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說馬（4）| 從馬政草場看廟堂

馬年說馬

新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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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6年是農歷馬年，在十二生肖中，馬雖位列第七，卻在傳統文化中享有近乎比肩于龍的地位。作為六畜之首，馬不僅是權力與勝利的象征，更被賦予特殊的光環。古人曾說“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以“龍馬”喻駿馬，龍馬在精神上緊密相連，成為中華民族昂揚奮進的文化圖騰。值此馬年新春，“京彩臺灣”推出特別策劃《馬年說馬》，讓我們共赴新歲征程、馬到成功！

先秦經典《左傳》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八個字勾勒出東周列國的核心命脈。而在冷兵器時代的權力棋局中，還有一項貫穿“祀”與“戎”的隱形支柱——馬政。我國自古將馬列為“六畜”之首，對它們的牧養和管理尤為重視。馬政興衰往往牽動著王朝國運，東漢名將馬援一語道破玄機：“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

“馬政”一詞最早集中出現于《禮記·月令》，如“季秋之月”載“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意為天子在秋季舉行田獵，教導軍事技能，頒布有關馬政的法令。而在馬政一詞出現之前，馬匹管理制度出現的時間還能推得更早。根據文獻記載，夏商周三代皆設牧正、牧師等管理馬匹的職位，關于馬匹的甄選、牧養和駕乘的規章制度也已誕生。到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戰亂頻仍，各國雖在局部范圍內推行馬政，卻始終未能形成統一的國家法度。直至秦并六合，書同文、車同軌，才真正建立起全國性的馬政制度體系。

劉邦平定天下后即著手恢復和發展馬政。漢初對馬匹的重視源于戰爭：其一是楚漢戰爭末期，項羽率領少數騎兵以沖擊、穿刺等戰術爆發出驚人的戰斗力，給漢軍留下恐怖而深刻的印象。其二是漢初與匈奴的戰爭中漢軍受制于匈奴騎兵，吃了幾次大敗仗。對于漢朝而言，無論是馬匹的繁育還是有效管理，都變得非常緊迫。

漢王朝官方養馬體系主要有三大核心機構：中央廄苑、地方傳置馬廄和邊郡牧師苑。其中，中央廄苑（如天子六廄）與邊郡牧師苑均直接由太仆統轄。太仆是九卿之一，其屬官包括各類令、監、長等，負責管理馬匹的牧養、調配與使用。馬匹大量繁殖的直接成果是騎兵數量增加，漢文帝時朝廷已能抽調八九萬騎兵防御匈奴。到漢武帝時期出于征討匈奴的需要，養馬達到高峰。朝廷規定從封君到三百石以上官員，按品級向各地驛站提供母馬，由驛站負責飼養并每年收取小馬作為利息。當時京師及邊郡官方飼養的馬匹就達數十萬匹，太仆下屬的牧師苑規模龐大。

圖：“上人馬食大倉”畫像磚，東漢，河南許昌市出土，現藏河南博物院。漢代大力發展馬政，促進了騎兵戰術的發展，在反擊匈奴戰爭中多次取勝

三

進入東漢后，官方養馬業轉衰，《后漢書·百官志二》記載“舊有六廄，中興省約，但置一廄”。東漢末年分三國，烽火連天不休，馬匹數量迅速減少。不僅民間商旅與士人轉而普遍使用牛車、驢車，連天子出行也常以牛車代步。《晉書·輿服志》記載，從漢靈帝、漢獻帝時期起，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牛車已成為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兩晉南北朝時期，戰爭規模進一步擴大，馬匹作為關鍵戰略資源幾乎被軍隊完全征用，民間馬匹更為稀缺。中國歷史上第二個馬政發展高峰，要到幾個世紀后神州再次大一統時。

隋文帝建政后創立牧監制，在全國牧地設左、右牧監管理機構，負責馬籍管理、草料供給及年度考核，但因隋朝短命，這個制度只能被后來者繼承發揚。唐王朝繼承隋制，其發展馬政的首要目的與漢朝相似，即為軍事服務。唐朝的政治中心設在關中，而在邊境上，東突厥、西突厥、吐蕃、吐谷渾等游牧民族勢力強大，對唐朝構成威脅。特別是東突厥的頡利可汗上臺后，仗著“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企圖讓中原維持分裂割據局面，一方面扶持梁師都等勢力，另一方面親自帶兵不斷進犯。唐朝立國之初，邊境幾乎年年遭受突厥騎兵襲擾。出于發展騎兵對抗突厥的迫切需求，唐朝在建國之初便已在隴右地區開始了馬政建設，太宗貞觀年間將其推向高潮和制度化。

但隨之而來的安史之亂讓稍有起色的大唐馬政再次陷入混亂，此后日漸衰微。戰亂爆發后，因唐軍從邊防調往內地平叛，吐蕃趁機入侵。隴右地區的牧場因此遭受重創——不僅戰馬在戰爭中大量損耗，優良牧場也被吐蕃占據。隨著隴右牧馬體系的崩潰，史載“西戎陷隴右，國馬盡沒，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皆廢”。這是安史之亂給大唐馬政帶來的最致命影響。

唐王朝崩潰后，數十年戰亂無疑是對馬匹的又一次巨大消耗。五代亂世，馬政基本處于廢弛狀態，到趙匡胤建立宋朝時，馬匹已是稀缺品。宋太祖試圖恢復監牧制，并大力在邊境向少數民族購買馬匹以補不足。宋朝雖然受制于領土，不能像唐代那樣在北方擁有大量牧場，但從立國之初就致力于建立完善的馬政系統，中央先后設有太仆寺、群牧司、茶馬司等管理機構（但并非同時設立，其職權在不同時期有所演變）。其中皇室用馬由太仆寺負責，全國性的馬匹飼養、車輛管理等政令，則分由群牧司、騏驥院及各監牧負責。

可惜完善的制度難以解決現實問題。北宋的牧監主要分布在京東、京西、河北、陜西這四路，但這些地區的氣候條件并不適合養戰馬。一方面是這里養出的馬大多性情溫順，缺少戰馬所需的耐力與沖擊力，難以適應戰場上的長途奔襲。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區設立牧監也會與農業發展產生沖突，而且牧監大多集中在黃河中下游的核心農耕區，而這些地方人口密集、農業發達，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既要養馬又要種田，難免會引發農牧爭地的矛盾。宋夏戰爭爆發后，持續的戰事消耗與馬匹來源的緊張讓宋朝的馬政狀況進一步惡化。

元

宋亡后，取而代之的元代是馬背上的王朝。對于長期過著游牧生活的蒙古人來說，大群的牛羊與馬是他們的財富；而馬又是交通運輸和進行戰爭的工具，故而對馬匹更為重視。但元朝的國家馬政卻帶有強烈的軍事掠奪色彩。蒙古汗國時期曾實行“羊馬抽分”制，這是蒙古貴族統治者要本族及其所征服各族百姓用馬、羊等牲畜作為貢納的一種形式。

元朝建立后，為解決龐大的軍事和驛站需求，長期依賴“和買”（低價征購）與“拘刷”（無償強制征收）等方式向民間搜刮馬匹。但這種竭澤而漁的政策嚴重破壞了民間養馬業，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元朝中后期的馬政體系難以為繼，逐漸荒廢。至順二年（1331年），監察御史陳思謙曾上書建言“修馬政”，但此時元朝積弊已深，難有實效。二十年后全國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最終埋葬了元王朝。

作為推翻元朝的勝利者，朱元璋吸取的教訓之一便是必須建立一套由國家主導、可持續的馬政體系。身經百戰的朱元璋自然明白戰馬的重要性，尤其是明朝建立后，他還要面對善于騎射的北元騎兵，故而在洪武八年（1375年）二月，下諭“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仆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于蕃息。恐所司牧養失宜，或巡視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其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

明代前期的馬政機構完善、制度嚴密，加上官員稱職，管理得當，使得馬匹大量繁殖，有力支持了明王朝的邊防軍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日久生弊”的現象逐漸出現。以川陜地區的茶馬貿易為例，最初管制嚴格，后來弊端叢生：商人常在官方規定的額度外獲得額外憑證，私自與境外交易，導致官方茶馬司買到的多是中等或下等馬，上等良馬則被商人私下收購、牟取厚利。同時守邊將吏也常以自家劣馬冒充番馬，騙取高質量的茶葉。“自宣德以后，祖制漸廢”，茶馬制度的敗壞就是其中一個縮影。進入明中期，盡管出現過楊一清整頓馬政帶來的短暫繁榮，但總體而言，明代馬政的各個方面都逐漸走向衰落，直到明朝滅亡。

清代馬政體系對中原地區實行了嚴厲的限制政策。清初，朝廷曾一度嚴禁民間養馬，并頻繁征括民間馬匹以防備民眾反抗，導致黃河中下游及江淮等傳統農業區的養馬業遭受嚴重破壞。與此同時清廷在西北、東北等地設立了大規模的官方牧場，專門為皇室、八旗軍隊和驛站提供馬匹。但由于管理制度僵化、腐敗滋生，財政困難與牧場被大規模開墾等原因，官營馬政在嘉慶、道光以后也逐漸廢弛。清代中晚期，隨著熱兵器地位上升和近代郵政興起，傳統的國家馬政體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圖：《畫馬冊》，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冷枚，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冷枚是清代宮廷畫家，其作品擅長于中國題材中運用西洋的陰影及透視畫法，風格工整妍麗，其筆下的馬栩栩如生

縱觀歷史上的大一統王朝，其軍事上的強弱基本與馬政成敗密切相關。施行得當可能成為強國基石，若脫離實際則可能加速內部危機。從這個角度看，幾千年馬政的興衰，更像是冷兵器時代王朝國運的晴雨表。

本文節選自《草場與廟堂 馬政體系的興衰敘事》（《國家人文歷史》202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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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 宇涵

來源 | 《國家人文歷史》

作者 | 周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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