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閱讀｜商品作物背后的資本主義全球史

近年來，隨著全球史的不斷發展，物質文明史，尤其是蔗糖、棉花、茶葉等商品作物的全球史成為史學界的研究熱點。這些商品作物過去只在局部地區內生產消費，后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和世界市場的形成、擴張逐漸從區域商品轉向全球商品。這類微觀史往往與西方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史之間存在著深層關聯。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一書里程碑式地將棉花這一商品作物嵌入資本主義全球史進程。之后的近現代商品作物史書寫多在這一框架下展開，近年來，相關研究逐漸出現從全球回歸地方、關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進程下的多元地方性的突破。本文選取筆者于過去一年間閱讀的四本商品作物的全球史作品，做簡要的介紹和述評，期以展現從商品作物史窺資本主義全球史的不同路徑。

Jonathan E. Robins, Oil Palm: A Global History ,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1.（喬納森·E. 羅賓：《棕櫚油的全球史：從奴隸船到購物籃》，徐海冰譯，朱明譯校，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24年。）

《棕櫚油的全球史：從奴隸船到購物籃》可稱是一個較為標準的關于商品作物的全球史的寫作范本。作者基于書信、旅行游記和回憶錄、企業記錄、政府檔案館中的備忘錄和報告等史料，梳理了數百年來油棕樹從非洲向外轉移及其產出的棕櫚油成為全球主要商品的歷史，如作者所言，這并非某一種植物的自然史，而是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力量長期地、逐漸擴大至在全球范圍內塑造了并作用于商品作物的歷史。

作者將油棕及棕櫚油的歷史置于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長時段進程中。16世紀起，大西洋奴隸貿易成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核心引擎，油棕正是在這一暴力貿易網絡中，完成了從本地資源到商品的初步轉變，這一時期的油棕尚是奴隸貿易的附屬商品，但已卷入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邏輯。到19世紀，隨著奴隸貿易在全球范圍內被廢除，油棕成為奴隸的替代商品，填補歐洲資本主義工業化對廉價油脂的巨大需求，此前為奴隸貿易服務的經濟體系被改造為油棕貿易的工具，歐洲資本通過控制棕櫚油的生產貿易，將非洲小農戶綁定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非洲的自然資源被轉化為歐洲的工業資本，非洲成為歐洲的原料產地，形成“歐洲工業—非洲農業”的全球分工格局。20世紀初，隨著歐洲對非洲、東南亞殖民統治全面確立，油棕產業進入種植園時代，資本主義通過土地法令、勞工制度、暴力機器等，建立起合法的、制度化的剝削體系。二戰后至今的后殖民時期，資本主義邏輯并未消失，而是由“發展主義” 話語重新包裝，油棕產業依然是后殖民時代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重要載體。

《棕櫚油的全球史》在時空范疇上，跨越了資本主義數百年全球擴張的不同階段，輻射了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等多個區域，構建起油棕產業全球化的全景式圖譜；在分析維度上，綜合了經濟、政治、生態、社會、技術等多重視角，展示了從商品作物窺全球史的多維分析范式。但這也使該著在敘事廣度和分析深度上稍顯失衡。如作者本人言，未充分分析油棕的生產貿易區，葡語非洲的缺失尤為明顯；對于一些概念的使用存在過于寬泛概括的風險；對一些精彩論點的深入挖掘不足，稍顯缺憾。

Steven Topik and William Gervase Clarence-Smith (eds.), The Global Coffee Economy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00-19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威廉·杰維斯·克拉倫斯-史密斯、史蒂文·托皮克：《全球咖啡經濟（1500—1989）：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益智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22年。）

咖啡作為當今世界最流行的飲品之一，自16世紀起就是全球貿易中的重要商品。目前已知最早的咖啡植物起源于埃塞俄比亞。15世紀末，也門伊斯蘭教蘇菲派開始在宗教儀式中飲用咖啡；16世紀，咖啡隨著奧斯曼帝國擴張在伊斯蘭世界得到推廣普及并世俗化；17世紀，咖啡通過外交和戰爭傳入歐洲，又隨著歐洲各國的殖民擴張活動同種植園經濟一起被引入其亞非拉殖民地。《全球咖啡經濟（1500—1989）：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脫胎于1998年首屆“全球咖啡的社會與發展影響歷史”國際會議，由來自九個國家的學者撰寫的十五篇專題研究組成，內容深入到過去五個世紀里四大洲、十四個國家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的咖啡經濟與社會歷史。

與現有其他關于咖啡的全球史作品，如《咖啡：黑色的歷史》《關于咖啡：咖啡成為世上最受歡迎的飲品的歷史》《濃郁誘人的咖啡：咖啡連接世界的歷史》等相比，《全球咖啡經濟》的核心亮點便在于其未流于對咖啡成為全球飲品歷程的淺泛敘述，而是聚焦咖啡經濟在不同社會觸發的多元動態。如托皮克和克拉倫斯-史密斯所言，咖啡作為初始的資本主義經濟引擎，從統一的理論模式進入不同社會的實踐中，必然會顯現出多元化的地方性，當地的社會關系、歷史背景、文化認知、政治權力等均調節著咖啡的影響。《全球咖啡經濟》分世界咖啡經濟的起源、咖啡與小農勞工、咖啡與政治和國家建構三個板塊，考察了亞非拉前殖民地，如留尼汪、馬達加斯加、爪哇、錫蘭、尼加拉瓜、危地馬拉、喀麥隆、坦噶尼喀、哥斯達黎加等地的咖啡經濟與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環境要素間的交互動態歷史，呈現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也揭示了不同地區的不同社會群體對資本主義擴張的回應——馬達加斯加小農的武裝起義、錫蘭種植園勞工的消極抵抗、哥斯達黎加咖啡從業者通過降低成本或提高品質提升參與世界市場競爭等，這些不同的反應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史的多元圖景。

全球咖啡種植業的興起和發展與這些前殖民地及其背后的帝國息息相關，然此前的相關論作未充分關注到該商品作物的殖民屬性。而《全球咖啡經濟》點出，咖啡世界市場的形成是殖民帝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配置整合的產物；殖民地的咖啡種植園經濟，既是殖民者將殖民地納入其帝國經略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媒介，同時也埋下殖民地社會矛盾的導火索，成為觸發殖民地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誘因。19世紀末法國征服馬達加斯加后，咖啡被殖民當局確立為核心出口作物。一方面，殖民當局奪取或迫使島上土地轉向咖啡種植，嚴重破壞島上經濟結構，糧食安全危機顯現；另一方面，殖民者在島上咖啡出口貿易中攫取大部分利潤，本土小農勞工只能分得微薄收入。本地人因咖啡種植業對殖民統治的不滿不斷積累，最終導致1947年的起義首先于島上咖啡主產區爆發。頗具意味的是，19世紀中葉，這些取得民族獨立解放的前亞非拉殖民地中有不少在殖民地時期的基礎上，將咖啡種植業發展為新興國家的支柱產業和現代化標志，以極大份額掌控了世界咖啡市場。

《全球咖啡經濟》中的小農勞工和政治國家專題也表明，參與該著的學者未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靜態的、本質主義的經濟秩序，而是強調國家等政治力量和諸如小農這類底層行動者在資本主義歷史中的核心位置——這兩股力量在社會生態結構中處于截然不同的境地，但共同影響了資本主義的地方實踐。19世紀英屬錫蘭殖民地的咖啡種植園中的勞力體系極具研究意義：由于咖啡種植園經濟并未嚴重破壞農民與土地的聯系，咖啡采摘期與農業勞動力需求高峰期重合，加上工資相對較低支付不頻繁不規律，造成本地勞動力短缺，故種植園主從印度南部招募低種姓農業工人，并在種植園內建立起基于種族、種姓、性別的勞動力等級制度；盡管勞工被限制了自由流動和結社的可能性，但他們亦進行了抵抗——到19世紀末，曠工和逃離種植園的現象變得尤為顯著。而論及資本主義與國家政權的關系，墨西哥恰帕斯高地的再殖民化過程中，聯邦政府、州政府通過法律、行政、債務、暴力等多重強制手段，將原本自給自足的高地印第安社區系統性轉化為咖啡種植園的廉價勞動力，實現恰帕斯高地的再殖民化與咖啡產業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國家權力成為資本主義擴張和剝削的保障。

受論文集的形式和篇幅限制，《全球咖啡經濟》中的十五篇專題論文欠缺更深入的展開，但仍為從咖啡的商品作物史窺資本主義全球史提供了足夠多元的區域視角，對于類似的研究是頗具借鑒意義的。

Andrew B. Liu,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劉仁威：《茶業戰爭：中國與印度的一段資本主義史》，黃華青、華騰達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

如果說《全球咖啡經濟》展示了資本主義的全球秩序在亞非拉的地方實踐中的多元影響，那么《茶業戰爭：中國與印度的一段資本主義史》則更進一步對歷史學書寫中圍繞資本主義全球化和經濟現代化路徑的主流歐洲中心論發起了挑戰。劉仁威敏銳捕捉到了19至20世紀間中印由“茶葉”所鏈接起來的歷史——英帝國為奪取被中國“壟斷”的全球茶葉市場，在阿薩姆建立茶區，向中國茶業發起跨國競爭，使中印之間生成一段互聯動態的茶業史和社會經濟史。阿薩姆茶葉進入全球市場，推動茶葉價格下跌、從非競爭性奢侈品轉向競爭性日常商品；價格下跌和市場競爭、逐利壓力又反過來促使中印茶業生產者尋找更高效的生產方式，推動了兩地茶區社會經濟秩序的轉型。

作者以中國徽州、武夷山和印度阿薩姆的茶區——而非籠統的清帝國/中華民國和英屬印度的茶業為考察分析單元。在徽州和武夷山茶區，內陸茶商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存活并在茶葉價格持續下跌的經濟格局中依然保持盈利，對茶葉生產施展了更強有力的把控；茶商將生產任務外包給工廠經理，工廠經理則從時間檢測和勞動紀律策略出發，重新調度了季度性勞工的茶葉生產工序，使其更專門化、協調化、高效率，形成一種勞動集約型的資本積累模式，實現了19世紀中國對歐美茶葉出口量的繼續增長。

而在19世紀30年代阿薩姆的早期茶葉種植試驗中，殖民地政府尚推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由市場和自由勞力原則，相信茶葉種植將會自然而然在阿薩姆普及開來。但在經歷了19世紀中葉的印度暴動后，殖民者摒棄了早期的自由主義理念，轉向以實踐經驗取代抽象原則、以殖民化取代自由市場。殖民地政府為茶葉種植園主提供免費土地、稅收優惠和契約勞工體系，并于19世紀60年代將刑事勞動合同合法化以強化契約勞工體系，通過組織起大批量廉價穩定勞動力換取高效益。同時，英屬印度茶業又用“機械化生產”和“東西方文明對立”的帝國話語在國際市場上包裝推銷印度茶葉。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印度茶葉出口超越中國，并在此后數十年間持續繁榮。

與印度茶業的崛起相對應的是中國茶業的潰敗，茶業危機又推動了中國經濟思想的轉變。晚清部分經濟思想家引入西方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思想，主張向包括英屬印度在內的海外茶業競爭者學習，通過機械化改革以復興民族茶業；這一經濟思想脈絡在20世紀導向了對過去曾是中國茶業發展主力的茶商的批判，后者成為中國經濟落后的替罪羊。無獨有偶，印度的茶業經濟亦于19世紀晚期形成了對內的、經濟思想層面的反作用力。印度民族主義者撿拾起過去被殖民者摒棄的政治經濟學自由主義理念，掀起了對刑事契約勞工制度的批判，促使契約制度于1926年被永久廢除。現有的國內外茶史研究均欠缺中印之比較與聯系的視角，讀罷《茶業戰爭》所述故事，便可知中印各自的茶業及經濟思想變遷，若不共置于互聯互動的全球茶葉市場競爭關系之中，便難以言盡言明。

基于對中印茶業生產實踐的挖掘，作者對資本主義全球史書寫中的歐洲中心論和將資本主義限定為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的資本集約型工業化道路發起挑戰。傳統觀點下，中印所在的亞洲世界缺乏發展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動力，后者只能由西歐發明，后傳播至世界各地。而劉仁威指出，徽州和武夷山的茶商基于對勞工的勞動時間和效率的管控建立起的勞動集約化，是由市場驅動、旨在資本積累、在有限的技術和時間條件下最大限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集約化；而同期印度茶業的契約勞工體系通過身體脅迫、時間規訓、勞動力的性別和種族分工等方式來管控契約勞工，與中國茶業同屬勞動集約化，只是“量的差異”，而非“傳統和工業之間的質性對立”。所以19世紀中印茶業具備資本主義屬性的勞動集約化生產，為20世紀兩國茶業轉向資本集約化、機械化生產奠定了基礎。劉仁威就此提出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現代性的創見：“看似落后和邊緣的社會形態，有時卻比大都會社會更具工業化生產的動力。”

作者對資本主義全球史和現代性的創見未止步于對茶業本身的考察，而是繼續推進到對中印兩國基于茶業生成的經濟思想變遷的批判性論述。20世紀的中印民族主義者引入西方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內化成國族的現代經濟思想，掀起對本國“落后”的經濟生產實踐——茶商和契約勞工制度的批判。但正如作者前文所言，19世紀間所謂的非生產性商人資本和不自由的刑事契約勞工體系對于中印茶業的資本主義早期發展其實相當重要，這意味著旨在復興發展國族經濟的中印民族主義者反而恰是接受并回應了西方中心的資本主義路徑，這正表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及其引發的社會革命在亞洲已從經濟領域深入觸及到思想領域。這正是本書的又一大亮點，盡管作者本人亦言，該部分中所呈現的中印茶業互聯關系相較前文變弱，但整體上仍是瑕不掩瑜的。

Michitake Aso, Rubber and the Making of Vietnam: An Ecological History, 1897-1975,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8.

《橡膠與越南的制造：一部生態史（1897-1975）》一書以橡膠這一商品作物為媒介，探討了橡膠從帶有殖民屬性的外來作物演化為越南獨立后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歷程，該過程中殖民政府、科學家、種植園主、勞工、民族主義者等不同社會群體圍繞橡膠種植園的博弈，以及人類行動者與被賦予了能動性的種植園生態間的相互塑造，為從地方出發的資本主義全球史提供了生態史和知識史的視角。

19世紀法蘭西殖民帝國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在東南亞重塑了當地社會環境和生態觀，法國在法屬印度支那的軍事和政治征服與將該地區的自然納入其控制的嘗試同步進行，橡膠種植園成為最有效的變革工具之一。全書第一章梳理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殖民者如何通過森林管理、土地法令、交通建設來重新界定人類與非人類自然之間的物理和知識邊界，以及橡膠種植園被引入法屬印度支那生態的過程。第二章探討了殖民者個體、組織、企業、國家如何建立推廣橡膠業所需的農業科學知識，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社會群體對橡膠相關的科學知識的生產、傳播、接收及知識與橡膠業的實踐之間既存在重疊也存在沖突。

19世紀20至30年代，隨著橡膠種植園取代了原本的森林生態，瘧疾在種植園的移民勞工群體中迅速傳播開來。第三章分析了橡膠種植園中的疾病和衛生環境，以及殖民政府、種植園主、醫學研究人員、勞工等不同群體對疾病的感知和行動和。在第四章中，對種植園瘧疾問題的研究鞏固了殖民政府、種植園主、醫學研究界之間的知識網絡，種族的研究范式與生態學相結合，形成了為帝國殖民和資本主義服務的熱帶科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原法屬印度支那的橡膠業經歷了停滯到復蘇，在這一過程中，橡膠種植園成為不同社會群體為追求現代性而展開斗爭的場所和載體。第五章聚焦于1945年至1954年間交趾支那和柬埔寨關于橡膠種植園的象征性與物質性斗爭：一方面，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1946–1954）塑造了種植園及其周邊環境，種植園環境又反過來影響了戰爭進程；另一方面，反殖民力量與橡膠工人試圖挑戰種植園景觀中根深蒂固的殖民秩序。此后，種植園從殖民空間單位轉變為民族主義的生產中心，為橡膠業被納入越南國家經濟奠定基礎。第六章探討了1954年至1963年越南第一共和國時期的橡膠業運作，盡管后殖民國家政權以小農戶生產為最初愿景，但受政治、戰爭和生態環境限制，加之農業和醫學界仍支持種植園經濟，導致重視種植園而非小農戶生產、重視正規科學而非非正規知識的殖民意識形態遺產仍持續發揮作用。

作為一部生態史作品，《橡膠與越南的制造》以開放而又審慎的態度使用“能動性”和“現代性”概念并探討了它們之間的關系。《蚊子會說話嗎》一文中論及，社會科學解釋中的“行動者”均為人類，人類的行為和意圖構成了資本主義史、民族國家史、現代史等敘事的核心；相對的，農業、疾病、技術等因素被視為人類所作用的“客觀世界”，它們在敘事中的角色本質上是被動的；但社會科學很少關注這兩者如何以多種方式共同產生，也忽視了所謂的“人類能動性”是否在依賴某些非人類因素。而在《橡膠與越南的制造》中，作者并未嚴格定義能動性，而是追蹤歷史的行動者如何賦予生態能動性及其背后的目的和利害關系，如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瘧疾研究中強化蚊子的類人能動性，本質是將種植園經濟對移民勞工的殖民剝削責任轉移到蚊子身上。

作者也指出，與橡膠種植園相關的各類歷史行動者對所謂現代性均有自己的理解，采用不同的現代性定義來評判種植園，本質是提出政治主張和展望未來：殖民官員和種植園主將橡膠種植園視為本國的現代性在殖民地的投影，認為種植園意味著對自然斗爭的勝利，以及科學知識、工業化和機械化生產、擴大的資本主義市場；尋求建立后殖民越南國家的人仍將種植園視為重要的現代性物質和象征景觀；種植園工人將種植園視為自身既與自然又與人類社會的剝削斗爭的場所；而反殖民者則將種植園徹底視為非現代的階級、性別、種族等社會等級制度的象征。《橡膠與越南的制造》一書在這一點上的啟發性正如另一位歷史學者賀蕭所言：“歷史學者從能找到的歷史記載中看到、聽到的，是各種各樣的運動痕跡……我們應從最寬泛的意義上理解‘言說’……有些話語只有在相互關系中才能看到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