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州遵義老城西北約四十里的龍巖山巔,一處被當地人稱為“海龍囤”的古堡遺址,靜默地俯瞰著黔北大地。
這里三面環溪,一面銜山,僅東西兩側有小徑可通,地勢之險要,連《明史》都感嘆是“飛鳥騰猿不能逾”的天險。
從公元9世紀到17世紀,楊氏家族世守播州長達724年,歷經27代30世。
這座始建于南宋寶祐五年(1257年)的城堡,最終在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之役”中化為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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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2年春天,為配合“土司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考古工作者才揭開了這座沉睡四百余年土司王城的神秘面紗。
山巔王城的驚人格局
綿延六公里的軍事防線
經過九個月的考古發掘,考古隊基本廓清了,海龍囤的整體格局。
令人驚嘆的是,這座山頂城堡竟擁有約6公里長的環囤城墻,圍合面積達1.59平方公里,相當于200多個標準足球場的大小。
城堡東側依次排列著銅柱、鐵柱、飛虎(三十六步)、飛龍、朝天、飛鳳(五鳳樓)六道關隘;西側則有后關、西關、萬安三關,彼此圍合形成兩個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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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關隘和城墻均用巨石筑就,至今仍巍峨雄壯,見證著當年的軍事防御水準。
功能完備的山城體系
考古人員發現了軍營(俗稱“金銀庫”)、敵樓(如“四角亭”與“繡花樓”等)、校場壩、采石場和窯址等遺跡。
這些發現共同勾勒出一座功能完備、自給自足的山巔王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囤內還保存著清晰的采石場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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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王宮”東北角發現的明代磚窯,更是證明了建囤過程中所有建筑材料均就地取用,展現了古代工匠的智慧。
“新王宮”背后的土司秘辛
規模宏大的土司衙署
考古最重要的收獲之一,是發現了環繞“新王宮”的城墻。
這道長達504米的城墻,圍合出面積達1.8萬平方米的“新王宮”核心區。
經勘探,其內有建筑20余組,考古隊對其中7組進行了重點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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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令人目不暇接:青花瓷、青瓷、建筑構件(勾頭、滴水)、石構件、礌石、彈丸、鐵鎧甲片、石硯臺、錢幣等上萬件遺物。
這些實物資料,生動地再現了當年土司生活的真實場景。
國家認同的實物見證
考古發現“新王宮”的建筑風格,與明代衙署的布局如出一轍。
而明代文獻中,也明確稱其為“衙”“衙院”“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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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謂的“新王宮”實質上是一處土司衙署遺址。
因為萬歷年間的大火,這組明代建筑被燒毀。
這種與明故宮契合的格局,反映了土司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央王朝的國家認同。這種一致性在特定歷史時期,有效維護了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
土司制度的考古學解讀
從羈縻之治到改土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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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龍囤是我國羈縻·土司制度的珍貴實物遺存。
它完整見證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政策,從唐宋時期的“羈縻之治”,到元明時期的土司制度,再到明代開始的“改土歸流”的完整變遷過程。
這是中國西南地區規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續時間最長的土司城堡。
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點,是因地制宜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對該地區同類的建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用。
山地城堡的雙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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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現讓我們對海龍囤的性質有了全新認識:這是一處融保衛國家利益與維護土司家族利益于一體,集關堡山城與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特殊城堡。
在戰爭時期,堅不可摧的海龍囤,是土司的重要軍事防御據點;
而在和平年代,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海龍囤則成為土司的別館離宮。
從南宋中期開始,穆家川(今遵義老城)一直是楊氏統領播州的政治中樞,而海龍囤與之相輔相成,前者為平原城,偏重政治;
后者為山城,偏重軍事,共同構成了播州楊氏完備的城邑體系。
結論:重新認識西南土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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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龍囤的考古發掘,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一座雄偉的山巔城堡,更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中國西南地區的土司文化及其歷史意義。
海龍囤的發掘,為從考古學角度,深化中國土司制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材料。
將視線從中原的、早期的遺存,更多地投向邊地的、民族的、晚期的遺存。
最重要的是,海龍囤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在保持地方特色同時,又積極認同中央王朝的土司政權樣本。
這種微妙而復雜的政治關系,正是理解中國古代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關鍵。
海龍囤不僅是一座石頭筑成的城堡,更是一部鐫刻在黔北群山之間的歷史巨著,等待著我們繼續翻閱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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