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溫斯基回憶：選擇已婚年紀大的克林頓，帶有濃烈的報復色彩

1998年9月11日這一天，在很多美國人的記憶里并不普通。就在那天，一份厚達四百多頁的調查報告，被掛在了美國國會眾議院的網站上。短時間內，服務器被全球網民擠得喘不過氣來，打開網頁成了一種“耐心測試”。人們都想看個究竟：到底是什么內容，能讓一個國家的網絡幾乎癱瘓。

這份報告，正是后來被反復提起的《斯塔爾報告》，調查對象指向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里面的文字細致到近乎苛刻，許多讀者翻看之后，直呼“過界”。有人憤憤不平，說政府竟然花了440萬美元，寫出這樣一份讓人臉紅的文件，簡直是浪費納稅人的錢。

獨立檢察官肯尼思·斯塔爾的回應很冷硬。他強調，如果不把總統的行為說清楚，就無法證明此前總統在宣誓證言中存在虛假。換句話說，這些令人尷尬的段落，是為“揭露真相”服務的。這樣的辯解，并沒有減輕輿論的震蕩，反而讓人更加好奇背后的當事人。

被推到聚光燈中心的女人，叫莫尼卡·萊溫斯基。她的名字從那時起，不再只是一個普通美國年輕女性的名字，而成為一個時代丑聞的代稱。她也從白宮里的實習生，變成了被全球媒體圍追堵截的對象。

和很多政治丑聞類似，這件事表面上是風流韻事，背后卻牽動著個人成長、家庭裂痕與權力結構的多重影子。尤其有一點，往后在她的回憶與自述中反復被提及：她之所以一再選擇已婚且年紀大的男人，帶著很明顯的報復色彩，而這條線索，追根溯源，要從她童年的家庭說起。

一、富裕童年的裂痕：從貝弗利山到法庭

1973年，萊溫斯基出生在洛杉磯貝弗利山的一棟豪宅里。這個地名，在美國文化里意味很清楚：好萊塢、明星、富人區、名流社交。導演、演員、大亨、政界人物，全都在這里盤踞。對外人來說，那仿佛是追夢者的終點，對她來說，則是一段精致而昂貴的少女時光。

她的父親伯納德，是癌癥治療領域的醫生，收入不菲；母親瑪西亞，是寫作出書的作家。家里還有一個弟弟邁克爾。兄妹倆從小不愁吃穿，生活安排得細致而充足。光是每個月的網球課、理發、心理咨詢等各類費用，加在一起就是一筆巨款。按照她后來回憶的說法，這樣的花銷足以讓一個普通中產家庭直接“破產”。

除了日常開支，家里幾乎年年都有旅行安排，車庫里停著凱迪拉克和奔馳。那時候的她，幾乎可以被貼上“典型貝弗利山富家少女”的標簽。物質條件優越，環境體面，身邊環繞的，是一座城市的上層圈子。

然而，這種富足感非常短暫。進入中學后，她就明顯感覺到家里氣氛不對勁了。錢，開始緊張；爭吵，漸漸變多。到1987年，家庭債務公開暴露出來：他們已經拖欠了30多萬美元的稅款。這對一個表面體面、照樣開豪車住豪宅的家庭來說，是一道難堪的裂口。

緊接著，爭吵升級成彼此指責，再進一步，就是走上法庭。最終，婚姻以離婚收場。外界看到的是一個家庭分崩離析的結局，當事的孩子，則是在吵鬧和冷戰中長大。更讓萊溫斯基難以釋懷的，是父親在婚姻瀕臨瓦解時仍有婚外情，像是在她心頭重重補了一刀。

有意思的是，她對父母的失敗婚姻，并沒有簡單站隊。并不是一味同情母親，痛恨父親，而更多是一種冷眼旁觀。成長到一定歲數，她才慢慢意識到：這對夫妻，從對“如何生活”的基本看法起，就根本合不來。

父親強調靠自己，強調專業、努力、自立；母親則更習慣于依附名人，依靠關系、社交和圈子。兩種觀念在一個家庭里長期對撞，孩子能感受到的，不只是資源優越，還有價值觀混亂。

小時候，她時不時跑向父親，渴望擁抱和肯定。摔倒時，眼睛里含著淚，希望那雙手伸過來。然而父親的反應，是一句：“莫尼卡，你要自己爬起來。”等她真的一瘸一拐站起來，也沒換來一句夸獎，在父親看來，這本就是小孩該做到的事，不值得特別獎勵。

這樣的經歷，在她心里留下了微妙的印記。成年之后，她承認，自己更容易被年紀較大的男性吸引，潛意識里，有一種想要彌補童年缺失父愛的位置。心理學上常說的“戀父情結”，在她身上，并不只是概念，而是具體的行為傾向。

母親那一頭，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路徑。她同樣不會急著扶起摔倒的女兒，但說的話卻很不一樣：“莫尼卡，抓住我的褲子。”這并非直接把孩子抱起，而是給了一個借力的方式。在那一瞬間，小女孩會覺得，自己有依靠、有支點，通過抓住那條褲子，她輕松站起來，會心里一喜。

父親是冷硬的自立教育，母親則是依靠關系、善用外力。一個孩子在這樣的兩極之間長大，很難不產生撕裂感。一邊仰慕父親的專業能力，一邊怨恨他造成家庭破碎；一邊享受母親帶來的社交資源，一邊又看不太清自己到底該成為什么樣的人。

二、“戀父情結”與報復心理：選擇已婚男人的隱秘動機

瑪西亞的社交生活，是這個家庭的另一個重要背景。她習慣穿梭于各種聚會，極力和名流打成一片。晚間回家時，無論是否有人認真聽，她都要興致勃勃講述在某個酒會上遇到誰、聽到什么、看見哪位名人的舉止。這些細節，對還在成長的孩子來說，既新鮮，又有點夸張。

多年以后，萊溫斯基才理解母親的這種“熱衷”。瑪西亞出身并不體面，她是外祖母在婚姻外生下的私生女。自小沒見過生父，身份模糊，常常感到自卑。正因為這種底色，她更加渴望靠自己努力進入上層社交圈，通過結識藝術家、企業家、政客，來證明自身價值，改變標簽。

在她的自述里，母親身邊的人被歸成幾類：藝術家、畫家、企業家、政界人士等等。正是這層人脈，為她后來人生的一次重要轉折埋下伏筆。1995年，22歲的萊溫斯基獲得機會，成為200名白宮實習生之一，到美國政治神經中樞實習六周，雖然沒有薪水，卻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臺階。為她牽線搭橋的，正是母親結識的一位企業家沃特·凱。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她對父親的復雜情緒。父親曾是她心目中的榜樣，職業體面，能力不俗；但父親的婚外情，又親手摧毀了這個家庭的完整。童年時，她屢屢被卷入父母因“外遇問題”爆發的爭吵之中，長期承受心理壓力。

她后來回憶，那些爭吵的畫面，哪怕刻意壓下去，依然像夢魘一樣，多年反復浮現。對一個還在成長中的女孩而言，這不僅是一段不愉快的家庭記憶，更是在潛意識里塑造了她對婚姻、對男女關系、對“家庭破裂”的認知。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她在感情選擇上逐漸呈現出某種趨向——刻意與已婚且年紀更大的男人交往。她并沒有否認這一點，反而坦白說，這背后帶著強烈的報復意味。她希望更多的家庭，更多看似穩固的婚姻，也嘗嘗婚外情帶來的苦果，好像只有這樣，才能沖淡當年自己作為受害者的憤怒和無力。

試想一下，一個曾被父親婚外情傷害的女兒，后來卻頻頻介入別人的婚姻，這里面的心理扭曲和自我矛盾，不難理解。既恨這種行為，又模仿這種行為，其實是一種變形了的控訴方式。

不難看出，在她進入白宮之前，很多選擇就已經在內心深處定了調：偏向年長男性，偏向已婚對象，偏向擁有權力或地位的人。這些特點疊加在一起，遇到克林頓，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1995年，她來到白宮實習。要說一開始，她對克林頓的印象并不算特別。此前在電視里見過這個中年男人，只覺得是“老男人”，談不上迷戀。可是，當她第一次在白宮內真正近距離見到本人時，感受突然改變了。

她形容那一刻自己“驚呆了”。在她的描述里，克林頓身上似乎有種特別的“磁場”，甚至帶著某種性感的吸引力。這種感覺，遠比屏幕上看到的形象更加鮮活強烈。不得不說，在許多女實習生的眼里，這位總統不僅是一國領袖，也是人格魅力很強的男性。

她開始期待每天能在走廊上遇見他，盼望哪怕是短短的對視、一個點頭。與此同時，一些白宮工作人員也注意到，這位總統似乎很享受年輕女性的崇拜。有工作人員回憶，那些女性看到克林頓，就像蜜蜂看到蜜一樣主動靠近，而他也并不拒絕，被仰視、被追捧，反而是他習慣的狀態。

對萊溫斯基來說，這個人不僅符合“年紀大、已婚”的特點，而且身居權力巔峰，與她童年中“強勢父親”的形象也有某種重疊。內心深層的沖動與現實情境疊加在一起，事情的走向就不再只是偶然。

三、橢圓形辦公室的秘密與藍裙子的證據

在白宮這棟建筑里，最具象征意義的地方之一，就是總統辦公的橢圓形辦公室。這個房間本該是嚴肅處理國家事務的場所，但在那個特定時期，它同時扮演了另一種角色。

當時，美國政府財政吃緊，白宮部分工作人員的出勤受到影響。有一陣子，固定員工減少，留下來堅持工作、打雜、跑腿的，更多是沒有工資的實習生。這種“人少”的狀態，無意中給了某些私下接觸更多機會。

在這樣的環境里，萊溫斯基和克林頓的關系，逐漸越過了普通上下級的界線。橢圓形辦公室，在外界印象中是一間莊重嚴謹的辦公室，在他們之間，卻多了一層見不得光的隱秘意義。后來，《斯塔爾報告》中對一些細節進行了冷冰冰的紀錄，時間鏈條、地點、行為，都被拆解得清清楚楚。

在萊溫斯基的回憶中，那時期克林頓與妻子希拉里的關系已經十分冷淡。她說，克林頓曾私下把妻子比作“一條冰冷的魚”，還聲稱自己不是兩人中唯一尋求婚外情的一方。類似的話語，如果從情人角度看，往往帶有安撫和拉近關系的味道。客觀來看，則很難判定真實性，只能說是他們私下談話中的一面之詞。

有意思的是，在最初的相處中，萊溫斯基并沒有充分意識到，這段關系一旦曝光會帶來多么嚴重的后果。她甚至帶著某種少女式的心態，對細節留念。比如那條后來名聲在外的藍色裙子，就是在一次私會時她身上所穿。回家后，發現裙子上有異樣痕跡，她并沒有立刻清洗，而是下意識地保存起來。

從心理層面看，這種行為多少帶有“紀念”的意味。她把這視作和總統之間秘密關系的一個實物見證。遺憾的是，這件衣物在之后風云變幻的政治旋渦中，徹底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檢方手中的關鍵物證。

在接下來的調查中，技術人員從那條裙子上提取到了DNA信息，證實其與總統本人有關。這條本被她藏起來的小物件，轉而成為證明克林頓證詞不實的重要證據。也正因為這一點，藍裙子在美國社會被反復提及，甚至發展成一種帶有情色、諷刺意味的俗語。

在事件最初曝光時，克林頓的態度是堅決否認。他在公眾場合強調，與“那個女人”沒有不正當關系。隨著調查深入，證據逐步擺到臺面上，這種否認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直到后來，他的說法仍不斷調整，稱自己沒有主動，只是被動“接受了性服務”，試圖壓低責任的嚴重程度。

然而，法律程序并不會完全被辯詞牽著走。《斯塔爾報告》的公開，使大量隱秘細節暴露在公眾視野中。對于普通人來說，這些內容幾乎等于將原本屬于臥室的事，搬到廣場上。政治人物的私德問題，被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從政治制度層面看，這場風波一度發展到彈劾程序。盡管證據確鑿，克林頓最終仍僥幸躲過了真正被罷免的結局。原因很多，既有黨派斗爭考量，也有輿論分裂的表現。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希拉里的角色非常微妙。

她公開站在丈夫一邊，表示原諒。這種姿態，一方面保住了家庭表面的完整，另一方面也使她在不少選民尤其是女性群體中，獲得了一種“遭受背叛但堅韌不倒”的形象。這種形象，在她后來進入政壇、競逐高位時，起到了某種加分作用。

從19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美國政治舞臺的變遷中，希拉里的身影越來越醒目。2009年，她出任國務卿；2016年，她又以總統候選人的身份，與特朗普對決。可以說，她成功把一段私人婚姻危機，轉化為政治資本的一部分。而在這個轉換過程中，另一個當事人卻付出了截然不同的代價。

萊溫斯基在風暴之后，很快發現自己成了全世界的笑柄。丑聞把她推上了輿論的刑場，各種嘲諷、污名、惡搞充斥媒體與網絡。她想找到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卻處處碰壁。有的崗位剛剛談妥，雇主回過味來，意識到她就是那位“丑聞主角”，立刻選擇抽身。

她曾形容自己是“替罪羊”。在很多處理方案中，為了維護總統權位、維持政治平衡，壓力被引導到她身上。人們可以忘掉其他參與者的責任，卻很難放過那個身處弱勢的年輕女人。她的名字與那條藍裙子捆綁在一起，被簡化成一個象征，一個段子，而不是一個有完整人生的個體。

在這種持續不斷的外界注視下，她不得不遠離美國部分輿論前沿，輾轉不同城市生活。名譽受損是一層打擊，長期的網絡暴力和社會排斥，則是另一層折磨。她多次求助心理咨詢，努力從陰影中往外爬，卻始終覺得腳下的土地不穩。

四、自傳、遠行與遲來的轉機

面對這樣的人生局面，她并沒有一直選擇沉默。隨著時間推移，關于那段丑聞的各種版本在社會上流傳：有媒體的“深度報道”，有評論家的長篇分析，也有坊間的戲謔與夸張演繹。站在她的角度看，與其任由別人講述自己的故事，不如親自寫下來。

于是，自傳的念頭漸漸成型。萊溫斯基的好友曾說，這本書對她來說，是一種“復仇”。確實，從內容上看，她不僅回顧了同克林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成長經歷、家庭背景、心理軌跡都攤開在讀者面前，試圖讓外界理解：那一連串選擇并非單純的輕浮，而與長期累積的內在傷痕有關。

她在書中詳細描繪童年時代的豪宅生活與后來的破碎，父母的爭吵與離婚，父親的婚外情對她內心造成的沖擊，以及母親如何通過社交擠入上層圈子。這些描寫，并不是為了博同情，而是在梳理一條邏輯鏈——從家庭裂痕，到戀父情結，再到偏好已婚年長男性，這中間并非沒有因果。

在與心理咨詢師的長期交流里，她曾反復談起努力“埋葬”某些記憶，卻發現這些畫面總在一二十年的時間里反復出現。對父親的怨恨，對母親的復雜心情，對自己的矛盾態度，都在自傳中有所體現。不得不說，這種自剖需要相當勇氣。

從另一個角度看，自傳對她本人的意義，也不局限于“寫給別人看”。更像是她尋找和解的一種方式。一方面，是對外界的解釋，另一方面，也是對自己過去的整理。對一些讀者而言，這是丑聞內幕；對她而言，這是生命中無法回避的一段記憶。

在感情生活上，她并沒有一直停留在那段關系的陰影里。經歷了差不多十年的單身階段，到2007年，她與一位出身富豪家庭、在西方留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印度男性結婚，結束了長期的孤身狀態。這段婚姻并沒有像她與克林頓的關系那樣引起大范圍報道，但對她個人而言，卻意味著生活重心的變化。

2009年，她向美國聯邦調查局提出申請，取回了那條象征性極強的藍裙子。這一步動作，帶著很明確的象征意味。那條曾被當作證據、被媒體反復提及的衣物，從國家機構回到她手里，也算是一種對過去的收尾。此時距離丑聞爆發，已經過去十多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她逐漸從躲避轉向公開發聲。2014年，萊溫斯基開始高調現身，在公開演講中提到自己的經歷，不再刻意繞開那段歷史。她承認當年的輕率與錯誤，對其中的道德問題不再辯解，卻希望通過分享，提醒人們關注網絡暴力、輿論獵巫對個體造成的傷害。

不過，從她的語氣里，仍能感受到一種難以完全消散的遺憾。畢竟，無論后來的生活如何安穩，年輕時那場全球矚目的丑聞，已經在她的人生履歷上留下了難以抹去的痕跡。她努力從中走出，努力建立新的生活，但社會的記憶并不會完全同步更新。

回到那句引發不少討論的話——“故意選擇已婚年紀大的男人，帶有濃烈的報復色彩。”這句話聽上去刺耳，卻頗具現實感。它不是對他人的炫耀，更像是對自己心理狀態的一次冷靜拆解。一名在父親婚外情陰影下長大的女兒，最終站到了同樣的位置上，既是道德上的糾纏，也是原生家庭問題在成人世界中的投射。

從1990年代的丑聞風暴，到新世紀之后的漸漸淡出，再到多年后重新發聲，這個名字在公眾視野中的形象，一直在發生變化。在許多人的記憶里，她曾經只是“那個丑聞中的女人”，但若沿著時間線細細梳理，會發現其背后牽扯出的，是家庭、性別、權力、輿論多重交織的復雜現實。對當事人而言，這些年走過的路，每一步都不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