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作家94年人生：斷線重縫，地震淚痕未干

在我的童年時代，曾有連續十年的時間，我每天都眺望法國巴黎的埃菲爾鐵塔。不知為何，我總覺得它像是從天而降，終有一日會重新升入高空并消失不見。那時我的身高大約只有三個蘋果疊起來那么高，因為臉頰紅潤，家里人總喚我為“小蘋果”；我的姐姐基齊亞則被大家稱為“基基”。

當年，我和妹妹住在巴黎貝特朗街的一棟帶有花園的房子里，那座建筑如今已成了土耳其駐法國大使館。多年前我重返法國，試圖靠近那道通往貝特朗街的鐵柵欄。兩名身著深藍色制服、紐扣繁多且戴著硬頂圓頂帽的法國憲兵命令我們立即散開。我們當時只想透過柵欄看一眼曾經的花園，那僅僅是屬于我們的童年花園。

我弟弟揚的保姆盧佩總是格外引人注目。我和姐姐總愛炫耀這個比我小14歲的弟弟——他出生時，我們的父親剛從戰場歸來。當時那幾名憲兵曾問：“你們是從殖民地來的嗎？”在那個年代，法國人似乎總認為世界是屬于他們的，仿佛連墨西哥的龍舌蘭也是他們的殖民地。

“我是墨西哥人。”我用法語法回答。姐姐基齊亞則生氣地對我說，沒必要向這些“仆人”解釋什么?；蛟S正因為我總愛提問，后來才做了這么多職業采訪。

每天下午三四點，我們都要被帶去“呼吸新鮮空氣”。我們手持小木棍沿著貝爾通街飛奔，追逐滾動的鐵環，那是當時被迫進行的體能鍛煉。

在塞納河畔的石堤上漫步，穿過巴黎第十六區，對我們而言既是學習之旅，也是充滿未知的初次冒險。當時的河水呈鉛灰色，透著危險的氣息；戀人們選擇在那幽會，而法國歌手夏爾·特內尚未唱響那些贊美塞納河與法國的經典歌曲。

在那時八九歲的孩子眼中，真正的敵人并非冰冷的河水，而是被街頭巷尾稱為“德國佬”的德國侵略者。

在那段快樂的時光里，我們總是牽著女家庭教師的手歸家。在臨近貝通街的鵝卵石河岸邊，我們常玩“馬車夫與馬兒”的游戲，而我永遠扮演那匹奔跑的馬。直到基齊亞去世，我似乎一直都在扮演這個角色。如今，我那笨拙的小碎步已不復往日的歡快，盡管我仍堅持在墨西哥奇馬利斯塔克的阿爾瓦羅·奧布雷貢紀念碑前散步。

在我的記憶中，母親總是比我們走得更遠。戰爭爆發前，她每個工作日都會穿過塞納河上的一座座橋梁，前往意大利籍法國時裝設計師埃爾莎·夏帕瑞麗的工作室。直到戰爭全面爆發，她才轉而駕駛救護車。戰前，母親常穿著埃爾莎設計的“亮粉色”連衣裙出席各種舞會；我的父親就是在羅斯柴爾德家族舉辦的某場舞會上與她相識。

在那間著名的高級時裝屋里，德裔美國影星瑪琳·黛德麗和墨西哥影星多洛雷斯·德爾·里奧都曾是?？汀Ｄ赣H告訴我，多洛雷斯擁有極其完美的身體細節，而瑪琳·黛德麗則比她更愛照鏡子，表現得更為挑剔且自信。

埃爾莎·夏帕瑞麗常借給母親昂貴的晚禮服。在某些午后，母親會帶我們去時裝屋，店員們總會贈予我們一些“亮粉色”的布料碎片，讓我們給洋娃娃縫制裙裝。盡管我們姐妹倆無論如何努力，那時的針腳總顯得笨拙不堪。 后來，我迷上了縫制那些邊飾上沾滿淚痕的方巾。

或許正因這段與縫紉相關的記憶，在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發生時，我對圣安東尼奧阿巴德的縫紉女工們產生了深切的敬意。當我和埃娃琳娜·科羅娜在坍塌成廢墟的建筑前相擁而泣時，身旁的汽車正載著滿臉驚恐的人們緩緩駛過。那些斷裂的縫線，最終編織成了我對生命最沉痛也最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