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飯一百年

在中國，沒有哪一頓飯比年夜飯更有象征意義。無論戰亂還是和平，無論貧窮還是富足，中國人總是會在這一天，一家圍坐，吃一頓年夜飯。任時代變遷，歲月洪荒，這一頓飯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猶如一個“恒定之錨“，從一餐飯之中，可以了解中國性格。這餐飯不僅僅是一餐飯，而是百年以來中國日常故事的注腳。感知這一餐飯的歷史，其實就是回望山河，擦亮過往。

舊時舊年

一九一〇年春節，宣統二年，溥儀那年四歲。 按照慣例，皇室會在太和殿舉行國宴，招待王公貴族和外國使節，皇帝只會出于禮節親臨，而不進食。

宴會菜品極盡奢靡，“太和殿大宴設宴桌二百十桌，用羊百只，酒百瓶”。 事實上，四歲的溥儀也沒什么東西吃，他還太小了。

那一年的上海，已流露出關于春節的某些洋派氣質。 二月一日（正月初一）出版的《申報》上，有則雜談： “新年各處同也，而上海之新年特別者： 門上懸松柏，西例也； 賀歲穿貂褂，京式也； 體面商人元旦必手籠箭袖，仿宮派也； 地方紳董初三日穿補褂拜年，忘忌辰也。 ”

兩年后的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布改用公歷。 那也是一個一切要求“新”的年代，舊的皆要廢止，包括舊歷新年。 原來的“元旦”，被用來指代公歷一月一日，農歷歲首被改稱“春節”。

一九三五年，一位作家寫下一段關于中國人與食物的文字。 他說： “人世間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將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學問，而是——吃！ ”這個人叫林語堂。

在這一年另一篇文章《記元旦》里，林語堂說： “我再想到我兒時新年的快樂，因而想到春聯，紅燭，鞭炮，燈籠，走馬燈等。 在陽歷新年，我想買，然而春聯走馬燈之類是買不到的。 我有使小孩失了這種快樂的權利嗎？ 我于是決定到城隍廟一走，我對理智說，我不預備過新年，我不過要買春聯及走馬燈而已。 ”

還是一九三五年，魯迅也寫了一篇文章《過年》： “我不過舊歷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

從一九一二年開始，魯迅就沒有過過舊歷年，無所謂節日，也就無所謂年夜飯。 在之后的一九三六年春節——也是魯迅生命中最后一個春節——他在日記里寫道： “陰歷丙子元旦。 雨。 無事。 晚雨雪。 ”

▲《魯迅》

在某種程度上，春節屬于童年。 梁實秋在《北平年景》里說： “吃是過年的主要節目。 年菜是標準化了的，家家一律。 人口旺的人家要進全豬，連下水帶豬頭，分別處理下咽。

一鍋純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絲又是一碗，加上山藥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兒，魚凍兒，內皮辣醬，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夠，初一不動刀，初五以前不開市，年菜非囤集不可，結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 ”

那時的年夜飯，標配是暖鍋，就是梁實秋說的一鍋燉肉，加上蘑菇、粉絲、山藥，一碗又一碗的，上海稱作“全家福”，到了安徽，則是胡適家的“一品鍋”。

梁實秋嘗過之后回憶說： “一只大鐵鍋，口徑差不多二尺，熱騰騰地端上來，里面還在滾沸，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一層油豆腐，點綴著一些蛋餃，盡底下是蘿卜、青菜，味道好極。 ”到了廣東客家，則是盆菜，各種食材分門別類，內容卻沒有定規，一般會有蘿卜、豬皮、魷魚、冬菇、雞肉、炆豬肉，上層總會是精貴的食材，下面是吸收湯汁最佳的食材，一層一層團圓著吃。

饑餓年代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新政協會議決定沿用公元紀年法，將公歷一月一日定為“元旦”，農歷新年定為“春節”。

一九五〇年的春節，成都過得有些安靜。 往年要祭灶， 大戶人家往年的耍獅、舞龍燈，這一年也停了，有的人家甚至換上舊衣服，吃咸菜，以標榜自己是“無產階級”。 鞭炮自然不敢放，怕被混淆成槍炮，年夜飯也吃得安安靜靜。

在民間， 五六十年代，人們講究過“革命化”春節， 當時流行的春聯是“三十不停戰，初一堅持干”。 還有“五不準”： 不準放鞭炮、不準燒香拜佛、不準滾龍舞獅、不準大吃大喝、不準賭博。

與“革命”聯系在一起的，還有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人普遍的，有關物資匱乏的記憶。

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日出版的《北京日報》上，記錄了一戶普通北京市民的年夜飯： “我們買了幾斤肉、一只雞、一條魚，加上點青菜、豆腐，夠我們一家子快快活活吃幾天的。 ”

然而，僅僅一年之后，國家對豬肉、牛羊肉、鮮蛋、紅白糖、粉絲、糕點等副食品就開始實行憑票供應。 每月每人供應豬肉六兩、牛羊肉五兩。 另外，“五一”供應鮮魚，端午供應粽子，供應時間在三至七天，售完為止。

到了一九五九年，副食品供應全民緊張，連大白菜、蘿卜、蔥、蒜、糖塊，也開始憑票供應。

一九六〇年除夕，遼寧老人李連舉在日記里寫道： “一個大食堂里，黑壓壓的幾百號人，喝著極稀的粥，還摻了點樹葉子磨成的粉。 那樹的葉子平時是蠶農們養蠶用的。 糧食局每個人都發到一斤細面和一斤肉，一想到回家包餃子過年，每個人都喜滋滋的，但自家吃餃子，左鄰右舍怎么辦？ 后來家里人一人平均吃到兩個餃子，那兩個餃子成為春節期間家人吃的惟一一頓細糧。 ”

能吃到白面已經叫人羨慕了，新華社高級記者李錦是江蘇射陽人，在他的記憶中，一九五九年“吃食堂”后“大概過去一個多月，米就看不到了，從北方運來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鍋的胡蘿卜纓子，后來便吃淀粉圓子，那是把玉米皮與桿子碾碎磨成面做的。

這時候，便吃榆樹皮了，榆樹從底部到頂梢是一片白，都被人們吃光了。 ”一九五九年春節，李錦家吃的是一鍋胡蘿卜飯： 很少很少的米，也沒有菜，切碎的胡蘿卜里撒上一把鹽。

鄰居的湯年糕

年年難過年年過。 即使物資如此匱乏，吃一頓年夜飯也是家家戶戶的渴望。 六十年代上海條件比大多數地區好很多。

在一九四八年就進入上海順興菜館的國家級廚師李興福的回憶中，六十年代上海人為年夜飯，也是精打細算： “每年年前，小菜場里半夜三點鐘開始排隊。 要買到些禽類過節，大致得花6－8小時，冬天腳也要凍僵，為的就是飯桌上的一碗蒸帶魚、一鍋老母雞湯。

當時食材緊張，上海人就開始動腦筋給年夜飯增光添彩。 當時，餐桌上過年時，會有一道民間版自制的土豆色拉，奧妙就在這色拉醬上。 當時沒有現成的色拉醬買，要自己做。

一些家庭就琢磨出了方法，打兩個雞蛋，只取蛋黃，要把它小心而完整地留在半個雞蛋殼里，蛋白當然也不會浪費，一會兒可以蒸熟了切丁，拌在色拉里。 然后把蛋黃在碗里打碎，再小心地一點點地倒入花生油，拿筷子往一個方向攪拌，不能顛倒。 要攪拌很久，一直攪到蛋白變成白色的乳劑狀才行。 最后還可以加點白醋。

然后，再拌上蛋白丁、煮熟的豌豆和土豆丁，還有熟食品廠買來的紅腸切成丁，色拉就做成了，照樣是道“贊得不得了"的小菜。

美食家沈嘉祿回憶七十年代上海春節食俗，年糕是家家戶戶都要吃的——“買年糕也要排隊，還要憑戶口簿，小戶多少，大戶多少，還煞有介事地蓋個章，防止有人多買。

有些人家連年糕也買不起，戶口簿就借給鄰居買，鄰居燒了湯年糕，盛一碗相贈，也是情意暖暖的。 門檻緊的上海人不買剛從廠里做出來的年糕，因為此時的年糕含水量大，稱分量顯然吃虧。

過一夜，甚至等年糕開裂，分量就輕了。 此時用同樣的糧票或鈔票買，年糕可能多出一兩條來。 平常上海人吃青菜湯年糕，加一勺熟大油，又香又鮮，可以吃一碗。 過年時則吃黃芽菜肉絲炒年糕，上品點兒的，做一盆韭黃肉絲炒年糕，招待客人體面過人。 ”

年夜飯伴著春晚上桌了

待到一九七九年，北京的市民們終于不再為年夜飯發愁了，盡管那時候還是憑票供應。 當時的報紙上記載： “春節市場上有金漿、西泉、潞泉白酒投放市場，大核桃巧克力、話梅糖等恢復生產，蛋香餅干、香酥餅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十一種新產品安排生產供應。 ”

一九八〇年，由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試制的豬肉白菜餡速凍餃子開始在東單等六大菜市場出售。

到了一九八一年，報紙上說，“北京居民春節每戶供應四至八元一斤的花茶二兩，大料、黃花、木耳各一包，大白菜二十斤，一斤糧票豆腐及一斤糧票豆制品”。 部分小吃店增添了平時不供應的“蜜三刀”等小吃。

一九八三年，春節所在的二月份，城鎮居民每人供應“富強粉三斤、小雜豆一斤、江米一斤、花生油4兩、香油一兩、花生半斤、瓜子三兩、麻醬一兩、魚兩斤（定量內每人保證半斤黃魚）。 ”

一九九二年，北京西單菜市場推出五種家庭套餐，每套五十至七十元，回家簡單一加工就是豐盛的年夜飯。 再后來，人們開始外出吃年夜飯……

一場變革開始了，而變革的細節總是從一餐一飯中體現出來。 一九八三年開始，中國人年夜飯上添了一道”大餐“，就是春節聯歡晚會。

第一年，給觀眾留下最深印象的節目，大概就是王景愚的《吃雞》，而李谷一則一口氣唱了《鄉戀》等七首歌曲。

第二年，陳佩斯和朱時茂第一次參加春晚，《吃面條》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氣候……除夕夜，一家人邊吃團圓飯，邊看央視現場直播的春節聯歡晚會，漸漸成了中國老百姓約定俗成的過節方式。

尾聲

春節，是農業文明的產物。 在舊時，因為農閑，才有大把時間為過年做種種細致的準備。 在一個工業化的都市里，對過年的種種經歷的追憶，是一次集體抒情，也是站在此地遙望彼時的感懷。

除夕之夜，無論相隔多遠，工作有多忙，人們總希望回到家中，吃一頓團團圓圓的年夜飯。 在鞭炮聲中，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共同辭舊迎新。 一家老小互敬互愛、共敘天倫，圍坐餐桌旁，倍感幸福。

對中國人來講，過年不僅僅是美食與親情的盛宴，還意味著漂泊心靈的安撫，以及精神世界的自我料理。比起 辭舊迎新拜年納客大塊朵頤，在擁爐而烤心里暖融融的冬夜，趁此機會讀幾本書，不正是最好的精神享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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