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漂”成為時代現象
我的新書《銀發擺渡人》出版后獲得了很多關注。所謂的“銀發擺渡人”其實就是漂泊到異鄉幫子女帶孩子、做家務的老年群體,也就是俗稱的“老漂族”。“老”和“漂”僅僅是表象,漂泊的背后是擺渡,幫子女渡過育兒生活難關。
這個想法其實是受我一個同學的啟發。他說人生有三苦:撐船打鐵賣豆腐。老人不就在撐船嗎?一個老人,他要幫子女在生命的河流里渡過一段難關。
老漂現象是中國人口流動過程中的一個趨勢,可以概括為“從開枝散葉到重新聚合”。
“開枝散葉”是青年人離開父母和家鄉,到外地立業成家。“重新聚合”是老人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和子女團聚。老漂現象的出現是中國人口流動邏輯的自然延伸。依據"七普"和相關統計數據測算,當前我國專門為照顧孫輩而流動的老年人口有1000萬左右。
除了規模性的人口流動,“老漂族”出現的另外一個邏輯是代際支持的無限責任模式。
在中國文化里,父母盡的是無限責任,不僅要養育孩子,還要幫孩子帶孩子。在國外,父母不認為給子女帶孩子是自己的義務。我一個同事去美國做訪問學者,他說美國年輕夫妻自己帶孩子有的很“狼狽”,老人只有在極特殊情況下才會提供支持。
代際支持的無線責任的另一面是城市核心家庭難以獨立應對撫育任務,或者說核心家庭功能的超載,老人帶孩子也就成了城市青年家庭的剛需。
有人會問,既然“老漂”是一種時代現象,那么它有一天會消失嗎?
在我看來,老漂現象產生的社會性原因是勞動力流動所引發的老年人口流動,深層次的原因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經濟不平衡。只要這兩種不平衡存在,老漂現象就不會消失。
所以,在可見的未來,“老漂族”依然會長期持續存在。
“老漂族”的“心甘”和“委屈”
當一個老人決定成為老漂時,他首先想到這是我的責任,義不容辭,這種文化的心理力量非常強大,他自己都沒辦法拒絕。
有些老人還會考慮以后養老的問題:如果不給子女帶孩子,日后兒子兒媳婦不給我養老怎么辦?
我們調研中確實發現一部分老漂有“心甘情不愿”的想法,但不是全部。之所以“心甘”,是因為老人認為給子女帶孩子是義務,特別是男方家庭,奶奶這個角色涉及更強的義務感。
之所以“情不愿”,是因為確實有難處,可能涉及異鄉的適應成本,家里高齡老人的照料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有多個子女,有的子女還沒有結婚,老人還要掙錢,這就面臨著到底是給這個子女帶孩子,還是出去打工掙錢,給其他兒子完婚。
“老漂族”進入到城市青年家庭,給這個家庭帶來了很多變化,也產生了不少矛盾。除了飲食、消費習慣、作息時間的不同外,最主要的矛盾還是育兒理念的差異。
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媽媽,育兒非常細致。有的媽媽自己做,有的則是提要求,老人來執行,這里就會產生矛盾。第一,老人未必能執行到位;第二,老人可能心里不認同,認為沒必要。
比如衛生,對于月份大一點的孩子,老人可能就用自己的筷子夾一口菜直接喂孩子,但是年輕媽媽會認為這個做法不衛生。有的媽媽會給老人布置很多任務,制作一個作息表,早上幾點要讀古詩,幾點要吃東西,幾點要到樓下活動,一天都排得滿滿的。有的老人心里不認同,兒媳婦發現他沒這樣做,心里就不滿,就會產生矛盾。
還有的老人更相信自己的土辦法。比如我們在成都調研,有個不到一歲的孩子肚子痛,老人聽說老鷹爪子的粉有效,就想辦法從老家弄過來。我們在佛山調研的時候,還遇到一個湖南的婆婆,她特別信活絡油,孩子只要發燒肚子痛,就抹活絡油,兒媳婦自己就是醫生,可想而知她根本不信這一套,所以矛盾就很大。
在矛盾大的家庭關系里,“老漂族”會產生很多負面情緒,比如委屈。不是說在家里帶孩子寂寞,而是說他的生活位置很邊緣,子女回家和他也沒有那么多交流,老人有些心里的苦無處訴說,就會想家。
我在調研中發現老漂最主要的心理情緒問題其實是委屈,有的老人講著講著就哭了,這背后確實反映了家庭關系的一種狀態。
大多數老漂是50后60后,這幾代人比較能忍耐,有忍氣吞聲的特點,不好的情緒通常不會發出來,會憋在心里。他這種忍耐和壓抑的狀態,背后的邏輯就是委曲求全:一來,這都是自己的孩子,二來,不考慮兒媳婦還要考慮兒子吧。所以,在家庭系統內部,老人害怕破壞關系,害怕情緒發泄出來之后影響兒子兒媳婦,怕對他倆婚姻有影響。
中國的父母太替子女考慮,把這種內在的壓力全部都自我消化,所以委曲求全。之所以有委屈情緒,是因為生活中有摩擦矛盾,心里不滿;求全是要保證家庭和諧,最后只能自我消化。
有的老人會自我安慰,把帶孩子當成一份工作,雖然沒有錢,開心也是干,不開心也是干,索性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免費保姆”,我在外面工作也會受氣,忍一忍就過去了。
有的老人有自己的社交,聚在一起吐吐槽。有的老人會跳廣場舞,特別是女性,這也確實是一種很好的排遣情緒的方式,運動出汗,鍛煉筋骨,關鍵是跳廣場舞會認識人,這也是一種社交。
還有的老人緩解壓力的方式是定期返鄉,特別是省內漂,從省城回到老家的縣城或者村里面,相當于休假,休個兩三天,有的老人要回家里趕個紅白喜事,送人情。老漂回老家之后看看老人,和鄰居聊一聊,參加酒席,也能舒緩情緒,這也是很重要的。
當然,還有一種宣泄方式就是發火,有的是策略性發火,通過發火來爭取權力,表達不滿。通俗點說,是要給兒媳婦點顏色看看。其實她也拿捏著分寸,知道兒子兒媳婦離不開她。
有一些不是策略性的,就是忍無可忍。這個時候就看兒媳婦的態度了。如果兒媳婦也是忍無可忍,那就真的會爆發爭吵,雙方關系可能會階段性破裂。有的老漂會說,我回去了,不待了,誰愛帶誰帶,趕緊給我買票,我今天晚上就走,有的老漂,回到家就開始后悔,因為惦記孩子,等兒子兒媳婦說幾句好話,馬上氣就消了,就又來了。
所以中國的父母和子女之間有基于責任形成的關系,它的情感修復也存在一種魔力,沖突之后有可能恢復得很快。
“中年人的新活法”
走進“老漂家庭”,我們會發現有些子女沒有孝敬老人的意識,忽視了老人的情感和心理需要,老人心里委屈。甚至有的老人抱怨說:兒女有“巨嬰”心態,老人晚上不僅要伺候孫輩,還要伺候兒子兒媳婦。
這種代際關系里的反饋不足,尤其是情感和心理維度的反饋,我稱之為“孝道匱乏癥”。
孝道匱乏是一種客觀后果,有的是因為兒女有心無力,在單位忙工作,下班了忙著卷孩子,在反饋和孝敬老人方面的投入就不夠。還有的兒女經常出差,一出差就半個月、一個月甚至更長。在這種情況下,再去強調中年人要學會做兒女就有點乏力。
所以我提出一個有點理想化的概念是“做自己”。只有中年人更好地做自己,才可能在做父母和做兒女之間找到平衡,才可能形成一種我所理解的理想的家庭生活倫理。
中國家長在落實撫育責任方面遵循的是無限責任倫理。我強調做自己,實際上是強調要變成有限責任倫理。
我們的無限責任倫理源于農耕社會,當時經濟不發達,所以一定要強調父母更多地替子代考慮,把所有的資源集中在子代,在托舉子代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價值,所以過去講“過日子”是“過孩子”,這是我們原來的文化模式:沒有太多做自己的空間,特別強調做父母,通過做父母來實現人生價值。
現在很多中年人在卷孩子和做父母的過程中有一些異化。我走訪了很多家庭,普遍感受到一個家庭中,中年人的迷茫與疲憊,青少年的高壓與內卷,還有老年人的辛苦與委屈。實際上一個家庭中三代人過得都不輕松,都是負重前行,究其根本是太“卷孩子”了。
為什么有的老人,在孫輩都已經上幼兒園了,還不能走呢?因為上幼兒園之后,年輕夫妻也不能獨立帶娃,孩子放學后還要送輔導班,課后還有很多活動。卷孩子帶來的負效應往往也很大,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孩子有壓力、有情緒,家長再去壓制這種情緒,孩子就會厭學,沒有學習的自主性,甚至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實際上青少年厭學已經是非常令家長頭疼且需要引起關注的問題。
在我看來,破解這個困境的關鍵是中年人的覺悟。中年人的覺悟就是做自己,減少對孩子的過度關注,把學習這件事還給孩子,助力而不是替代。過度關注和管教,對孩子成長弊大于利。許多家庭中,過度關注變成過度干涉。已經有些家長覺醒,說卷孩子不如卷自己。當我們把更多經歷投入到自己的事業發展中,讓自己的人生精彩起來,這同樣對孩子成長具有榜樣作用。從根本上看,做自己,需要我們在人生哲學維度有所反思。
這就是我說的“中年人的新活法”。
當然,這種活法有點理想,因為文化模式的調整沒那么容易。但我更想說的是,這種文化的自覺一定不是自然完成的,需要有人吶喊,也需要有人在痛苦的狀態中覺醒。我現在提出來,就是想在現有的閉環中找到中年人可以覺醒和反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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