對站在像章前的年輕夫婦。

從展室出來后，毛新宇顯然仍有些激動，他對身邊的秘書說：“趕緊去告訴我媽，這里有七千枚主席像章。”這句話一出口，隨員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邵華一定會想親自過來看看。沒過十幾分鐘，邵華就提著相機匆匆趕來，步子比平時明顯快了幾分。

走進展室，她先是愣了一下，隨即轉頭對耿彥波說：“謝謝，這是個很珍貴的地方。這里的主席像章，比我們家珍藏的都多。”這句話并不夸張。毛家自身也收藏了不少與毛主席有關的物件，但數量如此之大、種類如此之全的一處集中展示，對她來說依舊是頭一次見。

她在展室中走得很慢，幾乎每一面墻都要看一遍。像章上的字樣，從“為人民服務”到各種紀念語，從不同時期的頭像造型到特殊材質，都讓她一一端詳。那不是簡單的“懷舊”，更像是在回顧一個時代的民間記憶——在很多普通家庭里，毛主席像章曾經是壓箱底的寶貝，是掛在胸前的榮譽，是孩子們小時候爭著要的“小紅東西”。

看著看著，邵華也動了拍照留念的心思。她把自己的相機拿在手里比較了一下，發現此時光線不足，而相機沒設置閃光燈，效果恐怕不理想，于是讓隨員去叫兒媳婦，把那臺更合適的相機拿來。就在這時，當地報社一位年輕記者主動走上前，小心又鄭重地說：“邵華將軍，我的相機雖不高級，但我能保證給您拍好這張相。”這句略帶緊張的話，讓現場的氣氛一下子輕松起來。

邵華轉頭看了他一眼，連聲道謝：“謝謝，謝謝。”她并沒有因為對方只是“小記者”而有任何架子，反而配合地站到像章墻前，微微挺直背脊，表情莊重。一瞬間，快門聲響起，畫面定格，這張照片日后在一些內部場合展示時，讓很多人感觸頗深——并不是因為拍攝技巧有多高，而是人物與背景之間那種微妙的關系。

不得不說，從縣長刻意準備的這個“特別展室”，到老縣長捐出的七千枚像章，再到毛主席后人站在像章前合影的那一幕，都帶著濃厚的年代感。這里既有地方干部對革命歷史的一種珍視，也有毛家后人用平常心面對歷史記憶的態度。兩者在那間不大的展室里交匯，不需要太多語言，自然就構成了一段頗具意味的場景。

四、一趟晉中行，幾層意味

從榆次到祁縣，從平遙到靈石，邵華這次晉中之行，總共不過短短幾天。但把這些零碎的片段串起來，會發現它遠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出訪或者走馬觀花的觀光。

先看時間節點。1999年，距新中國成立已經五十年。那一年，全國上下都在為國慶五十周年做準備，社會氣氛既平穩，又隱隱帶著一點紀念性的意味。對于經歷過戰爭年代、親眼見過國家從一窮二白走到逐步富足的一代人來說，五十年這個數字，并不抽象。它對應著具體事件，對應著犧牲者的姓名，對應著許多家庭的起落變遷。

再看人物。邵華生于1940年前后，抗戰、解放戰爭時期，她尚且年幼，但對戰火的記憶并不陌生。解放后，她進入新的生活環境，接觸的都是共和國最早的一批建設者。毛岸英犧牲于1950年11月，在朝鮮戰場，當時她還年輕。毛岸青經歷過艱難歲月，身體狀況長期一般。這些個人經歷，與新中國歷史大勢糾纏在一起，構成她對“時間”的一種特殊感受。

也正因為如此，當她在六十多歲的時候，拖著略顯疲憊的身體，在喬家大院、平遙古城間奔波，為的是用幾十卷膠卷記錄下那些老宅、老街時，很難簡單地說，只是“愛好攝影”。更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把一部分民族記憶鎖在膠片里。老建筑承載的是晉商的故事，是晚清、民國的痕跡，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文物保護”觀念逐步強化的見證。

值得一提的是，這趟行程中地方干部的態度，也頗有研究價值。無論是榆次金融大酒店餐廳里掛著的毛主席像，還是店家心心念念做出的那盤紅燒肉，抑或是靈石王家大院里那間專門的主席像章展室，都體現出一種自發的紀念和敬重。這種紀念，并不是轟轟烈烈的宣傳，而是滲透在日常接待、飲食習慣、陳列布置中的一種選擇。

從政治史的角度看，毛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起到的作用無需贅述，而在百姓心里，他的形象，則往往通過像章、掛像、口口相傳的小故事傳遞下來。七千枚像章，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堆出來的數字。那背后，是一代人曾經的熱情，也是那個年代群眾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老縣長將收藏全部捐出，交由地方統一保存，某種意義上，是把個人記憶交給了公共空間。

再回頭看邵華在展室里的那番話。“這里的主席像章比我們家珍藏的都多。”這句看似平實的評價，透露出的一個細節是：在毛家人心里，毛主席不是公共形象和家庭記憶完全切開的兩部分。家里有自己的收藏，社會上有更大規模的展示，兩者之間，可以互相映照，不必刻意回避，也無需過度強調。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位老縣長多年的積累，沒有靈石縣委縣政府對這一批像章的重視，也就不會有1999年那間展室里的合影。而沒有邵華幾十年來對攝影的執著，也就未必會有那四十多卷膠卷里關于晉中古建筑的細致記錄。很多歷史節點，往往就是這樣，當不同人物的選擇在某一時刻交織，便形成了后來被提起、被記住的“故事”。

從個體命運到家國記憶，再到地方實踐，這趟晉中行折射出的東西，并不算少。它既是一位女將軍的私人物件之旅，也是毛主席后人面對歷史圖像、紀念符號時的一次近距離接觸。同時，對于山西當地而言，這也是一次展示文物保護成果、展示民間紅色收藏的機會。

多年以后，如果翻看那一千五百多張照片，喬家大院的磚雕還在，平遙城的街道還在，王家大院的格局還在，像章展室同樣還在。膠卷里的畫面雖然靜止，但背后的時間是流動的。1999年的那幾天，只是其中一個截面，卻恰好把幾代人的情感脈絡、時代印記和地方實踐，凝固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