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散性”的勝利：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悖論與啟示

在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語境下，中央編譯出版社以非凡的學術眼光推出厚重譯著《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史：從起源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部由意大利學者保羅·法維利撰寫的700余頁巨制，經楊曉晨老師譯介，于2025年4月以精裝版面世。書籍裝幀設計兼具歷史厚重感與藝術張力，莊重大氣、簡潔有力，將核心主題“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史”視覺化地、令人印象深刻地傳遞給讀者，彰顯出版社對經典學術著作的匠心打磨——這不僅是一部思想史力作的物質承載，更是對中文讀者的一份鄭重獻禮。本書評以“松散性的勝利”為核心視角，聚焦該理論傳統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獨特演進軌跡，并對其悖論性遺產展開分析評價。

一、理論的混雜生成

法維利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史》揭示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發展歷程中的核心悖論：它既非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簡單移植，亦非純粹的本土思潮，而是在“理論旅行”中形成的混雜性知識體系。這種獨特性體現在三重張力中：其一，科學性與實踐性的撕裂。相較于德國馬克思主義強調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屠拉蒂等人更關注理論如何服務于工會斗爭，這種差異導致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常被詬病為“半吊子理論”，卻成為工人運動的實際指南。其二，精英與底層的認知鴻溝。本書通過分析《工人聯盟》等工人報刊案例，展現了底層工人將馬克思的“工作日理論”轉化為“饑餓！饑餓！”的生存吶喊，而知識分子如拉布里奧拉則致力于哲學層面的唯物史觀建構。這種分裂使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始終在學術嚴謹性與大眾動員之間搖擺。其三，國際主義與本土化的沖突。第一國際的綱領在意大利被簡化為“沒有義務就沒有權利”的互助口號，巴黎公社經驗被解讀為“市政自治”而非無產階級專政，這種選擇性吸收賦予意大利社會主義獨特的聯邦主義色彩。

二、改良的辯證路徑

法維利對意大利改良主義的剖析極具穿透力，他成功超越了革命抑或改良的簡單二元框架，揭示了其內在的復雜辯證性。這種復雜性首先體現在洛里亞主義的陷阱中。洛里亞作為經濟學家，將馬克思深刻的剩余價值論簡化為“土地壟斷論”，試圖為改良主義披上科學外衣，此舉清晰暴露了意大利資產階級試圖收編和馴化馬克思主義的企圖。與洛里亞的變形不同，屠拉蒂的實用主義轉向則展現了另一維度。屠拉蒂從早期堅持階級斗爭原則，逐步轉向接受漸進改革策略，法維利認為這并非簡單的理論背叛，而更多是對意大利工業發展滯后這一殘酷現實的妥協與調適。他提出的從抵抗到談判再到立法的行動綱領，實際上構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雛形，預示了后來葛蘭西陣地戰思想的某些關鍵要素。然而，意大利改良主義路徑的另一面——工團主義——則暴露了其理論根基的脆弱性。法維利指出，以阿爾圖羅·拉布里奧拉（工團主義者，非哲學家拉布里奧拉）為代表的工團主義者普遍對《資本論》核心理論表現出漠視，這導致他們的經濟斗爭理論缺乏剩余價值論的堅實支撐，最終流于“為罷工而罷工”的盲目行動主義。這種理論上的空洞與短視，恰恰解釋了為何意大利的工人運動相較于理論更為堅實的傳統，更容易在現實中滑向被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收編的境地。法維利通過梳理這條從洛里亞的庸俗化、屠拉蒂的實用妥協到工團主義理論空白的隱性線索，深刻呈現了意大利改良主義充滿張力與悖論的演變歷程，為理解葛蘭西思想的獨特來源埋下了伏筆。

三、本土的重構張力

本書第四章聚焦于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本土化闡釋：揭示了其獨特且充滿張力的重構路徑。其中，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的理論工作構成了關鍵基石。面對克羅齊將唯物史觀簡化為“方法論工具”以及金蒂萊將其曲解為“唯心主義實踐哲學”，拉布里奧拉提出了“辯證的矛盾”（存在于思想形式）與“具體的二律背反”（植根于現實對立）的區分框架。這一框架既堅決捍衛了存在對思想的不可還原性，又警惕地避開了經濟決定論的僵化教條。他在評注恩格斯《反杜林論》時特別強調“自然領域”與“人造領域”的辯證關系，這一洞見為后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拒絕蘇聯式辯證唯物主義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然而，在法西斯主義陰影日益迫近的歷史關頭，另一位思想家蒙多爾佛卻將“實踐哲學”推向了唯意志論的唯心主義方向。他通過對費爾巴哈與馬克思關系的重新詮釋，斷言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闡述的“唯物主義”僅僅是一種術語上的偽裝，并宣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是“改造的實踐”哲學。盡管蒙多爾佛的這種闡釋明顯偏離了拉布里奧拉堅持的唯物主義立場，法維利卻指出它意外地成為當時抵抗庸俗唯心主義思潮侵蝕的理論武器。更具警示意義的是，法維利揭示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在經濟理論基礎上的深刻危機，這集中體現在對價值理論的回避上。他援引了1894年屠拉蒂在關鍵論戰中刻意回避對勞動價值論進行深入探討的案例，此舉暴露了早期意大利社會主義者在經濟理論上的無力。這種“輕率”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淪為政治妥協的工具，為伯恩施坦主義在意大利的滲透埋下伏筆。

四、政黨的建構困境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立過程，深陷于一個主要困境之中，即政黨究竟應是塑造階級意識的“教育先鋒”，還是階級力量自發的“組織化身”。這一張力在主要思想家的分歧中尤為顯著。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堅持一種近乎精英主義的立場，認為政黨應扮演“無產階級的教師”角色，其核心任務在于通過系統傳播科學社會主義文化，對工人階級的自覺意識進行啟蒙。這種視角導致他將熱那亞大會成立的早期工人黨評判為僅具“三等工會主義”的水平，深刻折射出知識分子精英與群眾自發運動之間難以彌合的疏離感。與此相對立的是屠拉蒂的實踐路徑，他將政黨直接定義為“階級自身的組織”，其理論更多地植根于實際斗爭的經驗，特別是將米蘭冶金工人大罷工的組織模式轉化為“階級—政黨”同一性的政治實踐。這種實用主義策略雖然有效地推動了社會主義思想在廣大工人群體中的扎根與傳播，卻也付出了代價——理論深度的系統性構建常常讓位于即時的戰術考量和組織需求，削弱了政黨的長遠思想根基。而克羅齊提出的尖銳診斷，則進一步揭示了這一悖論所蘊含的深層危機。當克羅齊斷言意大利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場“沒有理論靈魂的運動”時，他不僅精準預言了其后改良主義在實踐中將遭遇的困境，更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結構性缺陷：它未能成功地將深刻的經濟社會批判，轉化為一種內在統一、具有強大凝聚力和指導力的有機意識形態體系。這一缺陷使得意大利的社會主義政黨在思想整合與戰略清晰度上始終面臨著嚴峻挑戰。

結語：松散性作為方法論

法維利的最終洞見在于：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的“松散性”并非其缺陷，而恰恰是它在半工業化社會中得以存活的適應性屬性。這種看似混雜的理論狀態，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全球傳播過程中的一種常態——它絕非僵化的教條移植，而是必然與本土現實碰撞、交融的動態過程。對于致力于構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闡釋體系的中國學界而言，意大利的經驗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智慧：真正的理論生命力，往往孕育于“非正統”的創造性轉化之中。正如葛蘭西能夠從拉布里奧拉的“具體的二律背反”中發展出“陣地戰”理論，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的悖論性遺產強有力地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不是教條，而是在歷史的具體縫隙中鍛造武器的實踐哲學。

（作者王馨曼，法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兼任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理事。）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