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統兵最多的將領，兵力是115師的4倍多，55年被授少將軍銜

1906年5月，河北蠡縣的一個貧苦農家，迎來了一個兒子，爹娘給他取名叫孟慶山。誰也沒想到，就是這個窮小子，后來竟然能在冀中平原拉起近7萬的抗日大軍，成為讓日軍聞風喪膽的游擊名將。

1955年授銜的時候，這位將領被授予少將軍銜。

孟慶山家祖祖輩輩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一年忙到頭，收成還不夠交地租的，一家子連飯都吃不飽。

到了12歲那年，父母實在是養不起他了，就托人把孟慶山送到了鄰村的布店當學徒。說是學一門手藝，其實就是去給人家當牛做馬，每天天不亮就得起來干活，晚上還要幫老板看店，稍有不慎就要挨罵。

就算是這樣，布店老板有啥手藝也都藏著掖著，根本不肯真心教他，孟慶山干了幾年，只學會了些打雜的活兒。

好景不長，后來布店遇上兩年災荒，生意實在做不下去，就倒閉了。孟慶山就又跑到天津投奔遠房親戚，進了一家日本老板開的紗廠做工。到了這里，他才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壓迫：每天要在機器的轟鳴聲里干十幾個小時，工資卻少得可憐，還經常被克扣。

那些年，孟慶山看著工友們被欺壓、被剝削，心里憋著火卻無處發泄。他常常坐在紗廠的墻角，望著天邊發呆：窮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難道這輩子就只能這樣任人欺負嗎？

1925年，“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天津，看著街上游行的學生、憤怒的工人，孟慶山的愛國之心被點燃了。正巧馮玉祥的西北軍在天津招兵，打出“打倒列強、解救百姓”的口號，他二話不說，扔掉紗廠的工裝，報了名。

這一年，他19歲，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當兵，或許能給窮人闖出一條活路。

馮玉祥的西北軍，在當時算是一股清流了。部隊里有不少共產黨員，處處都透著革命的新氣象，不像其他軍閥部隊那樣欺壓士兵。

雖然孟慶山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好在他肯學肯練，再加上之前在紗廠練就的吃苦耐勞的勁頭，很快就在部隊里站穩了腳跟。他打仗勇猛，不怕死，從普通士兵一路升到排長、連長，參加了五原誓師和北伐戰爭。

在部隊里，他第一次聽到“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這樣的新鮮詞語，雖然聽不太懂具體含義，但他明白，這是能讓窮人翻身的革命。

可國共合作破裂之后，馮玉祥開始驅逐部隊里的共產黨員。沒了共產黨人的影響，西北軍就慢慢變了味，軍官欺壓士兵、克扣軍餉的事情越來越多，心里涼了半截：這不是他想要的部隊，更不是他想要的革命。

后來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敗給了蔣介石，西北軍被拆分，孟慶山所在的26路軍被派到了江西，去圍攻紅軍。

1931年12月14日深夜，江西寧都的夜空被槍聲劃破。26路軍的將士們不愿意再當蔣介石的炮灰，在董振堂等人的帶領下發動起義，這就是著名的“寧都起義”。

起義當晚，孟慶山沒有絲毫猶豫，他召集自己手下的士兵，大聲說：“咱們當兵是為了打鬼子、救百姓的，不是為了跟著蔣介石打自己人的！紅軍是為窮人做主的隊伍，愿意跟我走的，就一起投奔紅軍！”

他帶著一個連的士兵沖在最前面，天亮時，起義部隊順利加入紅軍，孟慶山也終于找到了真正的信仰。

加入紅軍后，孟慶山被編入紅五軍團。組織上看他作戰勇敢、有指揮才能，把他送到紅軍大學學習。這可圓了孟慶山從小到大的夢想：他小時候家里窮，根本沒機會上學，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好。

坐在紅軍大學的課堂里，看著黑板上的字，聽著教員講革命道理和軍事知識，這個常年拿槍桿子的北方漢子，眼睛都濕潤了。

可惜戰事緊張，他只學了半個月，就被緊急調往紅一軍團擔任副團長，奔赴前線。

在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斗中，孟慶山總是沖在最前面。

樂安攻堅戰時，他親自帶隊攻打城頭，一塊彈片削過他的肩膀，鮮血浸透了棉衣，他簡單包扎了一下，繼續指揮戰斗，直到紅旗插上城頭。

之后，孟慶山跟著紅軍參加了長征，爬雪山、過草地，走爛了好幾草鞋，數次負傷，卻從來沒退縮過。到達陜北后，他又參加了直羅鎮、東征、西征等戰役，在戰火中逐漸成長為一名成熟的軍事指揮員。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達成合作。蔣介石只給了八路軍3個師的編制，總兵力更是只有4.5萬人，根本難以應對全國的抗日戰局。

為了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力量，黨中央決定派一批優秀干部到各地拉隊伍，孟慶山因為是河北人，熟悉當地的情況，被選中派回老家開展工作。

出發之前，毛主席親自接見了孟慶山，特意囑咐他：“到了河北，要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把冀中平原變成抗日的戰場。”

帶著組織的囑托，孟慶山換上了便衣，只帶了幾個警衛，就悄悄潛回了河北。當時河北已經部分淪陷了，日軍更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地方武裝各自為戰，百姓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更危險的是，國民黨頑固派竟然還在暗中打壓我黨力量，孟慶山一路上躲避著日軍和國民黨的盤查，歷經艱險才到達冀中高陽。

剛剛到達河北，孟慶山就聯系上了當地的黨組織。他明白，要抗日，首先得有會打仗的骨干。于是，他和地方黨組織一起，在高陽開辦了游擊戰爭短期訓練班。

訓練班條件簡陋，沒有教室就用農家院，沒有教材就自己編寫，孟慶山更是親自講課，吧自己多年的作戰經驗傾囊相授。他教學員們怎么打伏擊、怎么埋地雷、怎么拆鐵軌，還教他們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怎么到發動群眾支持抗日。

“先保住命，再去打仗”，這是孟慶山常跟學員們說的話。他講課通俗易懂，不用高深的理論，全是實戰技巧，比如“遇到鬼子不要硬拼，利用莊稼地、道溝隱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訓練班一期30天，每期都能培養出幾百名骨干，這些人就像種子一樣，撒到冀中平原的各個角落，很快就拉起了一支支抗日游擊隊。

蠡縣是孟慶山的老家，他回到村里，挨家挨戶動員：“鬼子都打到家門口了，再不反抗，家就沒了！愿意參軍的跟我走，咱們一起打鬼子，保衛家鄉！”

在他的感召下，村里的青壯年紛紛報名，就連鄰村的百姓也聞訊趕來。孟慶山的第一支隊伍，就這樣在老家的土地上組建起來了。

他知道，單憑自己拉起來的隊伍，力量還不夠。于是，他主動聯系其他抗日武裝，說服他們聯合起來。獻縣的馬本齋拉起了“回民支隊”，作戰勇猛，但勢單力薄，孟慶山派人找到馬本齋，說：

“咱們都是為了打鬼子，單打獨斗不如聯手，擰成一股繩，才能給鬼子更大的打擊。”

馬本齋早就聽說過孟慶山的名聲，加上佩服他的抗日主張，當即同意合作。后來，東北軍將領呂正操脫離南逃的國民黨部隊，決定留在敵后抗日，孟慶山又親自登門拜訪，促成了兩支隊伍的聯合。

短短半年時間，孟慶山就把冀中平原上的各路抗日力量整合起來，組建了河北游擊軍，隊伍規模迅速發展到將近7萬人。這支部隊遍布18萬平方公里的冀中平原，當時八路軍115師的兵力也才1、5萬人，孟慶山的隊伍足足是115師的4倍還多。

要知道，這7萬人里，有農民、有工人、有知識分子，還有收編的地方武裝，成分復雜，裝備更是簡陋，7萬人只有2000多支破槍，很多士兵只能拿著大刀、長矛作戰。

糧食短缺是最大的難題，尤其是麥收前，部隊只能用地瓜葉子、野菜熬粥喝。孟慶山跟伙夫交代：“粗細摻著熬，多放些水，讓弟兄們能喝飽就行。”

就是這樣一支“缺槍少糧”的隊伍，在孟慶山的帶領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抗日奇跡。他們利用冀中平原的地形，開展游擊戰、地雷戰、地道戰，端掉日偽軍據點，破壞敵人交通線，打得鬼子暈頭轉向。

日軍第27師團的車隊在河間遭到伏擊，十幾輛汽車被地雷掀翻，士兵死傷慘重，從此再也不敢輕易在平原上孤軍深入。

1938年5月，冀中軍區成立，呂正操擔任司令員，孟慶山任副司令員。雖然是副司令，但軍區里超過六成的兵力都是他一手拉起來的，將士們都服他。有人勸他爭取正職，他卻笑著說：

“我文化低，當副司令正好，多向呂司令學習，只要能打鬼子，什么職位都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孟慶山擔任河北省軍區副司令員。組織上多次考慮提拔他，可每次他都婉言拒絕：

“年輕干部有文化、有干勁，應該給他們更多機會，我文化淺，擔不了更大的擔子，現在的職位已經很合適了。”

他心里始終記得，自己是個窮孩子出身，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組織的培養和群眾的支持，職位高低對他來說，從來都不重要。

1955年9月27日，北京授銜大廳里，將星閃耀。49歲的孟慶山站在隊伍中，平靜地接過了少將軍銜章。消息傳開后，很多人都替他不平：“當年拉七萬大軍，功績這么大，怎么也該是中將、上將啊！”

面對這些議論，孟慶山只是淡淡一笑：“軍銜不重要，能為國家、為人民做點事，就夠了。”

他一生獲得過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這些勛章見證了他的赫赫戰功，也見證了他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

晚年的孟慶山，因為戰爭年代留下的舊傷，身體一直不太好，但他依然關心著部隊建設和地方發展。他經常給年輕干部講革命故事，教育他們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閑暇時，他還會回到蠡縣老家，跟鄉親們拉家常，了解村里的情況，力所能及地為鄉親們辦實事。

1969年2月17日，孟慶山在天津逝世，享年63歲。

消息傳到河北蠡縣，鄉親們自發組織起來悼念他，有人連夜趕制了橫幅，上面寫著8個大字：“抗日先鋒，平原脊梁”。沒有華麗的辭藻，卻道出了百姓對他的最高贊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