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農場戰犯過新年：杜聿明、宋希濂和沈醉贏的好東西會分給誰？

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有兩章專門寫他在秦城農場過新年，題目分別叫“秦城農場過春節，最是傷心除夕夜”和“秦城農場迎新歲，好戲連場共開懷”：“我在戰犯所過了十個舊歷年，也就是現在被稱為春節的佳節。十次春節中，我認為值得專門寫一章的，是1958年在北京秦城農場勞動鍛煉中度過的一次春節。自從由功德林監獄搬到農場之后，大家的心情比過去都舒暢得多，因為抬頭看不到窗子上面的鐵柵欄，也看不到高高的圍墻，僅僅這一點就使人的精神減去不少壓力。何況伙食比過去好，特別是有一定范圍內的自由，有時甚至會使人暫時忘記自己是犯人。（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憶錄）”

秦城農場就是秦城監獄，只不過是不同時期、不同人員對那個地方的不同稱呼而已，邱行湘的外甥黃濟人在《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也有相關描述：“（戰犯）關押的地點也從市內德勝門外的功德林，遷至京郊以北燕山腳下的秦城農場，戰犯們曾經分期分批參加體力勞動的地方，現在成了取代功德林集中關押戰犯的秦城監獄。”

以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身份被俘的文強（軍統少數幾個中將之一），在《口述自傳》和《新生之路》中，把功德林和秦城都稱為“監獄”。

不管是農場還是監獄，待特赦戰犯們在秦城的日子過得都挺“滋潤”，尤其是過年的時候，他們的伙食應該超過很多人，“娛樂節目”也是豐富多彩，甚至還可以進行一些帶“彩頭”的棋牌游戲，“文娛委員”宋希濂和縫紉小組副組長沈醉，更是“收獲頗豐”——沈醉進入功德林后，在杜聿明當組長的縫紉小組當了組長，杜聿明特赦后，沈醉“轉正”，沈醉特赦后誰當了組長，史料中沒有記載，但徐遠舉之死，似乎跟縫紉小組的新組長有點關系。

徐遠舉如何因縫紉成品不合格又拒絕返工直至氣得心腦血管病發作，那是另外一個話題，大過年的，咱們說點開心的事情，還是回到正題來聊聊宋希濂和沈醉的“戰果”。

功德林戰犯也是有窮有富，那是他們在被俘前的“準備工作”做得不同，被俘后有沒有人送東西也很重要。

沈醉去參加盧漢召開的起義會議之前，是有所察覺的，他沒有帶手槍，卻在口袋里裝了一根金條：“根據盧漢扣留飛機、調動軍隊等情況看，他起義是完全可能的。于是我把身上的手槍、證件、鋼筆等物都一一掏出來，交給胥光輔（保密局云南站副站長、云南綏靖公署保防處副處長）保存，自己只帶了十兩黃金在身上。”

沈醉隨身帶著十兩黃金，被關進云南陸軍模范監獄后，還有很多商人給他送錢送物，而徐遠舉和周養浩被抓的時候，口袋比臉還干凈，所以后來不得不“捐棄前嫌”在沈醉那里蹭吃蹭喝，同樣是保密局將軍級特務，在沈醉之后擔任保密局總務處處長的成希超就比較精明——他在鞋子襪子里藏了兩千一百美元。

其實成希超根本不用那么費心思，他們被移交給解放軍后，所有的私人財產都會受到保護，大筆“公款”才會被沒收：“按規定，除了像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八萬兩黃金，宋希濂、馬勵武等的幾千上萬兩黃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鈔等，屬于公款，應予沒收外，凡帶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為數不太多，照樣是歸自己所有，雖由管理單位代為保管，自己要用時，仍可請求兌換一些使用。這些大官被俘時，身上往往帶有大量美鈔、黃金，所以花起錢來滿不在乎。每逢年節，管理所同意買些香煙糖果食物時，有的一開口便是香煙十條、糖果十斤。有個別臨逃走時，把身上的錢財和手表等全部拋棄。”

徐遠舉、周養浩、董益三等特務把錢財丟得干干凈凈，所以徐遠舉周養浩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軟，不得不跟沈醉握手言和，董益三（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情報處處長）只好撿煙頭抽。

徐遠舉周養浩在戰犯管理所的人緣兒不太好，文強寫詩相勸，徐遠舉也不聽（文強和徐遠舉都當過軍統北方區區長，文在徐前），過年的時候，估計也沒人和他們玩兒，而沈醉就不同了，他和“白白胖胖受人喜歡（文強在《新生之路》中對宋希濂的評價）”的宋希濂一樣，都是1958年春節娛樂活動的大贏家：“我們這次一連痛痛快快玩了三天，除演出外，還有各種棋賽和克郎球賽以及打橋牌、猜燈謎等。這次下棋等準許以糖果、香煙作為賭注。宋希濂的棋藝高，圍棋、象棋都贏得不少糖果；杜聿明的橋牌打得好，也是常勝將軍；我過去會打彈子（臺球），所以打克郎球也贏了。”

黃濟人在《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中的描述更是妙趣橫生：“勝利了的宋希濂來不及脫去鞋襪，像一只熊貓在大通鋪上打滾，然后用衣角兜著戰利品，邊走邊叫：‘吃糖，吃糖！’他特意走到王耀武跟前，用山東泰安話說：‘起床，起床！（王耀武有口音，經常把起床喊成吃糖）’”

宋希濂和沈醉都是功德林“開心果”，但他們也不是瞧得起所有人，杜聿明更是功德林里帶過最多蔣軍的，所以像徐遠舉周養浩那樣的特務，他根本就不會放在眼里，自己贏的糖果，一般特務是沾不著邊兒的，只有文強例外——文強雖然在蔣家王朝大部分時間干的都是特務行當，但卻跟杜聿明私交甚篤：杜聿明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的時候，文強就是軍統局東北辦事處（后來改為軍統東北區，最后一任區長就是吳景中，也就是《潛伏》里的那個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吳敬中）處長兼東北行轅督察處處長、東北保安司令部督察處處長，文強原本已經離開軍統，到長沙綏署當了中將辦公室主任，是在杜聿明力邀下才來到徐州。

文強被俘后，杜聿明也沒有忘了他這個老朋友，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有一天，門口的衛兵忽然送給我十包美國的駱駝牌香煙，我覺得奇怪，問：‘這個香煙是什么人送我的？’衛兵說：‘就是你那個頭頭。’我想我哪個頭頭，他說：‘就是杜聿明，他就關在你的隔壁，他也知道你就關在他的隔壁。’”

杜聿明在山東學習改造期間哪來的駱駝牌香煙，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答，沈醉的回憶錄中已經說清楚：杜聿明再窮，那也是個中將，身上的“零花錢”，也夠他買香煙抽一輩子了。

其實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也有“朋友圈”，杜聿明和文強那個圈子，沈醉能進去，徐遠舉周養浩董益三進不去，宋希濂最好的朋友是鐘彬，他們和杜聿明都是黃埔一期生， “黃埔圈”都比較排斥特務，所以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可以“互通有無”，而出身黃埔卻當了特務的康澤（三期）、徐遠舉（武漢分校七期）卻往往會被排除在圈外。

蔣軍內部派系林立，到了功德林也是，而且還有完整的鄙視鏈：黃埔的瞧不起雜牌的、雜牌的瞧不起特務，所有人都痛恨漢奸，作為鄙視鏈的“底層”，能像沈醉文強那樣“朋友眾多”的真沒幾個。

杜聿明有好吃的肯定先給文強，宋希濂有好吃的肯定先給鐘彬，沈醉贏了糖果，肯定不會分給“老同事”董益三，至于徐遠舉周養浩能不能分一杯羹，那就得看他們的“態度”了。

不管是誰贏了糖果，估計都少不了王耀武那一份，因為學習委員王耀武在功德林比文娛委員宋希濂人緣兒還好：“每次學習完，各學習小組便向他匯報各組學習的情況，由他匯總向管理所匯報，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組去傳達。這樣做，首先消除了大家的顧慮，大家對王也很信任，有什么思想問題不愿和小組長講的，便和他去談，這就比向管理人員去談少了許多顧忌。他的確是認真負責如實地反映問題，不僅得到領導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學（戰犯在管理所互稱）’的信任。”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人情世故，匯聚了數百被俘將領的功德林更是一個大江湖，大圈子里有小圈子，小圈子還互相交叉，只有少數人連一個圈子都擠不進去，1958年的秦城農場春節熱鬧非凡，但也有人獨自向隅，黃百韜兵團的二十五軍軍長就是其中之一：“在大除夕夜，大伙玩到半夜才去睡覺。我平日一上床，便和電燈一樣，電門一閉，一會兒就昏昏入睡，蒙著頭睡在我左邊的陳同學，竟在被子里嗚嗚咽咽地哭出了聲來。”

陳士章應該不是電視劇《特赦1959》中陳士章的歷史原型，他這個正規軍人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那就很說明問題了，陳士章也是頗有惡搞天賦的，第二天小組長問他為什么半夜偷著哭，他的回答夠噎人，但組長卻拿他無可奈何：“我昨夜做夢，夢見你死了，我舍不得你，所以哭了起來。”

說都知道陳士章是在變著法兒罵人，但他說得“情真意切”，說明他平時的心態，也是比較放松的，于是更有意思的問題的問題就留給了讀者諸君：杜聿明和宋希濂在功德林都有“鐵哥們兒”，好東西自然先給好哥們兒分享，沈醉贏了的糖果，會最先送給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