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他們敢把《生命樹》“種”到創作的無人區

3月15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將正式施行。消息轉到正午陽光的工作群，導演李雪第一反應“想哭”，“兩位書記和環保先驅者們功莫大焉”。

李雪執導的電視劇《生命樹》正在央視熱播，他口中“兩位書記”正是劇中主角多杰的原型參考——曾在可可西里反盜獵任務中犧牲的杰桑·索南達杰，接過姐夫的槍、自籌資金組建反盜獵隊伍但也不幸遇害犧牲的奇卡·扎巴多杰。

劇里，女警白菊和巡山隊員們掬一抔土、點上煙，隔著17年時間敬天邊的隊長多杰，正是他一次次帶隊深入無人區巡山，矢志建立自然保護區。現實中，從上世紀盜獵盜采猖獗的“生命禁區”到如今三江源里的生命之園，可可西里重歸寧靜，背后是從一個人到一群人奔赴風雪、堅守荒原，用熱血、生命鋪就了生態之路。

“那不是故事。”李雪說，而是一代人無法忘卻的歷史。“雖然可能對觀眾有些‘遙遠’。”他覺得，遙遠在于很多人對可可西里那片沉默卻重要的生靈之地“知之甚少”，遠在對荒原凍土上的精神之力能超越物質匱乏的“難以想象”，“而讓想象之外的被具象化，讓有意義的事被看到、被思考、被理解、被珍視，這是創作者的‘興奮劑’，也是一名文藝工作者的職責所在”。

帶著興奮、扛著責任，2019年，團隊第一次扎進青海采風，到2026年劇集與觀眾見面，市場巨變的時候，《生命樹》“種”了近七年。

劇組工作照

選擇

身為70后、正處導演事業黃金期的李雪并不憚于早早下判斷，《生命樹》是他這輩子，或許也是正午陽光以后都不太可能再觸碰的題材。

不必諱言，稀缺和獨特是因為難。“大家其實都知道，對吧。”李雪笑了，隱去后半截話。行業處處降本增效，一家民營企業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去創制一部市場反響難料的“冷門”題材，要下定決心，不太容易。

行業激流中的選擇，李雪沒展開。他更想聊聊的稀缺和獨特性，在于內容本身。“原型故事是真實和清晰的，幾乎完全可考。”那意味著，有許多還健在的當事人能親口講述他們當年的所思所感，有無可復制的史料就在那兒提供歷史的鏡鑒，“做不得假”，唯有實地走、當面問、親身感受。

原先的劇本大綱、初稿被推翻重建。2023年秋天開始，劇組又一次扎進青海。他們重走人物走過的路，尋訪知情人，和州縣的干部坐下來聊天，在牧民家住大半個月，跟著環保站的人一起巡山，走得更深、問得更細。

比如，回到劇中的1996年，光是巡山隊員進無人區吃什么，主創團隊就得到過六到十個答案：方便面屬奢侈品，糌粑是沒有的，炒面餅子常見，有時吃干凍肉……問沒有蔬菜嗎？對面笑了。土豆什么的總有吧？得到答復“有土豆，但帶進去沒兩天就凍壞了，凍壞的土豆發苦、變質，吃不了”。

追問更深更細的，是環保先驅者的內心。“環保題材不好寫。”李雪說，那本質上不是“做了什么”的故事，而是你“不做什么”。不去打擾，讓人與自然共生的凈土得到應有的敬畏與呵護，背后凝結巨大的決心和長久的堅持。但這，又是戲劇處理上的難題。

沒什么捷徑，就是一層層深挖時間抹不掉的人與事。索南達杰生前的秘書扎西告訴他們：“索書記當時很痛苦。”身為治多縣委副書記，他有一兜子的章，大部分有關經濟開發，辦鹽業、礦業公司，滿滿當當什么都有；但兜里還揣了另一部分章，關聯著高原、草場、藏羚羊們的命運，沉甸甸的。要不要把經濟開發區變成自然保護區？最終，索南達杰堅定走向生態環保的道路。“扎西說，書記痛苦、焦慮、會發火，跟他以往的脾氣大不相同。”李雪聽著，覺得人物真實的根有了。

《生命樹》里，1996年的瑪治縣年支出1000萬元，收入僅200萬元，巡山隊的200元工資還動輒被拖欠打白條；而高原之外的世界，一張藏羚羊皮能賣到80美元，一條藏羚羊毛制成的披巾叫價更高達數萬元，暴力引誘貪欲，藏羚羊種群一度不足兩萬只。一邊是拿著微薄收入、手握簡陋裝備，但以血肉之軀阻擋瘋狂盜獵的生態守護者；一邊是一縣一地在解決眼前溫飽與看長遠、算大賬之間的抉擇。

“我們只是把索書記、扎書記和巡山隊員、志愿者等等，他們的困境搬到了劇中。”李雪說，也許在上世紀90年代，那些先驅者守護高原時，并不清楚會對未來中國有多深遠的影響，“他們只是認定這件事是對的、有意義的，就去做了，義無反顧”。

師從孔笙導演，李雪拍過《北平無戰事》《瑯琊榜》等，又獨立執導了《偽裝者》《外科風云》等多部作品。他知道怎樣做出強情節、高密度的劇，但倘若那么做，他覺得是對歷史、對在世的人的不尊重。“如果浮于表面，那不是我的初衷和創作觀。”他想呈現的，是當年的人們走過一段怎樣艱難的歷程，才到了今天。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對我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審美都有一定影響。它讓人看到，那個時代中國人實實在在的生活。”李雪希望，《生命樹》可以給當下及未來觀眾提供的，也是類似的關于一時一地的真實切片，“我想告訴大家，青海藏地當年發生了什么”。

手藝

總制片人侯鴻亮說過，既然難，那就傾全公司之力。劇本磨了五六年，堪景又跑了5000多公里。2025年5月，《生命樹》開機。“公司里的制片部門幾乎都來了。”李雪說，能上高原的、只要不在其他項目組的，都跟著來了。700多人的隊伍在青海實景拍攝，連開格爾木、德令哈、玉樹三個取景地，平均海拔超4000米，最高抵達海拔4800米。

拍攝現場

拍攝現場

原以為前期準備夠充分了，可到現場，李雪發現考驗才剛開始：“本想一天拍三頁，結果能拍1.3頁都很難。”沒有便利的交通、成熟的配套，高原之上，每往前一步，都比在北上廣拍戲要多花幾倍的力氣。一輛大車開五六小時剛到停車處，再花近一小時把設備和人員運到拍攝地。極端天氣也是家常便飯，冰雹、風雪、沙塵暴說來就來，狂風卷著砂礫呼嘯，演員睜不開眼，機器設備上包裹的防塵膜也壓根不敢取下來……

組里許多人缺氧、高反，一個推升降機的小伙子瘦了整30斤，可遇上惡劣天氣，片場更濃郁的情緒是興奮。拍多杰在山上祭奠女兒卓瑪的時候，落在父親身上的雪是真的。拍巡山隊抓捕馬已忠、追問他與李永強接頭地點的那場戲，風雪也是真的。“三四個小時，雪一直在下。”李雪說，極端天氣拍戲固然更費時費力，“但創作者都會珍惜真的冰雹、真的風雪”。

從這個層面看，正午陽光所說的“傾全力”，何嘗不是公司“祖傳”的手藝：現實主義。

原定120天拍攝周期，《生命樹》實際拍了188天。時間緊、任務重，可素有“細節控”的團隊，不愿意因客觀條件上難度就自降精細度。格爾木的戲份快拍完，劇組原計劃轉去玉樹拍巡山隊，置景組把完工在即的巡山隊駐地場景拿給李雪。這一看，“壞了，地方我們選錯了，得重來”。導演當機立斷，“大船”調轉方向，整組先轉去德令哈，留待巡山隊的場景重新選址、制作。有人問過，也許原場景觀眾未必能察覺不妥。可李雪覺得，導演要對作品負責，“我們希望呈現的巡山隊駐地，它的外景應該是無角度不美的。那樣拍出來的隊員，他們與遠山、與前面通天河大轉彎、與村落的視覺關系，都是美的”。

真實的歷史、真實的置景、真實的風雪，置身真實的環境，劇本里一字一句對演員而言都有了實感。

胡歌常年心系環保公益，高原、藏地沒少去，一進山就胡子拉碴，“純野生”。李雪拿著劇本大綱找他，“老胡聽完就說，你要是找藏族演員，我二話不說。但你要是找漢族演員，不找我我就跟你急”。帶著自行琢磨的藏普進組，胡歌第一天拍的就是開車追逐的槍戰戲。有個動作需要從地上蹲著再站起，邊走邊開槍。高原缺氧的環境下拍戲，到了第三四條時，演員蹲起后眼前一黑差點摔了，緩緩，再來。那天完成后，導演剪了個小片，兩分鐘左右，劇組同事都看哭了。“他沒什么臺詞，只憑肢體和眼神，就能告訴觀眾，他在做著一件艱難但矢志不渝的事。”

“楊紫是白菊的唯一人選。”李雪不吝于表達確信，“契合度、表演能力，綜合來看，她就是白菊。”劇本摳細節到了極致，導演要求演員臺詞一字不改，多個語氣詞都不行，楊紫每次都能做到。雪山騎行，極陡的坡度即便老騎手也會犯怵，楊紫騎摩托車沖了下來。雪夜里發射信號彈，白菊在冰面上爬行、嘶吼著呼救，演員每次聲嘶力竭拍一條，就得坐地上吸會兒氧。監視器前，導演看到了“一名演員用她的真誠、力量與控制，完成了角色”。

還有飾演冬智巴的才丁扎西，開機那天，小伙子獨自站在河邊。李雪過去拍拍他，卻發現年輕人在用石頭磨手指甲和肉的接縫處，“他說我離人物太遠了，我想自己盡量靠近他”……

“傻事”

在索南達杰的家鄉，主創團隊在英雄的故居看到了一棵樹。當年治多縣醫院的司機告訴李雪：“索南達杰書記種這棵樹時，縣里人都覺得他在干一件傻事。這地方怎么可能把樹種活呢？！可現在，它已是參天大樹了。”也許，30多年前的人們也不會想到，2009年之后，可可西里再沒有槍聲了。再往后，生態漸漸修復，藏羚羊數量回歸，可可西里建起了四個保護站……

劇組把索南達杰種下的樹“種”進了故事里張勤勤的院子，那是劇中瑪治縣唯一的樹。創作者眼里，它就是生命本身，不畏艱難、不改初衷，從凍土之下破空而出，生生不息。“有些事很難，但堅持還是有意義的。”就像在高原上帶著死磕的勁頭拍《生命樹》，李雪說：“再難，總難不過巡山隊吧。”

李雪在給演員說戲

如今“短平快”盛行，他不否認，起用自帶熱度的演員當然會給《生命樹》帶來一定的追劇忠誠度。但真情實感的演繹，永遠比數據、網絡言論更值得創作者去追求、去雕琢。“我不太想做‘數據人’，我要做個‘活人’。”他懂數據有參考價值，但也還有一部分人，比如我們的父輩，“他們既不會刷熱度，也很少到網上評分，可所有的口口相傳，我一樣看重，因為帶著真心的溫度”。

真心可貴、真誠可鑒。李雪記得導演彭輝的訴說。當年跟蹤記錄巡山隊，拍攝紀錄片《平衡》，彭輝親歷了扎巴多杰從可可西里走向北京，在北京大學、北京林業大學演講，再回到玉樹州上驟然去世的全過程。扎巴多杰去世兩三年后，彭輝見到了一名患有嚴重心臟病的巡山隊員。病床上，年輕人已十分虛弱，而見到彭輝，第一句話就是：“彭叔，我從沒后悔過跟著扎巴多杰書記巡山。”

他也記得在《生命樹》籌備階段，一天，制片人趙子煜收到了之前采訪過的歐陽榮宗寄來的快遞，里面是保存完好的扎巴多杰飛往北京的機票。“機票非常干凈，能感受到只被幾個人觸碰過、被小心保存起來很多年的質感。”跨越近30年時間，這張機票被交到《生命樹》的主創人員手里，李雪覺得大家都看到了——“曾經的環保先驅在當時也得到了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支持，那種愿意推動社會進步、敢于直面環境保護困境的社會思潮，值得我們去找回和追尋”。

劇集臨近大結局，劇組收到一封信。青海省分管生態保護工作的副省長劉濤在信的開頭寫：“提筆致信，恰逢三江源晨曦初靜。遠山覆雪凝素，草甸孕青待蘇。”更多IP地址青海的網友留言，致謝創作者傾心打磨作品，讓高原的赤誠故事被看見。

觀眾的反饋讓李雪相信，長劇的生命力不會消散，“短劇可能拍不了《生命樹》，這是不同的文藝類型所承載的各自的功能和使命”。他真摯希望：“《生命樹》是有生命力的，像正午陽光作品里的一頭雪豹或者野牦牛，帶著土地賦予的真實的力量，把歷史的述說一直延續下去。”

無人知曉的歲月，那些沉默卻從不彎折的生命為守護無人區交付了所有。現在，我們依然需要有作品像《生命樹》這樣，用勇氣與深情，在創作的“無人區”里下笨功夫、苦功夫、慢功夫，一步一步靠近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