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平年》說起：耽于文藝的皇帝，從來不是好皇帝

一曲《太平年》，寫盡江南煙雨，也唱衰南唐江山。李煜以一支柔筆，寫盡離愁別緒、宮闈風月，將文人的細膩與浪漫發揮到極致，卻在帝王之位上一敗涂地。國破被俘，昔日詞帝淪為階下囚，最終飲恨而終，只留下“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千古絕唱。李煜的悲劇，并非個例，而是中國歷史上反復上演的宿命：當皇帝把文藝當作主業，把治國當作副業，再繁盛的文化表象，都掩蓋不住王朝崩塌的必然。 喜歡文藝的皇帝，大多成不了好皇帝，這不是歷史的偏見，而是權力與才情錯位后的必然結局。
在中國傳統政治邏輯里，帝王的核心使命，是統御萬民、整飭吏治、安定邊疆、厚養民生?；蕶嗍翘煜鹿?，容不得個人喜好凌駕于社稷之上。而文藝創作，本質是私人化的情感抒發，是感性的、審美的、自我的，這與帝王所需的理性、果決、冷峻、務實，天生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一個深陷文藝的皇帝，必然會把文人的思維帶入朝堂，用審美代替判斷，用才情取代權謀，最終在溫柔風雅中，一步步耗盡王朝的元氣。

李煜便是最典型的代表。他精通書法、繪畫、音律，尤其擅長填詞，《太平年》《虞美人》《浪淘沙》等詞作，字字珠璣，堪稱一代文宗?？勺鳛榫?，他幾乎一無是處。他沉溺后宮宴樂，終日與文人墨客吟詩作對，對朝政弊端視而不見；他重用文臣，疏遠武將，導致邊防廢弛，軍備松弛；面對北宋的步步緊逼，他不思整軍備戰，反而寄希望于求和與祈禱，活在自己構筑的文藝烏托邦里。當宋軍兵臨城下，他還在宮中填詞譜曲，最終只能肉袒出降。他的詞越動人，他的失敗就越刺眼；他的文藝成就越高，他的治國無能就越凸顯。后人嘆其“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卻很少有人意識到，不是命運薄待了他，而是他主動放棄了君王的責任，選擇了文人的人生。
與李煜遙相呼應的，是北宋宋徽宗趙佶。如果說李煜是詞中帝王，宋徽宗便是藝術全才。他自創“瘦金體”，筆法勁挺飄逸；他的花鳥畫精工細致，冠絕古今；他癡迷奇石書畫，不惜耗費舉國之力搜羅天下珍寶。在他的推動下，北宋的文化藝術達到頂峰，書院、畫院、書院空前繁榮，看似一派盛世景象。可繁華之下，是觸目驚心的腐朽。宋徽宗為滿足一己之好，大興“花石綱”，從江南運送奇花異石至汴京，沿途擾民傷財，民怨沸騰；他重用蔡京、童貫等奸佞之臣，朝政混亂，吏治腐??；他沉迷藝術，不問邊事，對北方金國的威脅毫無察覺。最終，靖康之恥爆發，徽欽二帝被俘，北宋滅亡，繁華東京淪為廢墟。宋徽宗用一生證明，藝術的天才，往往是政治的庸才；極致的審美追求，足以拖垮一個龐大的王朝。

歷史從不缺少這樣的教訓。南朝陳后主陳叔寶，作《玉樹后庭花》，沉溺聲色，不理朝政，最終國滅被俘；梁元帝蕭繹，博覽群書，工于詩畫，卻在敵軍壓境時，焚書十四萬卷，哀嘆“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隋煬帝楊廣，詩文俱佳，才華橫溢，卻好大喜功，縱情享樂，濫用民力，最終天下大亂，身死國滅。這些皇帝，無一不是文藝領域的佼佼者，他們留下的詩詞、書畫、典籍，至今仍被后人推崇，可他們治理下的江山，卻民不聊生、動蕩不安。他們把皇宮變成了文藝沙龍，把龍椅當成了書案，把天下蒼生，當成了自己創作的背景板。
反觀歷史上的明君圣主，并非不通文藝，卻始終能分清主次。唐太宗李世民，能詩善文，開創唐詩先河，卻始終以江山為重，虛心納諫，勵精圖治，開創貞觀之治；康熙皇帝博覽群書，精通中西文化，卻一生勤政愛民，平定三藩、收復臺灣、抵御外侮，奠定清朝百年基業。他們懂得，文藝可以是治國的點綴，卻不能是治國的核心；才情可以是個人的修養，卻不能是執政的依靠。 真正的好皇帝，需要的是鐵肩擔道義的擔當，是洞察時局的清醒，是賞罰分明的公正，而不是風花雪月的柔情，不是吟詩作對的閑情。

一曲《太平年》，聽似太平，實則暗藏危機。它像一句讖語，道破了耽于文藝的帝王們的最終結局。當皇帝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詩詞書畫之中，必然會疏于政務；當文人的感性取代了帝王的理性，必然會做出錯誤的決策；當個人喜好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必然會引發天下的動蕩。文藝可以滋養人心，卻不能治理天下；才情可以流傳千古，卻不能抵御強敵。
以史為鑒，我們更能看清：皇位之上，容不下全職文人；龍椅之間，扛不住風花雪月。 喜歡文藝本無錯，錯的是身居帝王之位，卻忘記了自己的使命與責任。李煜、宋徽宗們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王朝的悲劇，也是歷史留給后世最深刻的警示：權力的本質是責任，而非放縱；治國的核心是務實，而非風雅。耽于文藝的皇帝，終究會在溫柔的才情里，丟掉江山，辜負蒼生。
其實，要說的遠不止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