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是誰？黃克誠是政委，張宗遜是繼任者

1934年秋天，中央蘇區的天空并不安寧。贛南的山嶺間，陣地工事還在，壕溝還在，人卻越來越少。第五次反“圍剿”進入尾聲，紅軍陣地被一塊一塊壓縮，戰壕里傳出的議論里，有人低聲說：“再守下去，怕是守不住了。”那一年，很多紅軍指戰員其實已經隱約意識到，一場更大的轉折正在逼近。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紅軍不得不離開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選擇戰略轉移。長征由此開始。后來人回望這段歷史，往往會記住兩萬五千里、記住雪山草地、記住遵義會議，卻容易忽略一個細節：紅軍在長征途中犧牲的第一個高級將領是誰，他又是怎樣倒在出發不久的路口上的。

答案指向同一個名字：紅四師師長洪超。他的政委，是日后位列開國大將第三位的黃克誠，而在他犧牲之后，接過師長位置繼續帶隊突圍的，則是后來赫赫有名的張宗遜。這三個人的命運，在1934年10月的一場意外交火中緊緊扭在一起。

一、從苦孩子到紅軍師長

要看懂洪超的選擇，得先從他早年的日子說起。洪超出生于湖北黃梅新水鄉，家境困窘，父親在他6歲時去世，9歲那年母親改嫁。他在鄉間長大，比同齡孩子更早嘗到“無依無靠”的滋味。那時的湖北、江西一帶，兵荒馬亂，窮苦人家的路，通常只有兩條：要么一輩子在土地上掙扎，要么卷入洶涌的時代洪流之中。

洪超走向了后者。大革命時期，他進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教導隊，師長是頗有聲望的葉挺。這支教導隊并不簡單，聚集了一批早期的革命骨干。對洪超來說，這是第一次系統接觸軍事知識，也是第一次接觸新的政治思想。教導隊的訓練嚴苛，課余卻時常討論時局，不少年青軍官在這里堅定了走革命道路的決心。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局勢驟然逆轉。葉挺率部參加南昌起義，洪超就在隊伍之中。起義失敗后，部隊南下，再戰廣州。廣州起義同樣沒有成功，起義軍傷亡慘重，很多人從此消失在歷史的名單里。洪超沒有倒下，他后來又投入湘南起義的隊伍。一連串戰斗下來，他的資歷在年輕干部中顯得格外“硬”。

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湘南起義，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換來的是更堅定的選擇。在朱德、陳毅所帶領的部隊上井岡山后，洪超也隨著部隊轉入井岡山地區，成為紅四軍中的一員，并一度擔任朱德身邊的警衛員。這個角色看似不起眼，其實非常關鍵。能夠貼身擔任警衛，既要可靠，又要機敏，也從側面說明了朱德對他的信任。

1928年底，紅四軍因敵情變化離開井岡山，轉入機動作戰。井岡山的留守任務，落在彭德懷、滕代遠指揮的紅五軍身上。為了加強防務，紅四軍抽調了一批骨干支援紅五軍，洪超就在調動名單之中。從此，他與彭德懷所率領的部隊結緣，成為紅五軍、紅三軍團中的一名重要指揮員。

不久之后，部隊一路作戰，從大冶兵暴到攻占長沙，洪超幾乎打遍了紅五軍及后來紅三軍團的所有硬仗。隨著戰績增長，他的職位也一再提升，從基層干部一路干到紅軍師長。對于當時的紅軍來說，能當上師長，既看資歷，更看戰場上的真本事。

戰爭并不仁慈。1932年6月，在指揮草臺崗戰斗時，洪超身負重傷。戰斗結束后，軍醫竭力搶救，保住了他的性命，卻保不住他的左臂。為了防止感染，只能截肢。他從此成了一位獨臂將領。

很多人對“獨臂將軍”的印象，多半停留在賀龍麾下的兩位名將，其實在紅一方面軍、尤其在紅三軍團里，也有這樣一位失去左臂的師長——洪超。斷臂并沒有讓他退下來，反而讓戰士們對他多了幾分敬重。

1933年6月，紅一方面軍調整建制，軍一級編制被撤銷，部隊以軍團和師為骨干力量重新整編。在這次調整中，洪超被任命為紅三軍團第六師師長。一個失去左臂的年輕軍官，指揮一個整師的部隊，放在當時，的確算是一件頗為“特別”的事情。

二、紅四師崛起與“紅星獎章”

1934年初，局勢進一步惡化。國民黨統治區的封鎖日漸收緊，對中央蘇區的圍攻愈發猛烈。就在這一年1月，洪超又一次接到調令，改任紅四師師長。他面對的，是更艱難的第五次反“圍剿”。

在這場拉鋸多年的防御戰里，高虎腦戰斗非常關鍵。高虎腦地形復雜，是進出蘇區的一處要沖。敵人兵力眾多，火力強，妄圖在這里釘住紅軍的機動兵團。洪超率紅四師投入戰斗，運用機動穿插和近距離突擊，多次與敵人短兵相接。經過連續幾晝夜的戰斗，紅四師殲敵三千余人，為紅軍守住陣地贏得了寶貴時間。

這場勝利，讓洪超獲得了二等“紅星獎章”。有意思的是，這種獎章在當時并不是輕易就能拿到的。獲得一等“紅星獎章”的，多是紅軍最核心的高級將領，后來絕大多數都成為開國元帥；二等“紅星獎章”的獲得者，也幾乎都在建國后位居上將，如陳毅、張云逸、羅瑞卿、蕭克、滕代遠、彭雪楓等人，個個在軍事上有一手硬功夫。

洪超列在二等“紅星獎章”的名單中，既說明他的戰功已得到高層認可，也從側面反映出他在紅一方面軍中的地位。如果不是命運在長征初期突然轉向，從后來的結果來推算，他的軍事資歷和年紀，很難說不具備成為開國將領的資格。

值得一提的是，紅四師并非只有洪超一個出眾人物。當時擔任紅四師政委的，就是后來排名第三位的開國大將黃克誠。這位出身于湖南永興的政工干部，在長征前后始終和紅四師緊密相連。戰場上，他負責政治動員、部隊整頓和思想工作，與洪超一文一武、相互配合。

紅四師的將士中，還走出了不少后來名震全軍的指揮員。上將楊勇、上將張愛萍，都曾是這個師里的指戰員。換句話說，長征前的紅四師，是一支極有戰斗力、也極有發展潛力的部隊。

軍委作戰部門的參謀張震后來回憶洪超，說了一句很樸素的話：“洪超同志是我們三軍團最年輕的師長……我們一共見過三次面，他英勇果敢、待人和藹。”短短幾句話，卻把這個年輕師長的氣質勾勒得很清楚——打起仗來干脆利落，平時對人又不擺架子。

正因為如此，當中央決定實施戰略轉移時，讓這樣一位久經戰火的師長扛起先頭任務，似乎順理成章。誰也沒有想到，他會這么早地倒在長征路上，成為長征途中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

三、長征起點與“百石之戰”的意外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從中央蘇區縱深地帶向西轉移。按計劃，這次北上的大行動，要先穿越敵軍布下的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動用了各路軍隊，從江西、廣東、湖南、福建等方向組成合圍圈，企圖在紅軍剛剛離開大本營時就一舉圍殲。

紅三軍團承擔突破第一道封鎖線的任務。這道封鎖線大致位于安遠、信豐、贛縣、南康一線，主要由陳濟棠控制下的粵軍駐守。陳濟棠在當時的國民黨內部，自成一系，與蔣介石之間既合作又防范，并不完全聽命南京。也正因如此，中央在籌劃長征時，并不想在這道防線前正面硬碰。

中央早在長征前夕，就派何長工、潘漢年等人，以秘密方式與陳濟棠方面接觸，爭取“借道”通過。雙方經過幾輪交涉，達成了一個頗為微妙的“五項協議”。大致意思是，只要紅軍不主動攻擊粵軍陣地、不威脅廣東腹地，粵軍就不積極阻擊紅軍北上。說白了，就是眼不見為凈，誰也不去做那條替別人流血的“槍”。

不過，這樣的協議有一個天然的難題：保密。處理不慎，就可能引發各方的猜疑。于是，陳濟棠方面僅在高層內部有所交代，對中下級軍官并沒有明說，只下了一個模棱兩可的命令：“敵不向我襲擊不準出擊，敵不向我射擊不準開槍！”意思是，盡量別惹事，別先開火。

紅軍這邊，同樣出于保密需要，沒有把協議具體內容下達到連排一級，甚至在團一級里也只籠統講了“盡量避免無謂沖突”，具體操作留給一線指揮官靈活處理。這樣一來，紙面上的相互默契，很容易在前線被誤解。

紅三軍團中，彭德懷作為軍團領導，負責整體突破任務。為了打開缺口，他選定由洪超率領紅四師擔任先頭部隊。簡單說，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走在隊伍最前面，為后續主力尋找突破口。

帶頭沖鋒，這在紅軍內部從來不是輕松差事，卻是一種榮譽。紅四師將士知道這是一條險路，但沒人退縮。按照紅四師的部署，第十團作為師前衛，先期向信豐方向推進，其后第十一、十二團隸屬師部統一指揮，負責掩護和跟進。

當時的情況，如果雙方基層部隊都提前知道有這么一份“借道協議”，再加上一點耐心和溝通，這一段路原本是可以安穩通過的。遺憾的是，事實發展完全走向了另一條軌道。

紅四師第十團最先接近信豐百石村方向。百石地勢起伏，村莊周圍有零散的警戒哨位。前出偵察的小分隊在接近百石附近時，與粵軍前哨發生了接觸。雙方都不知道上層達成過什么默契，只看到對面是一支來歷不明的武裝。一邊是執行封鎖命令的防守部隊，一邊是肩負突圍任務的紅軍先頭團，誤判幾乎難以避免。

在前線指揮員的視野里，態勢變化是瞬間發生的。有的地方先聽到了槍響，有的地方則是看到對方隊形快速展開。很快，零星火力變成了交火。信息在戰斗噪聲中變得支離破碎，再想“停手”，已經不現實。

這個時候，洪超在后方得知前衛部隊遇敵，迅速作出判斷。他親自率領第十團向百石方向推進，準備穩定局面，同時命令黃克誠率第十一、第十二團從側翼展開，防止敵軍增援介入，確保主力縱隊不被牽制。

戰斗在百石一線打響后，雙方都陷入被動。粵軍前線軍官只知道“有敵來犯”，紅軍師部只看到“敵在攔路”。原本寫在紙上的那幾條“互不主動攻擊”的約定，誰也想不起來了。戰斗打到白熱化階段，火力愈發密集，局勢變得更加復雜。

有戰士回憶，當天陣地上的命令非常簡潔，就是一句：“快打過去，不能拖住大隊人馬！”洪超作為師長，不得不在激戰中不斷前移指揮位置。他習慣親臨前線觀察敵情，這種習慣在此前多少次戰斗里幫助他贏得勝利，這一次卻讓他暴露在更大的危險之中。

就在百石附近的一處陣地上，他遭到敵火擊中。現場環境混亂，具體中彈位置在早期回憶里說法略有差別，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負傷后未能及時搶救成功，很快犧牲。在這一點上，史料雖然簡略，卻有一個共同點——他的犧牲與前線指揮密不可分，而這一仗，本來不該打得這么激烈。

洪超犧牲時，還不到四十歲，是三軍團里最年輕的師長之一。也正因為他的職位較高、戰功顯著，他被視作長征途中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這一“第一”，沒有任何人愿意看到，卻由他承擔了。

四、張宗遜接任與遺憾的延續

洪超犧牲的消息在紅四師內部傳開時，不少干部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有人還在反復確認：“真的是師長？是不是傳錯了？”從第五次反“圍剿”的殘酷戰斗，到長征出發前夜，紅軍已經習慣了傷亡，卻仍然難以接受這樣一位年輕的師長突然倒下。

戰斗還在繼續，隊伍不能停。很快，軍團和師部作出調整，讓張宗遜接任紅四師師長，繼續指揮部隊突圍。張宗遜當時已經是紅軍中有名的能征善戰的指揮員，很快接過指揮權，帶領紅四師繼續在這一帶穿插機動，掩護中央紅軍主力通過粵軍防線。

在張宗遜的指揮下，紅四師最終完成任務，紅三軍團也順利打開了缺口。中央紅軍先后通過安遠、信豐一線，成功從陳濟棠控制的防區脫身，跳出敵人的第一道封鎖圈。如果從純軍事結果看，這一階段的作戰目標達成了：主力轉移成功，長征得以繼續向前推進。

問題在于，代價明顯超出了原本的預期。洪超之死，就是這個代價中最醒目的那一筆。由于上下信息不對稱，本應避免的“誤戰”最終演變成一場有實打實傷亡的硬仗。對紅軍這樣一支本就兵力有限、裝備不足的隊伍來說，每一個高級指揮員的損失，影響都不止在一時一地。

從后來的記載看，彭德懷對這件事一直心懷遺憾。一方面，他清楚紅四師在百石一線的表現沒有問題，洪超在戰術層面沒有失職；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如果秘密協議能夠更充分地向前線傳達，如果雙方能夠在前沿陣地多一點溝通，結果有可能完全不同。洪超原本不必死在這里。

這種遺憾并非空泛感慨，而是一種很現實的“算賬”。中央紅軍長征前夕，主力部隊不過八萬余人，能夠擔任師長、軍團干部的，多是經歷多次戰火考驗的骨干。長征結束到達陜北時，中央紅軍只剩一萬多人，損失之大，在世界軍事史上都極為罕見。在這樣的背景下，每一個高級指揮員的折損，都直接影響后續戰役的指揮能力。

有人曾經這樣議論洪超的前途：以他在紅一方面軍的資歷、年齡和功勛來看，如果能夠順利度過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在新中國成立后最少也是上將軍銜，很可能進入大將之列。這樣的判斷并非過度拔高，而是根據與他同時期、同級別指揮員的后續發展路徑推算而來。從陳毅、蕭克，到滕代遠、彭雪楓，可以看出那一代紅軍師長在后來基本都成長為軍政方面的核心力量。

洪超的名字最終停留在1934年的百石，而黃克誠和張宗遜則繼續在后來的歲月里扛起各自的責任。黃克誠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長期擔任重要軍事職務，新中國成立后成為大將；張宗遜在西北戰場和后來的國防建設領域，同樣發揮了巨大作用。紅四師這個序列，因三個人的交替，串聯起一段頗為意味深長的歷史線索。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線拉長一些，從1920年代末葉挺教導隊的課堂，到1930年代初紅三軍團的連天炮火，再到長征路上的百石村，洪超的人生與中國革命前期幾乎所有關鍵節點都發生過交集。他參與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湘南起義，上井岡山，在紅軍主力中一路升遷，又在長征剛剛展開時倒在最前列。這種“貫穿式”的經歷，使他在早期紅軍將領中有著很特殊的一席之地。

歷史記住他的方式，并不張揚。檔案中的幾行文字，老戰友的一段回憶，再加上一枚二等“紅星獎章”的記錄，拼起來才勉強構成他的輪廓。相比那些后來在更大舞臺上長期活躍的元帥、大將，他的故事顯得短促，卻并不模糊。

長征，被一代人視作生死大遷徙，也是一場對指揮系統和組織能力的嚴酷考驗。洪超的犧牲，發生在長征初期，對當時的紅四師乃至紅三軍團都是一次沉重打擊。與此同時，這起事件也折射出當時復雜的軍政環境：友敵關系曖昧，秘密協議難以周全，前線指揮員只能在有限信息下做出瞬間判斷。

如果只從戰果看，突破陳濟棠防區算是成功；如果把命運這個維度加進去，那么百石之戰留下的，不只是幾個數字，而是一連串被迫中斷的人生。洪超作為長征時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一段歷史復雜性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