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關張違背誓言，三國史料中的三伙結義兄弟，最后為何割袍斷義？

建安十六年三月，關中仍是風聲鶴唳。年輕的驃騎將軍馬超，在軍中忽然拋出一句驚人之語：“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對象不是別人，而是與其父馬騰曾經結為異姓兄弟的韓遂。

這句話在史書中只有寥寥數十字，卻很扎眼。親生父親還在長安為人質，兒子已經公開表態認別人成爹。亂世人心，可見一斑。若只看小說中的“生死與共”“誓同生死”，很多人會以為古人結義，便真能把親情放在一邊，把兄弟抬到最高。但翻開史書，畫風卻大不一樣。

有意思的是，后世最家喻戶曉的一對“結義兄弟”，反而不是史書中最典型的。劉備、關羽、張飛在正史里，并沒有“桃園結義”的儀式記錄，只留下兩種說法：一是“寢則同床，恩若兄弟”，一是“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稱謂再親近，本質仍繞不開“君臣”二字。

小說里那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聽起來慷慨激烈，放在故事里也確實動人。問題在于，等到關羽敗走麥城，劉備稱帝白帝城，張飛夜半遇刺，誓言并沒有像戲臺上那樣生效。歷史的冷硬，與戲曲的熱鬧，擺在一起，反差格外明顯。

漢末三國之際，“拜把子”“結義兄弟”并非虛無縹緲。只是與舞臺形象相比，史書里的結義故事，更像一面照妖鏡。仔細捋一捋，可以發現三伙頗有代表性的“異姓兄弟”：有的選擇遠離，有的兵戎相見，還有的干脆把“義”當成籌碼，一點點消耗干凈。

追問一句：為什么明明要發誓同生共死，到頭來卻紛紛割袍斷義？答案往往不在誓詞里，而在背后那點實打實的利害得失。

一、公孫瓚的“兄弟班底”

在這三伙人里，最早冒頭的是白馬將軍公孫瓚。時間往前推到中平、初平年間，北方邊郡局勢吃緊，幽州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公孫瓚號稱劉備的“同門舊友”，出身儒生，卻在馬上立下不少戰功，一度威震塞外。

照理說，這樣的人若要結交兄弟，多半會去找驍勇之士，或同道儒生。然而王粲在《漢末英雄記》中留下的記錄，卻有些出乎意料。公孫瓚最看重、最驕縱的一批親信，多是“庸兒”出身：算卦的劉緯臺，販綢緞的李移子，大商人樂何當等等。

這些人并非一線戰將，卻被他視作“金蘭之契”。公孫瓚自稱老大，號“伯”，其余三人依次稱“仲、叔、季”。為了鞏固關系，他還娶其中人的女兒為兒媳，自比古代的曲周、灌嬰，用的是很講排場的典故，口氣不小。

從記載看得出來，他是真把這幾位當成“自己人”。財富、婚姻、人情，攪在一起，似乎結成了鐵板一塊的利益共同體。不得不說，在那個軍閥遍地的時代，把算命先生和商人拉進“核心圈”，本身就很特別。

然而邊地戰火一燒起來，問題就暴露了。公孫瓚在與袁紹的拉鋸中節節敗退，最后困死易京城中，一把火燒成焦炭。那些曾被他視為“仲叔季”的兄弟，卻并沒有出現在城頭。史書沒有任何他們同生共死的記載，留下的，是一片沉默。

這些人不會不會戰，這倒在其次。更關鍵的是，一旦大勢已去，他們選擇的是抽身離去，而不是死守城池。誓言在順風的時候可以說得很好聽，真到了要拿命兌現的那一刻，誰愿意陪著“伯兄”一起化成灰，答案其實并不難想。

從公孫瓚身上，可以看到結義的一層面目：有時它不是道義的象征，而只是一個把各種關系捏在一起的紐帶。一旦那根繩子繃不住了，“兄弟”兩個字也就變得輕飄飄。

二、劉備與牽招：道不同，各走一邊

另一邊，冀州以南，黃巾之亂余波未平，劉備還只是個在河朔四處奔走的小人物。正是在這個階段，他與后來歸曹的名將牽招，結下了一段頗受后人關注的交情。

雁門太守牽招本是邊將出身，鎮守北方多年，戰功顯赫。他的事跡刻在《牽招碑》上，其中提到，他與劉備少年時同在河朔，英雄相惜，曾約為“刎頸之交”。用今天的話說，兩人當年屬于那種“要死一起死”的交情。

問題在于，世道很快就把他們推上了不同的路。劉備輾轉辟地，后來入蜀稱漢中王，再進位為帝。牽招則“委質于太祖”，歸附曹操，在曹魏政權內部擔任重臣。一個在蜀，一個在魏，表面看起來立場已經完全對立。

碑文中還有一句，頗為值得玩味：因為這段交情太為人所知，牽招在曹營里行事，反而處處自我克制，“每自酌損”。換句話說，他明白，一旦對劉備表現出半點“偏袒”，馬上就會被人抓住把柄。于是他干脆與劉備保持距離，寧愿在夾縫里小心周旋。

等到劉備入川，稱帝成都，牽招并沒有像戲文里那樣“棄暗投明”，翻山越嶺投奔“皇帝兄弟”。他留在魏地，盡心于本職。兩人昔日的誓言，沒有因此作廢，也沒有被高調踐行，只是悄悄地淡了下去。

從某個角度看，這并非單純的“背義”。劉備既然已經是蜀漢之主，牽招若真冒死投奔，反而會給對方添麻煩。蜀魏夾持之勢已成，一個身在敵營的舊交，想要維持體面，只能用沉默來表達。兩人之間，既沒有刀兵相向的大場面，也沒有桃園再會的戲劇性，只有冷靜的取舍。

這里不難看出，所謂“刎頸之交”，到真正要用刀劍來證明時，反倒變成了另一種負擔。道不同，各走一邊，或許才是他們能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三、趙云與趙范：親戚不必再“結義”

若將視線轉向荊州一帶，又能看到另一種頗耐人尋味的“兄弟關系”。趙云與趙范的故事，在小說中被寫成熱鬧的聯姻與結拜；而在裴松之引《云別傳》的記載里，卻是另一番面貌。

趙范原本是劉備入蜀前在江南的地頭蛇之一，后來歸附。趙范有寡嫂樊氏，姿色出眾，他想把樊氏嫁給趙云，用婚姻鞏固關系。按理說，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美人當前，又能與地方士族結親。

當時有人勸趙云收下這門親事，說話也挺直白：“只是一個寡婦而已，有何不可？”趙云的回答，卻顯得格外冷靜：“趙范迫于形勢才歸降，內心如何難以揣度。天下女子，并不止這一位。”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他看重的并不是美色，而是人品與局勢。趙范究竟安不安心于蜀漢，趙云心里顯然沒底。與其先把親事接下，將來被對方牽著走，不如保持一些距離。畢竟兩人同姓，本就是宗族關系，不結拜反而更穩妥。

史書進一步佐證了趙云的判斷。趙范果然后來逃走，另投他人。趙云卻沒有受到半點牽連，“無纖介之累”。這一段，只用寥寥數字，便把他謹慎的一面勾勒出來。

這則故事不算轟轟烈烈，卻很有象征意味。結義也好，聯姻也好，若建立在不穩固的人和局勢之上，最終只會變成負擔。趙云拒婚，其實就是拒絕把自己綁在一艘搖搖欲墜的小船上。與其日后鬧到反目，還不如一開始就保持清醒。

趙范逃走之后，那位有“國色”的樊氏最終歸誰為妻，史書再無下文。這一點倒頗有幾分蒼涼，亂世里的女子命運，多半如此模糊。相比之下，趙云那句“天下女不少”，倒像是一種冷靜的自保態度：人情可以有，頭腦不能丟。

四、馬騰韓遂：從義兄弟到血海深仇

把時間撥回到更早一些的光和、建安之際，涼州一帶烽煙不絕。馬騰與韓遂，本是當地割據勢力中的兩根頂梁柱。兩人曾在三輔地區并肩對抗內亂，結為異姓兄弟，《典略》說得很明白：“始甚相親。”

這一句“甚相親”，不難想象當初的場景：同在邊地，背靠西涼胡漢人馬，共同對付朝廷軍隊與地方豪強。在那樣的局勢下，“拜兄弟”不僅是交情，更是公開的政治宣示——從此同進退，共存亡。

遺憾的是，利益面前，這種宣示極難長久。隨著地盤擴大、兵力增長，誰聽誰的，誰在上誰在下，就會變成難以回避的問題。涼州軍閥之間的矛盾，本就錯綜復雜，馬韓兩家也不例外。

史書很直白地寫道：后來兩人“轉以部曲相侵入，更為讎敵”。原本共同對外的兵馬，開始互相試探、搶奪地盤。馬騰主動出兵攻韓遂，韓遂一度被打得倉皇而逃；隨即又重新集結舊部，折返攻馬騰。

當中最殘酷的一筆，是韓遂攻破馬騰老巢后，殺了馬騰的妻子和嫡長子。古人說“妻子”，專指正妻和兒子，手段之絕，不難想象。這種仇恨，已經遠遠超出一般的政治對立，而是血海深仇。

更吊詭的是，等到建安十六年，馬超與韓遂聯軍起兵反曹時，兩人在軍中仍然一唱一和。馬超那句“棄父為將軍之父”，聽在旁人耳朵里，不免讓人心頭一緊：一個連親生父親都可以放棄的人，究竟還能把“父子”當成什么？

后來事情的發展，更有幾分冷意。馬超在潼關之戰失利，四處輾轉，再無當初的意氣風發。馬騰則在建安十七年被誅，三族受禍。馬家父子，一個死于曹氏之手，一個漂泊于西蜀，韓遂也終被剪除。那份當年的“異姓兄弟”情，一層一層剝開，剩下的只有權力和性命的算計。

這一段故事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戳穿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結義可以在酒桌上完成，仇恨卻是在血泊里積累的。馬騰與韓遂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并不是誓言本身出了問題，而是他們腳下那片土地，本就容不下兩個平起平坐的軍閥。

五、劉關張的誓言，放在史書里怎么解讀

回到世人最熟悉的劉備、關羽、張飛三人。雖然正史沒有寫“桃園”二字，但三人之間情分之重，確實遠超一般主君與部屬。《三國志》用“恩若兄弟”“恩猶父子”來形容，可見在旁觀者眼中，他們的關系已經模糊了傳統的界限。

問題在于，哪怕是這樣的情誼，也沒有走到“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程度。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兵敗被殺；章武二年，劉備病逝白帝城；張飛更早一步遇刺身亡。時間地點都錯開了，若硬要用戲文里的誓詞來對照，很容易得出“違背誓言”的結論。

然而從當時的局勢來看，這種“違背”，恐怕帶有很強的無奈。關羽鎮守荊州，本就身在前線，一旦戰局崩塌，想全身而退幾乎不可能。劉備在蜀中，作為一國之主，不可能因為舊誓而貿然同赴絕路。張飛則死于部將之手，死因更是突如其來，談不上主動選擇。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關羽死訊傳到蜀中，劉備并沒有裝作若無其事。他怒而興兵伐吳，幾乎不顧勸阻，結果導致夷陵大敗，國力大耗。若單從政治角度看，這一仗極不劃算，卻恰恰說明，劉備并非毫無情義，只不過他的回應方式，是用一場復仇之戰，而不是在關羽之后直接自盡。

換個角度想，若真像小說里那樣三人同日死于一處，蜀漢政權幾乎立刻崩塌。對于那些尚需依賴這塊政權棲身的百姓和將士而言，這樣的“踐行誓言”，未必就是福事。誓詞聽上去越壯烈，現實中的代價往往越沉重。

因此，用“違背誓言”四個字給劉關張下定論，未免簡單。對他們而言，情義固然重要，但肩上扛著的是一整個政權的存亡。如何取舍，并非一個可以輕率回答的問題。

六、三國結義故事背后的“家庭關口”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涼州軍閥之間的反目，還是劉備、牽招的分道揚鑣，史書在評價人物時，總繞不過一個隱約的標準：對家人的態度，往往是衡量其是否可交的第一道門檻。

張魯幕僚評價馬超時說過一句話：“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話不算多，卻抓得很狠。一個能輕易拋下父母妻子的人，要他為“兄弟”赴湯蹈火，未免顯得太過天真。

墨家典籍中，巫馬子曾與墨子論及親疏遠近之別。他說：對同鄉的感情不如對家族深，對家族又不如對雙親深，對雙親尚且不如對自己，這都是因為距離不同所致。雖然這些話未必完全適用，但其中的邏輯卻值得玩味——越近的人若都顧不上，又如何指望他對更遠的人講情分？

從這個角度再回頭看馬超的那句“棄父以將軍為父”，味道就變了。表面看，這是把義氣推到極致，實際上卻是將“父子之倫”當成一張可以隨時更換的名片。一旦名分可以用利益來調換，所謂“結義兄弟”，也就少了幾分可靠。

同樣地，公孫瓚之死，他的那幾位“仲叔季”早早遠遁，或許并非單純的膽怯，更是長期養成的習慣在作祟。平日里只知享受權勢、財利，一旦到了要拿命硬扛的關頭，腳自然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讀史的人若把視線只放在“誓言”兩個字上，很容易被熱鬧的表象吸引。把鏡頭拉遠一些，會發現真正決定結局的，并不是誓詞多么壯烈，而是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對待最親近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責任與欲望。

三國史料中這三伙頗具代表性的“結義兄弟”，一個在大火中各自奔逃，一個在敵營中保持疏離，一個從義結金蘭走到血海深仇。放在同一條時間線上，反而勾勒出一幅頗為清醒的亂世圖景：名義上的兄弟可以很多，真正經得住家門、利益與生死三重考驗的，卻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