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高華：北大五年（1955—1960年）

日前清理雜物，發現一本北大學生記分冊，引起我對學校生活的回憶。寫下以下文字，一是紀念自己已逝的青春，二是從學生的角度，為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的歷史教學留點材料。

一

1955年8月下旬，我離開上海，來到北京，進入北大歷史系學習。這一年上海考取北大的學生，按大隊、中隊、小隊的編制，集體乘坐鐵路部門安排的學生專列北上。學生專列都是硬座，旅程時間很長，當時京滬之間火車一般要二十多個小時，而學生專列處處要為正常的班次讓路，花了三十多個小時。長途跋涉，不能睡覺，但是大家都很年輕，而且對未來、對北京、對大學生活都充滿了憧憬，一路說說笑笑，時間過得很快，就到了北京。這時北京站還在前門，出站以后，北大來車，把我們接到了學校。從此開始了五年的大學生活。

報到以后，我們被安排在小飯廳住宿。當時的北大，有一個大飯廳，一個小飯廳。大、小飯廳靠在一起。大飯廳可以容納上千人吃飯，小飯廳可以容納三、四百人。規模較大的群眾性活動(報告會、冬天放電影等),常在大飯廳舉行，每個學生自帶凳子(宿舍中配備的)來參加。小飯廳在周末則用來舉行舞會。五十年代前期，舞會在北京各大學中是頗為流行的，1957年反右以后，舞會被視作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表現，就銷聲匿跡了。我們入學時，當年畢業的學生還沒有離校(聽說是因為搞肅反運動推遲了),房間騰不出來，于是只好將小飯廳臨時改為宿舍。

小飯廳中住宿的除了歷史系學生以外，還有中文系、哲學系、圖書館系的學生，濟濟一堂，熱鬧得很。不幸的是，在小飯廳內發生了一起悲劇。飯廳中有單人床，有雙人上下鋪。一位圖書館系的同學半夜里從上鋪跌下來，引起腦震蕩，沒有搶救過來，第二天就去世了。這位同學與我來自同一中學(上海新滬中學)不同班，雖然沒有交談過，但面孔是熟悉的。當王水照(現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與該同學同班)告訴我這一消息時，我們兩人相對欷歔，心中都很難過。“出師未捷身先死”,剛跨進大學校門，就發生這樣的意外變故，令人難以接受。此事發生以后，教育部通令全國高校，在學生雙人床的上鋪都裝上護欄。時間過去了五十多年，經歷的很多事都淡忘了，但這起悲劇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里。

在小飯廳住了兩個多月。北京冬天寒冷，按規定在每年的11月15日開始生火。在生火以前我們歷史系的一年級男生搬進了14齋。1952年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燕京大學撤銷，北大搬到燕京舊址。燕京大學校園風光秀麗，建筑美輪美奐，但規模有限。北大搬入后，向周圍擴張，大興土木，幾年之內，建造了一大批教學樓和宿舍樓。原來燕京大學的學生宿舍都改成單身教師和留學生的宿舍，新建的學生宿舍有兩類，一類是16齋至30齋，都是四、五層的樓房，有統一供應的暖氣。新入學的歷史系女生住的24齋屬這一類。另一類是1齋至15齋，兩層樓房，上下各兩大間，每大間又隔成三小間，每小間有四張雙人床，睡八人，中間有四張小桌子。小間雖然隔開，邊上有過道，上面是通的。14齋便屬于這一類。這種兩層樓房沒有暖氣，每大間生兩個大爐子，保暖效果不錯。在14齋住了一年左右，搬進30齋，每間三張雙人床，住5或6人，條件好多了，在30齋住了將近兩年。大學四年級外出參加民族調查。五年級住新建的36齋。我在14齋、30齋、36齋都睡上鋪。住30齋兩年中在我下鋪的是李宗一。宗一兄是調干生，原在銀行系統工作。他為人誠懇，入學后擔任班上的生活委員，熱心為同學服務。他多才多藝，是北大話劇社的骨干。話劇社演出柯靈改編的《夜店》(原作高爾基),在北大轟動一時，宗一飾劇中店主獨眼龍聞太師，獲得廣大同學的好評。畢業后到學部近代史所從事民國史研究，出版《袁世凱傳》等著作，卓有成就。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不幸于1988年因心臟病突發去世。當我聞訊趕到醫院時，面對遺體，想起當年同窗的友誼，不禁悲從中來，熱淚滾滾。

北大學生都有學號。我的學號是5506035。55是入學的年份，我們是北大55級的學生。北大是綜合性大學，下有文理科十余系，歷史系排列第六，故稱06。35則是我的編號。這一屆歷史系新生有一百一十人左右，入學以后因學習緊張及其他原因，陸續有幾位同學退學，保持在一百人左右，分成三個班，每班三十余人。一、二班是歷史班，三班是考古班，我分在二班。在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大批黨政機關干部上大學深造，稱為調干生。我們這一年級學生中調干生將近二十人，其余都是由中學考上來的。在我們前面的54級和后面的56級，調干生比例都要大得多。北大文科各系有不少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留學生。二班便有三位，分別來自羅馬尼亞、波蘭和朝鮮。留學生有專門的宿舍，不和中國學生同住，每人從本班同學中選配一名輔導員。除了上課以外，他們一般不參加班上活動。一位朝鮮留學生曾到我們宿舍住過一段時期，后來也搬走了。

一年級各班都有班主任，一、三班的班主任都是本系的年青教師，二班的班主任是經濟系的趙靖副教授。趙老師給我們講政治經濟學，可能因此便在歷史系兼任班主任。但班主任實際上沒有多大作用，到二年級便沒有了。每班有班長，負責學習和日常生活事宜。實際上起領導作用的是黨支部，55級一年級黨支部書記是調干生郭羅基，他后來留在北大教政治課，“文革”中因反聶元梓出名，“文革”后一度又是名人，在北大待不下去，調到南京大學，后來定居美國。二年級起分為二個支部，一班支部書記仍是郭羅基；二、三班合為一個支部，書記穆舜英，也是調干生，一個很能干的女同志。大躍進期間常有全市性的群眾集會，有一次集會她作為青年學生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講過話，可見當時的地位。畢業后到新疆工作，長期擔任新疆考古所所長，已去世。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學普遍實行助學金制度。調干生有調干助學金，按工齡、原有職別分不同等級，二、三十元不等。普通學生的助學金亦分等級，具體標準是：伙食補助每月十二元五角，生活補助分二元、三元、四元三等。當時學生經濟困難者居多，我所在班級大部分同學都領助學金，只有少數家境較好者例外。我的父親因歷史問題在肅反運動中被捕，家庭斷絕經濟來源，入學以后申請助學金，每月得到十四元五角，扣除飯費以后每月有二元零用錢，可供理發、洗澡、買筆記本之用。1957年父親釋放重新安排工作，但工資大大降低，只好繼續領取助學金，直到大學畢業。剛入學時實行包伙制，吃大鍋飯，拿著飯碗排隊打飯，人人一樣。早到的同學每人發大搪瓷飯碗一個，我們到得晚，就沒有了。入學之初，伙食很好，有時竟能吃到大對蝦。但隨著時間推移，大鍋飯難以為繼，大概從1957年起，就改為食堂制，都用飯票買飯了。

二

我們入學時，歷史系主任是翦伯贊，管理日常事務的是系主任助理夏自強先生。入學以后對新生介紹情況的就是夏先生。夏先生“文革”以后調到教育部。入學不久學校任命周一良先生為副主任。系里設中國古代史(主任鄧廣銘，副主任汪籛)、中國近現代史(主任邵循正，副主任陳慶華)、世界古代史(主任齊思和，副主任胡鐘達)、世界近現代史(主任楊人楩)、亞非史(主任周一良)、考古(主任蘇秉琦，副主任宿白)、國際關系史(主任王鐵崖)等教研室。歷史系有兩個專業，即歷史和考古專業。歷史專業中又分專門化，即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現代史等。當時北大的考古專業在全國只此一家。入學的新生可以自愿選擇專業。開學不久，考古教研室主任蘇秉琦先生請尹達來向新生介紹考古界的情況，動員大家選擇考古專業。至今還記得他摸著腦袋說，自己當過幾天國民黨，差點把腦袋當掉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尹達同志，沒有想到以后會在他的手下工作。我選擇的是歷史專業，因為本來就是想學習中國古代史的。

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以后，北大各系的課程安排都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結合中國的情況略有變通。新中國成立前大學一般都是四年制，院系調整后北大中文系、歷史系實行五年制，就是學蘇聯的。五十年代歷史系實行五年制的還有復旦大學，其他學校還是四年制。畢業以后才知道五年制吃虧了，因為工資待遇只按工齡計算，不考慮學齡。歷史系一、二年級主課是中國古代史、世界上古及中世紀史，三年級是中國近現代史、世界近現代史。四年級開始，歷史專業再按專門化有不同的專題課。此外一、二年級還有政治課、外語課和體育課。一年級課程最多，除了主課、政治課(政治經濟學)、外語(俄語)、體育以外，還有中國歷史文選、邏輯、原始社會史和民族志。后兩門課都是學習蘇聯設置的。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紀史和原始社會史的主要參考書都是蘇聯大學的教材譯本，政治經濟學直接用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譯本。此書在中國影響很大，毛澤東專門為它組織過讀書班。主課和政治課都有課堂討論，每學期舉行一、兩次，這是學習蘇聯的“習明納爾”。考試也采用蘇聯的辦法，實行口試，學生抽簽答題，老師當場打分(五分制)。關于52年的院系調整和改革，多年來議論紛紛。就我自己的體會來說，調整和改革確有許多不妥之處，例如學蘇聯的辦法搞口試，時間拖得很長，弄得教師和學生都很疲乏。又如實行五分制，看不出比百分制有多大優點。但不能否認，院系調整后歷史系課程的設置比起舊大學來有很大的進步。新中國成立前大學歷史系一般都是因人設課，缺乏系統性。院系調整以后歷史系課程設置可以保證學生有較全面的基礎知識，至少原來的設想是好的。

我上學時，教授都要為本科生講基礎課，這和現在大學的教學有很大的不同。當時北大歷史系一、二年級的任課老師都是很有聲望的專家。例如分別擔任中國上古中古史教師的張政烺(原始社會至戰國)、田余慶(秦漢魏晉南北朝)、鄧廣銘(隋唐兩宋)、許大齡(元明清)。世界古代史是胡鐘達，世界中世紀史是齊思和。中國歷史文選是商鴻逵。張政烺、鄧廣銘、齊思和三位先生都是二級教授，是各自領域內的權威。田余慶、許大齡、胡鐘達當時還是年輕講師，但都很有聲望，后來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商鴻逵先生是明清史專家，他講授歷史文選，自選教材，對于剛入門的學生來說是很好的基礎教育，深受歡迎。原始社會史和民族志這門課北大沒有合適的教師，請來中央民族學院的林耀華、宋蜀華、陳永齡等幾位先生講課，他們都是我國民族學界的領軍人物。50年代我國的民族調查和研究剛剛開始，人們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歷史和社會狀況所知甚少。就我自己而言，過去接觸的一點知識都限于傳統中原王朝的歷史，這門課宛如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由此啟發，后來我對民族史和民族問題一直懷有濃厚的興趣。邏輯課的教師則是哲學系的江天驥先生。這門課對于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很有好處，其實大學生不分文、理都應學點邏輯，現在似乎已沒有了。主課都有按教學大綱編寫的講義。經過思想改造等一系列運動以后，老師們講課都很謹慎，一般都以教研室通過的講義為據，再作一些補充和發揮，張政烺先生上課特別小心，基本上就是念講義。講義中西周是封建社會，實際上張先生認為兩周是奴隸社會。1956-1957年期間北大歷史系有一位蘇聯專家，一位東德專家，他們為高年級同學講課，大概都是根據文化協定派來的。

一年級每周課程加起來都有二十多個課時，二年級有所減輕。課程大多安排在上午。每天上午六課時，每門課兩個課時，各門課的教室不同，就要跑來跑去。當時北大教學樓都是以系命名的，如哲學樓、文史樓、生物樓等。文史樓一層是教室，二層是中文系和歷史系的辦公室和教研室，三樓是閱覽室，主要供中文、歷史兩系學生使用。沒有課的時間，大家都上閱覽室，一則因為宿舍很擠，二則在閱覽室找參考書方便。但是閱覽室座位有限，所以要早去搶位子。到了每個學期終了，有的課要考試，有的課則考查。每個學生都有一本記分冊。從我的記分冊上面的記載來看，一年級上學期考試三門：邏輯、俄文、中國古代史。考查四門：政治經濟學、世界上古史、中國歷史文選、體育。下學期考試四門：世界上古史、中國古代史、政治經濟學、原始社會史及民族志。考查三門：俄文、中國歷史文選、體育。二年級上學期考試三門：中國上古中古史、世界中古史、政治經濟學。考查二門：英文、體育。下學期考試二門：中國上古中古史、世界中古史。考查二門：英文、體育。原來院系調整后全國高校學生除西語系外都要學俄文，北大也不例外。但從二年級上學期開始(1956年下半年),北大允許學生自行選擇學習的外語語種，我因中學學的是英語，而且感覺俄語對學習中國古代史幫助不大，便報名改學英語。一年級時考試就是口試，按五分制(優、良、中、差、劣)打分。考查則只分及格、不及格兩等。凡口試的課目，任課老師出一大堆問題，學生輪流抽簽準備，口頭回答，老師根據印象打分。百名學生，人人過關，每門課至少要三、四天。從記分冊上各門課老師寫的時間來計算，一年級上學期考試的三門課前后相隔九天，下學期四門課相隔十三天。這種考試方式拖的時間很長，學生緊張，老師更累，都有怨言。從二年級起，便都改為筆試。三年級以后，學校正常學習生活完全被打亂，再沒有考試、考查，記分冊上也就完全空白了。

我們入學時正值“肅反”運動以后，學校強調建立教學秩序，提出創建先進班活動，要求德智體全面發展，學生以學為主，除了規定的政治課外，政治學習不多。班上同學來自四面八方，學習都很認真。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在高校師生中激起強烈的反響。班上很多同學在學習課程的同時，都開始考慮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那時我對明清史很感興趣，常和郭松義在周末晚上去商鴻逵先生家請教，在不大的書齋里，老師談治學，談學林逸事，如坐春風，受益匪淺。松義后來一直從事清史研究，卓然成家，和商先生的教導不無關系。歷史系經常有各種學術講座。記憶中如吳晗先生講過資本主義萌芽，侯仁之先生講北京歷史。翦老經常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活動，如出席西歐青年漢學家會議，去日本訪問等，回來都要向本系師生介紹。他還專門為學生做過關于治學方法的報告。1957年4月，翦老還出面舉辦北京大學歷史問題講座，請范文瀾講第一講，題目是“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這次講座在北大引起轟動，聽眾踴躍，座無虛席。范老講治學要“二冷”,坐冷板凳，吃冷豬頭肉，在我和同學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學術活動都使學生大開眼界，增加見識。歷史問題講座連續舉行了四、五次，是中國史學界的盛事，后來，隨著反右運動的開展，也就無疾自終了。

三

1957年上半年，開始是整風鳴放，號召群眾提意見，接著轉入反右。整風反右，使我們的學習生活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整風反右運動，北大無疑是重點。現在已經有大量的相關回憶和研究作品。今天回想起來，仍感心痛。從5月中旬開始，北大大字報鋪天蓋地，到處都是。不少針對學校的種種問題，也有不少就國家和社會的各類問題發表意見。從6月初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么》起，便轉入了反右斗爭。我們二年級下學期結束以前以參加校級批判為主，暑假以后，進入三年級上學期，各系各年級都開展反右派斗爭。除了上課以外，其余時間都用來開會，揭發批判右派。據說各單位的右派都有比例，北大當然不能例外，在教師和學生中都打出一大批右派。歷史系老教師中被打成右派的有向達先生。北大歷史系有兩位一級教授：翦伯贊和向達。他們兩人都是科學院的學部委員，這在全國高校歷史系中是罕見的，也是本系同學引為自豪的。向先生一直被視為進步教授，卻沒有能躲過“反右”這一關。據說他戴帽主要是因為主張成立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向先生是土家族),但批判他時突出的是“五朵金花”問題。向先生曾在一次發言中說：新中國成立后史學界只開五朵花，即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資本主義萌芽、土地制度、農民戰爭。他的講話被認為是否定新中國成立后歷史學的成就，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其實這是切中時弊的很生動的比喻，翦老當時還曾在一篇文章中對其加以肯定，不想“反右”開始后竟成了一大罪狀。“五朵金花”在史學界廣泛流傳，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的一個專有名詞，其來源即在于此。向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勞改，不幸去世。年青教師中也有右派，張廣達、夏應元兩位先生便遭此噩運。“文革”過后，張先生留在北大，從事隋唐史、中外關系史研究，取得很大成就。20世紀90年代以后，到法國、美國等地從事研究，在學術界享有很高聲譽。夏先生在“文革”以后調到社科院歷史所，我們成為同事。他專攻中日關系史，成績斐然。退休以后，長期在日本講學。我是在“文革”以后認識兩位先生的，在交往中受益很多，對他們在逆境中奮起的精神深為欽佩。

北大歷史系學生中打成“右派”者共二十八人。我們班定為右派的共有三人，約占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學生右派的“罪行”形形色色，今天看來，真是可笑又可悲。班上右派之一雷光漢，他的主要“罪名”有二，一是當時北大有人為胡風鳴冤，雷寫了一張小字報貼在文史樓前，呼吁中文系老師就此表態。二是反蘇，攻擊蘇聯侵占中國的土地。另一位張學仁，他沒有寫過大字報小字報，“罪行”都是一些牢騷和不滿，上綱上線，便成了惡毒攻擊。第三位陳鴻生，是從三班轉過來的，因為身體不好一個人單住，和班上同學很少來往，平時也不引人注意。突然爆出他有反動日記，便上升為系一級批判對象。一、三班也分別打出幾名右派，其中最有名的是“文革”中慘死的沈元。雷光漢后來分配到新疆伊犁地區工作。1967年的一天，他到北京找我，說是當地武斗，來內地避難。住了一夜，匆匆而去。又過了一些日子，有關部門通知我和在北京的其他同學：雷已叛逃蘇聯，如果潛入國內活動，應立即舉報，云云。對于他的“叛逃”,我們都深感疑惑。20世紀80年代，在《參考消息》上看到，雷成為哈薩克斯坦華僑中的著名人物。20世紀末雷回國探親，到北京與老同學相會，對自己坎坷的經歷，語焉不詳。不久前讀到蕭默先生的《一葉一菩提》(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對雷在新疆以及被迫出走的狀況有所說明。20世紀60年代初蕭先生亦在伊犁工作，與雷結識。雷回國探親時就住在蕭的家里。他的遭遇在“右派”中也是很特殊的。一個當年被指控為“反蘇”的“右派”,后半生卻不得不在前蘇聯的土地上生活，歷史的詭異有如此者。蕭先生說雷光漢已寫完了他的人生回憶，衷心希望能早日面世。張學仁曾下放農村教書，“文革”后改行從事法學研究，是武漢大學法律系的教授。陳鴻生處理最重，被開除學籍，送去勞動教養，以后再無消息。

反右運動到1958年初結束，這時已是三年級下學期，緊接著開展的是“雙反運動”。“雙反”是反浪費、反保守，在大學里具體化就是紅專大辯論，批判形形色色的反動思想，拔白旗插紅旗。教師要人人過關，引火燒身，連翦老也不能免。翦老是秘密黨員，長期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現。記得有大字報責問他為何不爭取入黨?他的回答是年紀大了，跟不上，慢慢來。又有大字報要他交出專用汽車，安心在系里工作。等等。總之，此時翦老還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得到保護，批評的火力是不猛的，燒而不焦，和后來1966年的批判不可同日而語。其他老師情況就不一樣了，張政烺、鄧廣銘、齊思和諸位先生都被視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無一漏網，都要接受批判，作出深刻的檢討。前些日子在舊書堆中找出一本《北京大學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論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其中便有齊思和先生的《批判我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鄧先生的“四把鑰匙”(官制、地理、年代、目錄)亦是批判的重點。“雙反”以后，張政烺先生離開北大到中華書局、后到歷史所，不難想見其中關系。學生中重點是批判白專道路，都要對號入座：你是又紅又專，還是白專，或是既不紅又不專。歷史系還將紅專大辯論的一些大字報搞了展覽。這一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書，名為《歷史科學的兩條道路斗爭》,后來又有《續編》,其中收錄的便是各高校歷史系紅專辯論的大字報，為這場運動保存了珍貴的資料，名列首篇的便是北大歷史系。現在論者一般重視整風反右，而對“雙反”很少提及。其實“雙反”是整風反右的繼續，大躍進的先聲，一脈相承，其對知識分子的傷害是很嚴重的，應該對此做專題研究。

在“雙反”運動期間，學生中間要互相揭發批判，還要對老師揭發批判。和“反右”一樣，除了上課以外，其余時間都用來搞運動。晚上還要加班，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星期天也不能休息。上課實際上是走過場，講課的老師提心吊膽，聽課的學生心不在焉，考試、考查一概取消。不幸的是，我居然被定為班上的白專典型，大會小會批判長達半個多月，既清算我想要成名成家的嚴重個人主義，又揭發我在政治上的種種右傾表現。有位同學指出我是“中間偏右”,“和右派只差一口氣”,這句話對我震動很大，知道他不是隨便說的，實際上代表領導對我的基本定性。這使我明白了自己的位置。原來以為“山中無好漢，猢孫稱大王”,自己被作為典型不過是濫竽充數；通過批判才知道關鍵是政治上落后所致，以后必須夾起尾巴做人。

1958年的“五四”,陳伯達在北大校慶大會上講話，要求改造北大，“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北京大學”。這和當時號召的三面紅旗是一致的。大躍進是提前進入共產主義，農村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梁，大學當然相應也要共產主義化。什么是“共產主義大學”?按陳伯達的意思，就是要搞批判，厚今薄古，與工農兵相結合。用當時流行的話語來說，這位大理論家的講話吹響了高等學校大躍進實則大折騰的號角。于是北大上下熱氣騰騰，大會小會，軍事訓練，下鄉下廠。當時正值修建十三陵水庫，北大學生組成一個民兵師，每系一個團，都用英雄人物命名(歷史系稱為葉挺團),輪流開赴十三陵水庫工地，住在帳篷里，參加半個月勞動。從十三陵回來，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已形成，學校中各種活動更多，我們挖過游泳池(北大原來沒有游泳池，1958年大躍進中由師生義務勞動建成),打過蒼蠅，搞過超聲波，做過木工，下鄉宣傳總路線，如此等等，花樣繁多，目不暇接。大家都在興奮和惶惑的狀態下過日子，直到這一年七月的一天，系領導宣布：三、四年級都出去參加全國少數民族調查，以此作為歷史系落實大躍進的具體行動。

四

在大躍進的浪潮中，國家民委提出要編三套叢書，即少數民族史、少數民族志和民族自治地區概況。原來中央民族學院有一個研究部，集中了一批從事民族研究的人才。1957年前后在研究部基礎上成立了隸屬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民族研究所。編輯三套叢書的任務主要便由民族所承擔。全國五十多個民族除了漢族和俄羅斯族以外都要編寫簡史、簡志(人數較少者史志合編),各級民族自治地區都要編概況，工作量可想而知。民族所的研究人員有限，于是決定吸收北大歷史系和中央民院歷史系的師生參加。北大歷史系三、四年級的學生和幾位研究生都參加了這一工作。

我分配到新疆調查組。全組有四、五十人。主要是民族所研究人員、民族學院的師生和北大歷史系的學生，此外還有幾位音樂學院和歷史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一批在中央民院培訓的新疆民族干部也參加了調查組。八月，從北京出發坐火車到蘭州。當時蘭新鐵路已開始建設，由蘭州又坐了一段火車，然后改坐三天卡車到烏魯木齊。路上用了一個星期左右。在烏魯木齊集中學習，再按民族分組。新疆民族眾多，凡主要人口在新疆的少數民族都要編寫簡史、簡志。我分在哈薩克組，哈薩克族人口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占第二位，當時有五十萬人左右。

9月中下旬，各分組分赴新疆各地，搜集資料。哈薩克族主要分布在北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和兩個自治縣(巴里坤、木壘),我們先到伊犁自治州的首府伊寧，然后由伊寧出發到阿勒泰，由阿勒泰轉到塔城，再從塔城經烏蘇回到伊寧。1959年的春節是在伊寧度過的。這一年的三、四月間各分組都回到烏魯木齊，集中編書。

當時新疆境內主要依靠公路交通。從烏魯木齊到伊寧，路上走了三天。從伊寧到阿勒泰，阿勒泰到塔城，再由塔城到伊寧，每段交通也都需要三、四天。路途漫長，道路狀況和交通工具質量都不很好。我們坐的都是載貨的卡車。每天天剛亮就打好行李送上車，排成四列，旅客便面對面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隨車顛簸，奔向遠方。北疆的冬天氣溫很低，而且經常有刺骨的寒風，坐在卡車上，雖有調查組發的皮大衣和氈靴，仍然難以抵御低溫，常常被凍得面無人色，下車都動彈不了。住的大多是汽車站附設的旅社，一個大房間內幾鋪大炕，每鋪坑睡數人至十余人不等，按到的先后順次排列，每人占一席之地，有時連男女都不分。在阿勒泰下鄉調查，住過在荒野中孤零零的公社辦公室，也睡過草原上哈薩克人的氈房。氈房中鋪有氈毯，作為起居之用。晚上睡覺，草地的寒氣透過氈毯上侵，令人難以入眠。牧民大多患風濕性關節炎，便是這種生活方式造成的。當時新疆交通事故很多，我在幾個月長途跋涉中不止一次遇到過。在阿勒泰下鄉，晚上天黑，馬車下坡時對面有汽車開來，駕車的馬受驚狂奔，車身顛覆，把我們都摔在路邊，幸好沒有受傷。從阿勒泰去塔城，先到和布克賽爾蒙古族自治縣，這個縣城很小，和內地的村子差不多，從街的一頭可以看到另一頭，卻有一個頗有規模的喇嘛廟。從和布克賽爾出發，車子開了一個多小時便動不了了，原來前軸壞了。開車的師傅說，幸好在平地上出的事故，如是下坡，那就要翻車了。茫茫戈壁灘，沒有人煙，我們只好徒步回到和布克賽爾，等了三天，烏魯木齊派車送來新的車軸，才得繼續成行。當時年輕，對這樣的生活不以為苦，都能堅持下來。

調查組組長是民族所的馮家昇教授。馮先生早年專攻遼史，后來鉆研古回紇文，成為著名的維吾爾歷史語言專家。我們稱之為馮老。馮老是謙謙君子，和藹可親。具體管事的是副組長侯方若，民族所的辦公室主任，地下工作出身的老干部，我們背后稱之為“侯爺”。年紀較大的先生還有張錫彤、羅致平、程溯洛、史樹青等。張錫彤先生是張廣達先生的父親，一位忠厚長者。父子兩人聯手翻譯俄國學者巴托爾德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前后二十余年，孜孜不倦，始告竣事，稱得上是學林佳話(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巴托爾德此書是世界名著,涉及多種語言文字，翻譯難度極大。此書翻譯出版嘉惠后學，為中國中亞史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羅致平先生主要從事翻譯工作。程溯洛先生專攻唐宋時期回紇史。史樹青先生在“文革”以后名氣很大，是中國文物界的權威。他參加新疆民族調查時三十余歲，按其身份來說與我們老師同輩，但他沒有架子，與兩校學生關系融洽，我們稱之為史公。他受博物館之命收集新疆歷史文物。在烏市集中學習時，侯爺嚴令所有成員必須全力投入，史公平時不敢獨立行動，只好在午休時出去跑文物商店、舊貨攤，回來再作檢討。我曾經跟他出去，發現雖然時間不長，他已把烏市文物行情調查得一清二楚。史公也是哈薩克組的成員，我們一起跑遍伊犁自治州各地，從他那里學到很多文物知識。例如，在伊寧他曾向我出示一本自制的“三區印譜”。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在1946年曾爆發反對國民黨的斗爭，建立地方政權，設立各種機構。史公在某處見到多枚三區政府的各種印章，大為高興，趕緊借來制成一本印譜。此物如在，也是很有價值的文物了。民族所的青年研究人員定正清、杜榮坤、蕭之興是調查組的骨干，定正清是調查組秘書，組織能力很強，可惜英年早逝。杜榮坤、蕭之興后來都在新疆歷史研究領域作出很大的貢獻。榮坤曾任社科院民族所所長。之興己辭世。他的傳世作品不多，但不乏精品。1980年他首先對“文革”中吹得沸沸揚揚的《坎曼爾詩箋》提出懷疑，顯示出深厚的功力和敢于求真的學術勇氣，至今令人懷念。

事實上，由于當時對新疆各民族的歷史和現狀都缺乏認真深入的研究，資料也很缺乏，再加上執筆者水平參差不齊，編寫并不順利。稿子寫出不少，能用的不多。1959年7月，北大學生被調回學校。調查組其他成員也陸續撤離。這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性的民族史、志編寫并不成功。后來有關部門重起爐灶，組織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得以陸續成書。四年級一年我們都參加民族調查，當然沒有也不可能上課，這是很大的損失。但平心而論，在舉國若狂的大躍進年代，比起那些參加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的大學同學，我們還是幸運的，在民族調查工作中我們學到了很多在學校中學不到的東西。

參加各省、區民族調查的同學陸續回校，已到暑假。過了暑假，我們都是五年級的學生。系里為我們安排了一些專門化課程，想在畢業以前為我們補補課，以免出去以后太不像樣，為人非議。其中之一是開設“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由多位老師分段講授。這門課教授的是入門功夫，聽講以后深感受益。20世紀80年代我和陳智超兄邀請歷史所部分研究人員共同撰寫《中國古代史史料學》一書(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修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不少高校歷史系列為參考書，便是當年這門課啟發的結果。還應該提到的是，邵循正先生講授元代史料，其中著重講到了《元典章》,這使我首次對此書的特殊價值有一點認識。半個世紀以后，我和幾位青年同志一起完成了《元典章》點校本(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追根溯源，應感謝邵先生當年的教導。

就在同學們努力補課并準備撰寫畢業論文時，全國政治形勢又有了新的變化。九月召開的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接著便由上到下開展批判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機會主義，又是轟轟烈烈的全民運動。北大副校長鄒魯風因此自殺。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言論的同時，學校大興集體科研之風，以此作為實踐三面紅旗的具體行動。中文系55級在1958年用一個月時間編出一部紅色《中國文學史》,轟動全國，成為北大的標兵，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五年級中國古代史專門化決定集體編寫《中國農民戰爭史》,其他專門化也都有自己的集體項目。沒有幾天，領導認為按專門化編書仍不能適合革命形勢的要求，于是歷史專業全體學生六、七十人打破專門化的框框，共同編寫《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在中國的發展》,從五四運動一直寫到大躍進。經過兩三個月的日夜苦戰，在1960年的春天完成四十多萬字的初稿。這份稿子完成以后再無動靜，大概已作為廢紙處理。這個題目很大很難，涉及的問題很復雜，在當時根本不具備寫作的條件，勉強湊出來的文稿，事實上也沒有什么價值。在大搞集體科研的同時，還有多次學校內外的勞動。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抬棺材。北大在中關村附近征用了一塊土地準備蓋房，這塊地內埋有居民的棺材，需要搬走。這個任務就落在了我們班。搬棺材在民間是很忌諱的事，好在我們都是無神論者，沒有怨言，十幾個人喊著號子把棺材挖出來運走，很好地完成了任務。

很快便到了畢業的前夕，每個學生都要作畢業鑒定。領導上提出要把好這一關，不讓不合格的產品漏過去，于是人人作檢查，個個上綱上線，對五年來的言行作徹底地清算。我們班上一位同學來自農村，1957年回家探親時對村里一些不良現象提了意見，村干部的告狀信寄到學校，此時算賬，他因此受到團紀處分。三班有一位同學據說在1957年反右前夕寫過一封匿名信，也被查出來，逮捕法辦，“文革”以后才得釋放。畢業鑒定搞得大多數人膽戰心驚。一到分配方案下來，沒有多少留戀，連像樣的告別活動都沒有，趕緊各奔東西。

五

離開北大，已經半個世紀。回首大學的五年生活，有激情和歡樂，更多的是迷惘和痛苦。“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老同學聚會，都感嘆時光的流逝，過去因為不斷運動積下的種種矛盾和恩怨，業已煙消云散。同學蔡家騏在校時是朗誦社的骨干，后來是云南民族大學的教授，在民族學領域有很好的成就。他喜愛普希金的詩篇，我記得有這樣幾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便會成為親切的懷戀。”這不正好符合我們現在的心境嗎?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29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