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巍評《馬匹與文明的締造》｜人與馬，共天下

《馬匹與文明的締造》，戴維·查費茨著，扈喜林譯，中信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440頁，88.00元

英國學者戴維·查費茨（David Chaffetz）的新作《馬匹與文明的締造》以四百余頁的篇幅書寫了縱貫四萬年、橫跨歐亞大陸的人馬互動的文明史。全書以時間為線索，講述了馬參與人類文明的長時段歷程。作者提出理解歐亞歷史的關鍵不只在王朝興替，還離不開馬這一關鍵動物提供的動力。出于定居文明對優良馬匹持續存在的巨大需求，“絲綢之路”也可以稱作“馬匹之路”。對于這一觀點，我們并不陌生，但查費茨不斷在斯基泰、匈奴、契丹、突厥、蒙古等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國、印度、波斯等農耕文明之間跳轉切換，充分運用對照和群體比較方法將紛繁復雜的史料串聯成引人入勝的敘事，從而為我們更全面地認識歐亞大陸帶來了更多的信息和啟發。

全書利用考古學、生物學、軍事史和文化史等不同領域資料，對馬在不同時段各種社會形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分析。例如，作者詳述了馬匹在草原經濟結構中的不可或缺，這不僅因為它是食物、燃料和移動能力的來源，還在于它能夠為牛羊等反芻動物提供保護和引領（20-21頁）。與草原環境相比，農耕區的土壤看似肥沃，但雨水沖刷掉了硒、鈣等礦物質，導致難以養出超過十三手高的馬，哪怕它們是優良馬種的后代（103頁）。這導致農耕社會難以自給精良馬匹，不得不長期向周邊“文明競爭者”購馬。又如，書中對戰車與騎兵的技術換代也做出了解釋：最初人類用于戰爭的是馬拉戰車，而非騎乘，這是因為早期的馬體型小、各類裝備尚不完善，隨著嚼子、馬鞍等各類馬具得到改進，有目的地培育出可堪負重騎戰的優質馬種，真正的騎兵時代才正式到來。

作者引用古希臘、波斯、中國、蒙古、印度、土耳其等多種語言中有關馬的詞匯和典故，評析了歷代文學和圖像中對駿馬的描述，不但為技術演變過程中的諸多細節提供了扎實的注腳，也讓全書讀來生動流暢。正如彼得·戈登（Peter Gordon）在書評中所說：“這本書文字優美，結構清晰，每一步論述都有恰到好處的例證。”在農歷馬年到來之際，如此一部融學術深度與可讀性于一身的佳作，無疑值得推薦給廣大讀者。

唐《牧馬圖》

筆者長期關注歐亞大陸范圍內與馬相關的技術知識傳播，私下曾戲稱“人與馬，共天下”，馬并不僅是被驅使的工具，更是與騎者合伙創業的“真堪托死生”的伙伴。在推薦新著之余，筆者也希望結合查費茨提供的資料，提出對歐亞大陸馬匹知識傳播的結構與動力的點滴思考。

從這本書的英文書名（Raiders, Rulers, and Traders: The Horse and the Rise of Empires），可以大致歸納出有關馬的馴化、養牧、駕馭及評鑒等知識，主要在三類人群之間傳播交流——游牧民族、定居農耕民族以及在二者之間充當橋梁中介的貿易者。這一組長期互動的“三體”，奠定了馬匹知識流動的特點。

首先，在歐亞草原的游牧民族內部，馬的知識天然地孕育和發展，并經由部落遷徙和征戰迅速傳播。

馬在游牧社會中是生存和征服的核心，游牧民世代與馬為伍，積累了最豐富的馬匹馴養經驗。如前所述，馬是游牧民族不可或缺的生活和生產資料。平日里人們離不開馬奶制品和馬糞便，狩獵戰斗時則能在“一馬當先”和“打不過就跑”之間迅速切換。在長期適應互動下，騎戰技能對游牧民個體而言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人與馬結成親密的心理紐帶，從而默會性地完成諸多馬術技巧。但在歷史視角下，這類技能又是漸進的，草原上曾涌現出復合弓、閹馬騎乘、高橋馬鞍、帕提亞后射術等二級創新，對于另一些改善騎乘條件的技術，如馬鐙、馬蹄鐵等，游牧民卻因對騎乘過于熟悉，接受起來相對遲疑（154-155頁）。當某一游牧群體取得新技術優勢后，往往通過戰役或日常移動傳播到其他草原部落乃至遠方。甚至馬和游牧民族的身體都因長期騎乘發生變化：馬患上關節炎或腰椎融合等疾病，人的股骨則因大腿和膝部長期用力而逐漸拉長。四千年前草原墓葬中這類傷病的存在，是騎馬活動存在的證據之一（26頁）。遺憾的是，除了在游牧農耕復合王朝，古代草原馬匹知識很少通過文字系統地記錄下來。

第二，對于中國、印度、波斯、西歐等定居農業文明來說，有關馬匹的許多知識最初來自草原，然后在本地加以吸收、改造和發展。

幾乎所有重視騎兵的農耕政權都曾主動從游牧者處獲取馬匹，并在借鑒外來知識后建立馬政體系。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紀，西亞的赫梯帝國就從草原招募了一位名叫基庫里（Kikkuli）的戰車教頭。楔形文字泥板上留下了基庫里的訓練建議，其中的術語有不少與古代印度吠陀經中的詞匯類似（47頁）。公元前七世紀的亞述帝國也向游牧的米底人學習先進的馬具和馬術。對米底騎兵的過度依賴甚至釀成公元前612年米底人倒戈起義，攻陷了亞述都城尼尼微。這樣的事例在后來的唐朝、馬穆魯克王朝等多次復現，揭示出馬匹知識是融合一整套技術的“知識包”，在異質的農耕社會，它只能逐漸解壓縮。當與知識相適應的社會組織形式還有必要整體存在時，馬匹這類戰略物資對農耕社會實際上具有潛在的風險。

隨著知識移植進程的推進，草原上粗糲的馬文化在定居文化中得到增殖。原本簡單明晰的英雄傳說在波斯《列王記》等史詩中加入了更多細致的情節，而馬匹的命名也從具象趨于意象。馬匹知識在傳播的同時與既有知識系統展開密切互動，例如充斥著神秘色彩但對養育良馬實用價值有限的相馬術（100頁），以及脫胎于人的體液平衡學說的馬匹喂養手冊等（263頁）。這種知識冗余的現象在農耕文化面對舶來品時十分常見。實際上對于農耕民族來說，養馬在經濟上并不劃算，這導致養馬者經常敷衍了事。在承平時期，文人墨客們歌頌的往往是雍容的肥馬、慢馬。

第三，活躍于歐亞商路上的貿易者充當了馬知識跨文化傳播的中轉站。

除了我們了解較多的中國古代歷代馬市外，中世紀印度也依賴從中亞和阿拉伯輸入的軍馬。印度王公為買馬付出大量金錢，令西亞和歐洲商人趨之若鶩，控制貨源的波斯商人和葡萄牙商人先后組建跨海貿易網絡。其中葡萄牙人最初為香料遠赴印度，最終卻靠壟斷馬匹進口使果阿港貿易繁榮，他們甚至改進了船舶設計以更好地運輸馬匹（270頁）。馬商走南闖北，不僅出售馬匹，也傳播著馬的飼養與鑒別知識。若無嫻熟的相馬眼光，很可能在貿易中受騙，買到看似年輕的老馬，或在馬具中灌水假冒的駿馬。幸而隨著馬匹貿易的持續開展，實用的相馬術也在傳播，而買賣雙方的鑒定技能也隨著雙方博弈逐漸演進。貿易者的作用在歷史上常被王侯將相所掩蓋，但他們在知識交流中的潤滑作用卻不可忽視。查費茨注意到漢武帝在獲知“天馬”信息之后，邊境商人踴躍請纓前往中亞采購，而他們的失敗則成為耗費巨大成本遠征大宛的前奏（114-115頁）。

一些馬具創新的傳播，以往研究者多強調作戰帶來的“激發式傳播”以及由此衍生的騎兵訓練等軍事交流途徑，但也應看到，馬鐙、馬鎧、蹄鐵以及華麗的馬鞍，都需由工匠制作，而在專供皇家貴族的產品之外，貿易依然是它們在民間傳播的必經渠道。在歐亞大陸尺度下，正如查費茨所說，“馬匹之路”是各地買家和賣家共同走出的人類歷史上第一條大規模國際貿易路線，讓馬文化在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中得到共同推崇（第7-8頁）。

我們以查費茨提供的信息為基礎，可以大體描述不同層面的馬知識在歐亞大陸不同群體之間的傳播結構。從圖中可以看出，在跨文化貿易框架中，優良馬匹的生產者——游牧民族，和消費者——農耕民族，在文化接觸初期如果直接深入彼此腹地，總是面臨疑惑甚至恐懼，這種潛在的沖突風險的根源在于馬的早期馴化所塑造的不同生業形態的分離。而要持續開展相對和平的貿易和文化交流，必須借助貿易者的粘合潤滑作用。

與馬相關的知識在歐亞大陸不同群體之間傳播的結構（使用Gemini 3 Pro繪圖）

讓我們把注意力轉向馬知識傳播的動力機制。馬匹知識之所以在不同社會知識體系間流動不息，背后存在著各方面的動因。它們既驅動馬匹知識的宏觀結構中不同部分連接起來，又通過推動知識的再加工、博弈等融合進程，參與著不同部分的演化。這些動因可初步歸納為生態環境的差異、各文明因馬的功用（特別是軍事用途）形成的供需落差、商業逐利等。

首先，在生態環境方面，歐亞大陸各地懸殊的自然條件直接影響著馬匹與其他近似功能生態位的動物之間的競爭，以及飼養和相關技術獲取的必要性與發展方向。理查德·布利特曾對中東和北非環境下馬匹與駱駝的競爭做出精彩論述，查費茨的書中則多次將馬與同樣可用于作戰和運輸的大象加以對比。印度大部分地方炎熱、潮濕、森林茂密，不適合養馬，擁有可怕戰斗力和雄壯外形的大象則成為王權的象征。氣候環境的長期穩定讓印度王公認為僅靠大象就能打敗騎兵。然而戰馬卻擁有戰象無法比擬的靈活性和規?；瘍瀯荩@讓歷史上自信的大象擁護者們屢遭慘敗。經過淘汰剩下的印度統治者轉而寧可忍受不斷進口馬匹的沉重財政負擔，也要讓國家命運與來自草原的戰馬和騎兵深度綁定。與印度貴族不同的是，初出草原的蒙古人占領撒馬爾罕后，放任那里飼養的大象自行到野外覓食導致它們全部餓死，這也顯示出環境影響下的觀念延續性（82-85頁）。

定居民族精心采取各種措施，盡可能讓馬過得舒適，比起馬的諸多優點，付出這些辛勞完全是值得的。定居民族幫助馬匹適應不利環境而做出的種種技術改進，在游牧地區卻顯得可有可無。例如草原適宜馬匹自由放牧，游牧騎手的馬匹儲備充足，很少給馬釘蹄鐵；相反，在崎嶇山地或堅硬路面上行軍，若無蹄鐵保護，良馬極易磨損受傷。正因如此，蹄鐵這一技術首先在高句麗等多山的東北亞地區獲得廣泛應用，后續又傳至河西走廊一帶。

敦煌莫高窟壁畫《張議潮統軍出行圖》

第二，農耕文明對馬匹的精細管理無法彌補對優良馬匹持續存在的巨大剛性缺口，造成不同文明間長期存在馬的供需落差，并轉化為近于先天存在的養馬知識的勢能差。

農耕文明在養馬方面的生態劣勢導致其馬政經濟成本居高不下，養馬傳統難以深入社會基層。出自農耕地區的馬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不足以支撐國防需求，幾乎只能從游牧部落雇傭騎兵或訴諸馬匹貿易。根據馬市記錄，游牧民帶來準備出售的馬匹幾乎總是遠超農耕民族的需求量——如果可能，游牧民巴不得賣出整個草原上的馬匹，再把換得的錢帛手工品散發到整個草原。通過代理馬匹交易，賣馬部落贏得游牧地區公認的權威性，而農耕社會的物質文化也滲透到草原深處。

農耕民族雖不甘于財富外流，但無論是不時爆發的戰爭，還是平日舉行的狩獵、賽馬和馬球等活動，都暴露出國家馬政成效的難如人意。這迫使他們服從馬匹知識的勢能差，不斷從游牧民族那里尋求優良馬種和馴養技術，由此形成包括作為物質的馬匹、作為知識實踐者的養馬人和理論化的養馬知識等不同層面的知識流動。

查費茨注意到，當游牧民族占領農耕區域建立王朝后，他們往往從賣馬人變成買馬人（229-230頁）。這一方面出于把農耕文明的財富借馬匹貿易向草原轉移的思維慣性，一方面源于軍隊規模擴張導致的馬匹緊缺，游牧帝國更清晰地意識到：騎兵的戰斗力基本等同于坐騎的沖擊力和耐力。當然，來自阿拉伯乃至法蘭西的高頭大馬也遠比蒙古矮馬更討得開過眼界的統治階層的歡心。

第三，貿易者的逐利性也是知識傳播的重要動力。

如前所述，跨區域馬匹貿易在古代極為繁榮，而商人逐利本能使他們樂于充當知識中介，將各地養馬良法介紹給潛在買家，某種程度上他們提供的技術服務比貨物更有價值。例如穿梭于唐帝國與突厥汗國之間的粟特商人既賣馬也賣馬具、教授騎術；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在向印度各邦提供戰馬時，同時傳授歐洲的飼料配給和馬蹄護理經驗，以減少熱帶氣候對北方馬的不良影響，從而加強客戶黏性，保證“回頭客”。商人們還擅長“看人下菜碟”，給不同身份的顧客提供不同等級的馬匹。在赫里德瓦爾等印度馬市，披掛華麗鞍具的頂級馬匹不明碼標價，而是私下出售給特邀的尊貴買家（136頁）。很顯然，關于名馬的產地、毛色、體格等鑒定知識，與印度人用來支付貨款的各類寶石的評估知識同時雙向流動。面對中低端的軍用和大眾市場，馬商則采取規模經營策略，并運用對動植物季節周期和草場地理知識來讓貨物增值。例如阿富汗和中亞馬販經常低價收購體格瘦弱但具有潛力的普通馬匹，在合適的環境中加以飼養調整，特別是在趕赴馬市之前，要在喜馬拉雅山麓的草場休憩，給馬匹“催肥”，轉賣獲利。

不同地區和人群對于馬匹的具體偏好，也引導著育馬知識向專業化方向發展。例如地處半干旱平原的印度拉齊普特人喜好耐熱耐渴的小型戰馬，而阿拉伯沙漠部落鐘愛速度快、爆發力強的突擊型快馬。市場導向促使商人與育馬者結合，運用愈發專門化的飼養訓練技術，培育出具有重型戰馬、輕型迅跑馬、長途耐力馬等不同特色血統的純種馬。

遼代云紋鎏金銅馬具，內蒙古博物院藏。

中世紀中葉可以說是“馬背文明”主導歐亞格局的時期。在政治上，草原的征服者憑借騎術威震天下，開創了一個又一個的馬背帝國。而馬匹突出的流動性也為文化和知識體系帶來了更多的擴張性。掠奪者和貿易者在文明間穿針引線，讓草原與農耕不再是涇渭分明的“文明對蠻夷”的二分結構，而是在多孔甚至交融的邊界雙向影響。這一格局隨著近代火藥槍炮等新軍事科技的興起而發生扭轉。歐亞草原逐漸被周邊的定居政權瓜分。運輸效率更高的蒸汽交通工具則讓人類的物質和知識交換進入新的階段。

盡管馬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但其傳播史依然為今天的全球化提供了早期范例和鏡鑒，正如絲綢之路研究者彼得·弗蘭科潘所說，“東方和西方之間的這片土地曾是地球旋轉的軸心”，馬作為連接歐亞大陸眾多文明的紐帶是不應被遺忘的?！恶R匹與文明的締造》恰打破了歐洲中心觀的成見，彈奏了定居者與游牧者共同譜寫的樂章。它讓讀者領略到，文明的進步從來不是孤立封閉的，知識和觀念交流塑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主流和常態。另一方面，從古代的馬匹到近代的蒸汽機，再到現代的石油和核能，驅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技術不斷轉型，其背后知識傳播的結構與動力也在不斷演化。查費茨的著作不但是對馬曾經承載的文化交流的一曲頌歌，也為我們提供了關于交流互鑒、盛衰興替的智慧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