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安縣隆興寺之歷史淵源——唐生智之子釋來平法師，李宴民

一，興隆寺之淵源

釋來平法師（唐生智之子，俗名唐仁和）

據釋來平法師（唐生智之子唐仁和）講述，興隆寺位于東安縣黃泥洞林場境內，始建于1934年，即民國二十三年。1994年出版的《東安縣志》也印證了這一點：“興隆寺建于民國二十三年。顧疇為掛名方丈。由南岳請來的篤慧、熹谷和尚任長老。”該寺院由密宗大師顧凈緣（伯敘）先生設計、佛教將軍唐生智出資興建。據縣志記載，首次傳戒收徒300余人，鼎盛時有僧徒800余人。寺廟包括附屬設施總面積約20畝。

寺廟在解放收歸國有，作為黃泥洞林場的辦公場所。1982年林場新建辦公樓后，逐步廢棄。文革后，應廣大興教群眾的要求，經省民宗局批準為宗教活動場所。但寺院一大部分仍舊屬于林場養老院。

為了保護興隆寺的歷史風貌，擬在原址修復興隆寺，仍以石木結構為主。修復秉持顧吳二老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的理念，圓融大小乘、圓融顯密教、圓融世出世法。寺內擬設金胎兩部曼荼羅，及藥師等單行法法壇。并在后山（五指山）建五輪塔，供奉顧吳二老靈骨，以確立興隆寺祖庭地位。

興隆寺將建設成為吳老所期望的“在經典上有依據，在歷史上有傳承，在方便上有特色，在功能上有感應，在藝術上有創新”，“今日之精品，明日之文物”的弘法道場。與唐生智故居樹德山莊、耀祥書院等同期建筑相呼應，修復后將做為純公益性寺廟，免費為信教群眾開放。

顧吳二老簡介：

顧凈緣(1888～1973年)，名疇，字伯敘，法名凈緣，法號正明，江蘇淮安縣人，亭林先生顧炎武之后裔也。早年學儒而道而佛，遍訪高師參學，修法自悟。1924年在湖南長沙與梁壁垣(梁漱溟先生之兄)先生等創辦二學園道場，以圓融大小乘，圓融顯密教，圓融世出世法為宗旨，吸收信眾、戒眾、行愿眾、法眾等四眾弟子修學，弘法利生。1927年主辦兩湖佛化講習所并于北伐軍中布教。1929年在日本醍醐流三寶院受兩部傳法灌頂，證大阿闍黎位。1930年在上海組建畏因同學會及瑜伽學會，并主辦《威音》佛刊。1937年與貢噶活佛參學藏密。1938年在湖南東安主辦興隆寺、耀祥書院及耀祥中學。1950年居滬上潛修講學，蔣維喬居士晚年從其學密法。著作等身，惜大都毀于文革，遺著有《密乘一品一論講略》、《色法研究》、《黃庭燼余錄》、《周易發微》、《影響軒叢話》等。

吳信如，名立民，號吳明，法名信如，1926年出生于湖北。佛家將軍唐生智義子、秘書，自幼隨長沙二學園掌法顧凈緣修學，并承傳東密、藏密法要，證大阿阇黎位，通儒、釋、道三家。長期在湖南工作。曾任船山學社社長，離休后調到北京，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佛學研究》主編、《佛教文化》雜志社社長、中國佛學院教授、中國茶禪學會會長等職。受趙樸初會長之托，為北京佛牙塔地宮莊嚴設計。1994年破譯陜西扶風法門寺佛指舍利塔地宮唐密曼荼羅。應法門寺凈一法師之請，為法門寺地宮莊嚴設計，并為法門寺博物館設計唐密文化陳列館，專著《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之研究》一書。曾應日本真言宗十八派總部邀請，在日本京都智積院講演唐密曼荼羅，對佛教界及學術界影響很大。并應邀去法國、新加坡等地講學。多有著述出版，如《藥師經法研究》、《地藏經法研究》等。

吳立民曾在《憶樸老》文章中提到：早在1952年，我當唐生智(孟瀟)先生的秘書，隨孟公來北京參加全國政協常委會，當時陳銘樞(真如)先生就和樸老一起到北京飯店來拜會孟公，商談籌備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的事情，我是參與接待的，這樣就認識了樸老。這是第一次，我只是旁聽而已。樸老、真公是來征求孟公意見，并且希望孟公參與發起。孟公欣然同意，認為這是大好事，所以孟公也是中國佛協發起人之一，發起人名單中有他。

二，話說興隆寺——李宴民

興隆寺，東安縣黃金洞旅游區主要景點之一。第一種說法，該寺相傳是在1938年，國民革命軍一級上將唐生智為其師父顧疇所建。

《寶篋印經釋》中說：凈緣居士（即顧疇）1938年在湖南東安主辦興隆寺、耀祥書院及耀祥中學。

據此，有人說興隆寺建于1938年。然而顧疇何許人，二人是何關系？又是什么時候、為什么選擇在這么一個偏僻的深山野嶺修建此寺？由于歲月的遠逝，歷史的滄桑，人們的疑問越來越深。要了解個中緣故，當先從顧疇其人說起。

顧疇，字伯敘，號子同，法名凈緣，密號正名，筆名謝畏因，江蘇淮安人，清初大學者顧亭林后裔。顧初學儒學，懷愛國之心濟世之志，曾從師湖南寧鄉大儒傅梅根。傅學問文章譽滿海內，書法亦冠絕于世，且為人正直，喜廣交仁人志士，好救人急難，時稱孟嘗君。傅與顧家有舊，遂收顧疇為弟子，后成為忘年之交。因傅的指教，顧學業長進，于經史子集、諸子百家、詩文書法無不精通。后來，又隨傅在湖南、武漢、東北經營金融、工礦，圖實業報國。傅參加辛亥革命，顧盡力資助，幫其掩護革命黨人。受傅的影響，顧憤世嫉俗，常欲深探人生究竟，便轉儒學道，精煉內丹，遂通天文地理五行之術。后來接觸佛學，羨慕佛理淵深，從此選擇學佛。

1924年，唐生智任湖南督辦。因痛恨現實黑暗，希望探求人生真諦，唐多次前往顧疇掌法的二學園，希求指引迷津。顧耐心為其詳細講解佛法要義，唐聽得痛哭流涕，即于佛像前懺悔，并要拜顧為師，出家為僧。顧反復闡述二學園宗旨，講人間佛教，正法治世，力勸唐救人救世、大慈大悲，行在家菩薩道。于是，唐取法名為法智，從此篤信佛教，平時學佛修身。

顧每以佛理開導唐，勸他在般若上盡己之責，啟發唐以革命定天下，應該先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軍，才能有力量打倒軍閥，驅逐列強，進而做到無我為人，無私為人，才能救天下。唐對顧說：“我的心愿已定，今生誓走革命之路，下決心打倒北洋軍閥，以畢生之力行在家菩薩道。”這可能成為唐生智日后不愿與共產黨打內戰的重要原因。

不久，唐將顧接回衡州，率部下諸將劉興、李品仙、周斕、何鍵等拜顧為師，聽顧說法。同時，整飭軍隊，請顧于軍中布教，令所有官兵，發愿學佛，受三皈五戒。每人胸前掛一枚紀念章，正面鑄一“佛”字，背面刻寫“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目的是要以佛法無我為人精神，作為軍人的靈魂。唐自從顧學佛后，精神大振。他認為，佛反對剝削和壓迫，主張解決蕓蕓眾生的生老病死困境，真正學佛就應該積極為民，在改變自己世界的同時，去努力改變客觀世界。為此，時人稱其為“佛教將軍”。后來，唐多次請顧出山從政，被顧婉拒。此后，唐資助顧創辦西湖佛法講習所、上海威音佛刊社，顧則全力支持唐北伐和抗日。

南京保衛戰后，朝野眾說紛紜，內外莫衷一是，然而知內幕者，當時又有幾人？唐生智決定辭職。蔣介石心知有愧，唐是代己受過，但迫于當時形勢，只好不置可否，默然許之。唐懷著十分復雜的痛苦心情，想邀顧疇回東安，一方面能隨時為自己釋疑解惑，指點迷津；另一方面，有一個博學多識的人為友為師，縱談國事時政，點評人是物非，遇事有個商量。顧疇也深深理解此時唐生智的心情和處境。身為國之上將，素懷濟世匡時之志，值民族危難之時，讓他賦閑在家，他能閑得住嗎？顧決計隨行，一定要勉勵他，窮途不墮末路，退隱猶圖大進，有朝一日，吳鉤出鞘，重整山河。他們先在長沙找到李君堯，籌備辦學事宜。李是長沙人，1924年由何叔衡介紹加入國民黨，1930年任《紅軍日報》編輯。1937年經中共特科湖南工作站安排任湖南省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理事。1938年11月13日凌晨2點，長沙“文夕大火”，唐生智等人倉促啟程。兩輛大卡車載著李君堯一家和籌備人員，以及辦學所需的器材、書籍，奔波了兩天兩夜，到了冷水灘。再由數十人肩扛擔挑，運回東安蘆洪市。又經一番忙碌，于1939年11月，學校破土動工。學校建成后，聘顧為山長，后入主興隆寺。因此，說興隆寺建于1938年是不可能的。

第二種說法是興隆寺建于1934年。其根據之一是現存于寺內的一塊石碑，說興隆寺再查《湖湘文化名人衡陽辭典》（甘建華主編），有辭條云：“熹谷（1884-1959），湖南衡山人，幼時家貧，父母早亡，受佛教思想影響，與妻訣別，至南岳出家，后去江西廬山住巖洞5年。1938年以前，曾于東安縣興隆寺講授佛學近十年”。依此判斷，該寺絕對不是建于1938年。1934年12月，上海戰事開始，唐生智被調任軍委第一廳主任，兼訓練總監部總監。后又任軍委會執行部主任及軍法總監，從此忙于京滬備戰。而在1934年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由于反蔣失敗，唐生智早已陷于位高權虛、身被架空的處境。基于對老蔣其人的了解和對時局的憂慮，唐生智攜顧疇返鄉，選擇了家鄉附近的黃泥洞修建這么一座寺廟，是有他深層考慮的。一方面此地原有一座舍利亭，從佛學角度講，是與佛有緣；另一方面，這里奇峰錯落，風景秀美，牛頭寨流下的一條小溪穿谷而過，且地理位置偏僻，形勢險要，扼一隘足拒千軍。建寺于此，既可安置顧疇，也可以在將來作自己的潛身之處，以圖東山再起。

筆者認為，興隆寺建于1934年的說法是對的。（原載湖南科技學院圖書館之《瀟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