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紅軍到了陜北，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就不死追了？

1935年10月的那個深秋，當中央紅軍那支衣衫襤褸的隊伍終于摸到了陜北的黃土地時，說實話，大家伙心里都沒底，虛得很。

當時那情形，簡直是沒法看。

想當初從江西老家動身的時候，那是八萬六千人的大陣仗，這一路長途跋涉走下來，到陜北居然只剩下不到七千人。

就這剩下的獨苗苗里，還得算上不少躺在擔架上的傷病員，手里家伙什也不行，子彈也沒幾發，連過冬的棉衣都沒著落。

按照常理兒來說，這會兒正是蔣介石痛下殺手、斬草除根的絕佳機會。

只要國民黨那邊像當年在湘江邊上那樣，或者像在江西搞第五次“圍剿”時那樣，調集幾十萬大軍把口袋一扎，這幾千人的革命火種，怕是真要懸了。

可偏偏怪事就發生了。

中央紅軍前腳剛踏進陜北，后腳那條一直死咬著不放的“惡狼”——國民黨中央軍主力，突然就把牙松開了。

雖說圍剿還在搞，但那種幾十萬大軍壓過來、讓人喘不過氣的感覺，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好多人覺得這是紅軍命大，或者是陜北那溝溝坎坎的地形幫了大忙。

運氣確實有一點，地形也確實湊效，但你要是把眼光放遠點，站到南京總統府那張巨大的作戰地圖前，你會發現，這哪是什么運氣，分明是一連串基于利益算計的“理性買賣”。

蔣介石腦子清醒得很，他只是在幾個關鍵的節骨眼上，撥弄了幾下在他看來精明無比的算盤。

恰恰就是這幾次“精明”的算計，給紅軍留出了一線生機。

第一筆賬：抓大還是抓小？

時間回到1935年下半年，蔣介石碰上了一個讓他既頭疼又暗爽的事兒：紅軍鬧分家了。

6月份的時候，紅一方面軍（也就是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

原本想著兩股勁擰成一股繩，兵強馬壯好辦事，誰承想，張國燾跟中央尿不到一個壺里，分歧大了去了。

到了9月，兩邊正式分道揚鑣。

毛主席帶著中央紅軍單獨往北走，手里兵力也就幾千號人；張國燾呢，帶著紅四方面軍掉頭往南，殺向川康地區，手底下足足攥著八萬多精兵。

這時候，換你是蔣介石，你手里的主力王牌去打誰？

這賬太好算了。

一邊是八萬多人的龐然大物，裝備也不差，還想在四川這種富得流油的地方扎根；另一邊是幾千號殘兵敗將，一頭鉆進了那個窮得鳥不拉屎的陜北山溝溝。

就在這個檔口，蔣介石拍板了第一個關鍵決定：主力南下。

他一道令下，心腹愛將薛岳帶著幾十萬全副德式裝備的中央軍主力，死死咬住了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

在蔣介石眼里，張國燾那八萬人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如果不趁著他們腳跟沒站穩給滅了，一旦讓他們在四川成了氣候，靠著四川的人力物力，那就是第二個“中央蘇區”，比江西那會兒更難纏。

于是，國民黨的戰爭機器全速運轉，炮口全對準了南下的紅四方面軍。

那一仗打得叫一個慘烈。

在國民黨重兵圍堵下，張國燾引以為傲的八萬大軍，沒幾個月就折進去四萬多。

但這事兒反過來看，追擊中央紅軍的壓力一下子就卸掉了大半。

咱們設想一下，要是當時張國燾沒鬧幺蛾子，兩軍合伙全往北走，或者張國燾沒帶走那八萬主力，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絕對會像聞見血腥味的鯊魚，死咬著紅軍不放，一直追到陜北老窩去。

正是因為有了紅四方面軍這個“大塊頭”在前面吸仇恨，中央紅軍才在國民黨主力的眼皮子底下，偷得浮生半日閑，喘勻了這口氣。

第二筆賬：要鎢砂還是要黃土？

還有個經濟賬，好多人都沒看透：陜北這塊地皮，在蔣介石心里的估值實在是太低了。

當年在江西，蔣介石為什么跟瘋了一樣搞五次圍剿，哪怕動用百萬大軍，燒錢如流水也要打？

除了政治上的那一套，還有一個特別現實的原因：錢袋子。

江西蘇區，那是塊寶地。

地下埋著稀土和鎢砂。

在那個年頭，鎢砂可是戰略硬通貨，造穿甲彈、造特種鋼材，離了它玩不轉。

當時國民黨正搞國防建設，那幾個撐門面的德械師，裝備咋來的？

很大一部分就是拿江西的鎢砂跟德國人換的。

德國人為了備戰二戰，急需中國的鎢砂，這才愿意下血本援助國民黨。

紅軍占著江西，等于掐住了蔣介石換德式裝備的喉嚨。

這能不跟紅軍拼命嗎？

再看看陜北，有啥？

除了黃土就是溝，地里不長莊稼，也沒幾個人，既沒工廠也沒礦。

在蔣介石看來，紅軍跑到陜北，那叫“自尋死路”。

那破地方根本養活不了大部隊。

幾千紅軍躲在山溝溝里，吃飯穿衣都是大問題。

蔣介石心里的小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把紅軍堵在那兒，餓也能餓死，困也能困死，何必非得把金貴的中央軍派去爬山鉆洞呢？

這種戰略上的藐視，直接導致蔣介石在陜北方向的投入，跟當年在江西比起來，簡直是天壤之別。

他覺得這就是甕中之鱉，早晚是鍋里的菜，不用急這一時半會兒。

第三筆賬：救火還是防賊？

日子到了1936年，就在紅軍在陜北剛站穩腳跟，開始搞東征西征的時候，蔣介石原本是打算騰出手來收拾這個爛攤子的。

可老天爺仿佛站在了紅軍這一邊。

1936年5月，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突然病逝。

這事兒看著是個孤立的喪事，其實引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政治地震——“兩廣事變”。

胡漢民那是兩廣勢力的精神支柱，他這一走，蔣介石覺得機會來了，想順手把廣東、廣西的軍權財權收回來。

這一搞，直接把兩廣的軍閥們給逼急眼了。

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這幫人，哪個是省油的燈？

為了保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他們打出了“抗日救國”的大旗，集結幾十萬大軍，名義上北上抗日，實際上就是沖著蔣介石去的。

這時候，擺在蔣介石面前的是一道兩難的選擇題：

選項A：繼續往陜北派兵，徹底把那幾千紅軍滅了。

但后果可能是后院起火，丟掉富得流油的兩廣，甚至連南京政府的根基都得動搖。

選項B：暫停剿共，調轉槍口去平定兩廣。

紅軍雖然看著礙眼，但畢竟在窮鄉僻壤，一時半會兒翻不起大浪；兩廣那幾十萬大軍可是實打實的威脅，刀都架脖子上了。

蔣介石連猶豫都沒猶豫，直接選了B。

攘外必先安內，而在“內”這一塊，也是分輕重緩急的。

對他來說，有槍有炮有地盤的國民黨內部反對派，比紅軍危險一百倍。

于是，原本準備調往西北剿共的幾十萬中央軍主力，連夜掉頭南下。

這場對峙足足折騰了三個多月。

雖說最后蔣介石靠著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銀彈攻勢，兵不血刃地把兩廣事變給平了，但這三個月的時間差，對紅軍來說簡直就是救命的黃金時間。

三個月，足夠紅軍招兵買馬、籌集糧草、搞統戰工作，把陜北那個原本搖搖欲墜的落腳點，硬是夯實成了鐵打的根據地。

等到蔣介石處理完兩廣，再想把大軍調回西北，部隊得休整吧，物資得補充吧，這一來二去，大半年時間就這么溜走了。

第四筆賬：借刀殺人還是養虎為患？

既然中央軍主力抽不開身，那陜北的紅軍誰來對付？

蔣介石使出了他最擅長的一招權術：驅虎吞狼。

他把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頂在了一線。

這一手看起來那是相當高明。

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加起來十幾二十萬人，兵力上絕對碾壓紅軍。

讓這些雜牌軍去跟紅軍死磕，贏了是幫中央除害，輸了是削弱雜牌軍實力，反正不管咋樣，蔣介石都是穩賺不賠。

但他千算萬算，漏算了一樣東西：人心。

張學良和楊虎城又不是傻子。

他們心里跟明鏡似的，蔣介石這就是在借刀殺人。

特別是張學良的東北軍，背井離鄉，老家都被日本人占了，還得在西北這種窮地方打內戰，軍心早就散了架。

再加上紅軍的統戰工作做得那是真到位。

紅軍跟東北軍講道理：咱們都是中國人，槍口應該一致對外打日本鬼子，干嘛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這幾句話，直接戳到了東北軍將士的心窩窩里。

于是，一種詭異的局面出現了：蔣介石在南京催命似的逼著剿共，前線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卻跟紅軍搞起了“地下情”。

雙方不光不打仗，還秘密接觸，甚至互通有無。

紅軍缺鹽缺布，楊虎城的部隊就悄悄給送；東北軍甚至還給紅軍送過子彈和電臺。

原本應該是銅墻鐵壁的包圍圈，愣是變成了四面漏風的篩子。

直到1936年底，蔣介石終于覺得不對勁了。

兩廣平定了，手騰出來了，他決定不再指望這些靠不住的雜牌軍，準備親自飛到西安，督促張、楊進剿，并計劃把幾十萬中央軍主力調進陜西，來個最后的了斷。

就在這節骨眼上，歷史的偶然性再次爆發。

被逼到墻角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苦苦勸諫沒結果的情況下，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直接把蔣介石給扣了。

這一把，直接掀翻了蔣介石所有的棋盤。

咱們現在回頭看這段歷史，經常會感嘆紅軍真是“神機妙算”。

但要是把情緒抽離出來，你會發現，這里面充滿了復雜的博弈。

國民黨幾十萬大軍之所以沒有死追紅軍到陜北，是因為在蔣介石的那個記事本上，紅軍的優先級被一次次地往后排。

先是紅四方面軍威脅更大，主力追張國燾去了；

再是覺得陜北沒油水，不值得下血本；

接著兩廣軍閥造反，保地盤比剿共更要緊；

最后想玩“借刀殺人”，結果刀有了自己的想法。

每一個決定，單看在當時似乎都在理，都是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可就是這些看似“精明”的決策湊在一起，給那個看似已經走投無路的紅軍，留出了一道窄窄的、卻足以通向未來的門縫。

而紅軍，死死抓住了這唯一的機會。

信息來源：

搜狐歷史《1935年紅軍到達陜北，蔣介石為何沒派大軍死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