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上馬的角色

戰馬似乎首先發軔于西亞或東南歐地區。蔓延到歐洲許多地區伊始，就已在當地頗為重要。但對亞洲游牧民族而言，戰馬的發展才堪稱燎原之火、破竹之勢。它對中國人的沖擊，雖說比歐洲來得晚一些，對中國史諸多方面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因為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外交關系、軍事政策、經濟繁榮，及其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延綿存續，盡皆不乏戰馬的深刻印跡。

中亞與東南歐草原是歷史上多能顯露戰馬因素的地區。但生活在這些貧瘠土地上的并不總是彪悍的馬背上的游牧戰士。這些地方所知最早的居民似乎還不是牧人，而至少主要是農民；這種農業勢必持續耕作于尤為優沃的地域，例如綠洲。家畜的飼養似乎隨之而生。葉墨（Karl Jettmar）和詹姆斯·唐斯（James F.Downs）的結論都是，馬的馴化技術是在近東發展起來的，并通過亞洲向東傳播。如果確實如此，那么它肯定很早就到達中國，因為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馬很可能已在中國東部被馴化。但即使在馬作為家畜養殖之后，這也并不意味著養殖者隨即成為騎手，更不用說是騎兵了。

唐斯將馬用于運輸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無疑是最早的階段）是將馬用于牽引，包括拉動戰車。第二個階段是將馬用作“移動座位”，僅僅作為一種運輸工具來騎。第三個階段是將馬發展成戰爭的工具。

從第二步到第三步的過渡并不像看起來那么簡單。以學者對馬匹的廣泛實操經驗出發，唐斯指出為戰爭訓練馬匹并非易事。它是一種脾氣很好的“代步”動物，而不是“戰斗”動物。然而，它必須被教導“面對巨大噪聲，躍過柵欄，沖進人群，在人的命令下奔馳，這往往會導致自身毀滅”。

此外，唐斯認為，要發展真正有效的戰爭坐騎，需要培育出比野生狀態下的馬更大的馬匹。“近代史上唯一已知的野生馬種——中亞草原上的普氏野馬平均約13掌寬（1掌寬等于4英寸）。”他說，這樣的馬非常小，以至于其價值“在戰爭或狩獵中可以忽略不計”。現代的家馬則平均有15掌寬，是一種選擇性育種和飼養的產物。

在東亞地區早期戰馬特征的相關資料中，很少提到體型這一因素。但非常清楚的是，戰馬在速度、敏捷性和耐力方面都大大優于普通馬匹。那么，在戰爭中成功使用騎兵看來顯然需要三點：掌握騎馬和使用騎兵作戰用具的技術；訓練戰馬的技術；以及培育或獲得適合騎兵作戰的馬，這些馬必須具備普通馬所不具備的品質。

在中國，馬可能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被馴化，在商（公元前1765?-前1123年）、周（公元前1122-前256年）時期驅策于戰車。似無確證表明中國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存在騎馬。兩本著名的書（通常認為撰于此時）都未提到騎馬，畢竟如果騎馬普及，想必會有所述及。一則確切記載告訴我們，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的中國北方趙國的武靈王，公然效仿游牧民族的做法，致力于騎馬和騎兵作戰技術的改進。

騎術的發明時間和地點很可能無法確定。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馬匹出現之前，可能早有其他動物作為坐騎。但我們關注的是一種更復雜、更具體的技術：騎射技術。把戰馬帶到中國邊境，并迫使中國人疲于奔命的亞洲游牧騎兵同時也是騎射手，而這正是中國人采用的騎射技術。我們現今所知這種技術最早見于生活在西亞和東南歐的游牧民族，而且很可能就是他們最先發展起來的，盡管典型的游牧騎射手形象似乎最早出現于公元前9世紀的亞述浮雕上。

從公元前800年起，騎馬的技術在東歐迅速傳播。我們似乎可以合乎邏輯地認為，騎射手的技術會通過游牧民族迅速傳遍亞洲，但其實滲透到中國邊境時似乎非常緩慢。對巴澤雷克墓地——位于阿爾泰山巴澤雷克附近、離蒙古西端不遠的5座絢麗的游牧民族首領地下墓葬——的發掘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在不遲于公元前5世紀，該地區就已培育和騎乘優質的鞍馬。墓主擁有許多中國物品，并且顯然受到中國藝術的影響。然而，在中國文獻中，似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與中國人接觸的游牧民族很早就在馬背上作戰。關于公元前714年和公元前541年的戰斗記載中都明確指出，與中國人交戰的北部邊境地區的游牧部落是步兵。

事實上，直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記載之前，中國文獻中可能都沒有明確提到騎兵。這場變革頗為周密而詳盡。盡管來自騎兵的危險迫在眉睫，中國人卻還是抵制騎馬，因為這至少要求改穿窄袖短衣，而非中國人眼中象征身份的寬袖長袍。趙王通過軟硬兼施的方式成功組建一支騎兵隊伍，在保衛國家甚至開疆拓土方面成就斐然。

趙武靈王雕像

雖無更早的相關記載，但我們完全可以肯定，早在此前中國人就已遭遇騎馬的游牧民族。初次遭遇的中國人可能會譏之為“夷狄之舉”。他們當然不可能理解這一先兆對于中國未來的重要性。同樣明顯的是，雖然我們只有關于趙國的明確記錄，但其他諸侯國想必于同一時期采用騎馬技術，甚至更早。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之所以必然湮沒無聞，這不過是因為歷史學家要未卜先知才能認識到這些事件的重要性。

中國史上所見騎射手現象的順理成章，或許能證實歐文·拉鐵摩爾的論點，后來發現的考古資料似亦支持，即“馬匹游牧”不是由任何突然遷移或特定民族的征服帶到中國的邊疆的。相反，似乎有一場橫跨亞洲、從西到東的騎兵戰爭技術的運動。如果這需要駿馬良駒，就必須要么有優良的養殖品種，要么有高超的養殖技術，或兼而有之。

許多學者根據大量證據認為，中國人習自游牧鄰居的騎兵作戰技術，是從伊朗或其周邊游牧地區的一個起源地傳遍亞洲的。而伊朗及其周邊地區，從很早時代就幾乎是傳說中的良馬寶庫。P. N. 特列季亞科夫（P. N. Tretiakov）和A. L. 蒙蓋特（A. L. Mongait）指出，“亞美尼亞牧場飼養的純種馬聲名遠揚，以至于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貢品清單上獨占鰲頭……亞美尼亞人不得不在密特拉誕辰（Mithra’s holiday）向國王進貢20000匹馬駒”。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統治者大流士一世（Darius I），其征服使波斯的范圍“比中國以西的任何早期帝國都要大”，他自詡波斯是一片“山河壯麗、人強馬壯”的土地，因此所向無敵。希羅多德說，大流士及其盟友一致認為，“誰的馬在太陽升起后先嘶鳴”，誰就應獲得統治權。大流士以此詭計獲得王位。這誠屬一番傳說，但個中所示馬的重要性可謂意義非凡。

弗朗茨·漢克在馬的早期歷史的全面研究中得出結論，培育優良馬匹的技藝產生于伊朗以北的西亞大區，包括現在的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地區；他將這片區域稱為“圖蘭”（Turan）。他認為，正是在這里，作為育種目標的騎馬類型于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期間得以確立。

在該地區東部邊緣的阿爾泰山，坐落著巴澤雷克墓地。這里挖掘出早在公元前5世紀就凍結在堅冰中的馬的遺骸，那無疑是已知的保存最完好的早期馬。漢克認為，從它們身上，我們可以知道圖蘭的早期馬匹是什么樣的。V. O. 維特（V. O. Vitt）對69匹完整的馬和另外18匹馬的部分骨骼詳加研究。他發現，它們的尺寸從128厘米（12.59掌）到150厘米（14.5掌）不等。因此，雖然其中最小的馬比一般的普氏野馬還小，但最大的則比今天非常珍貴的阿拉伯馬所達到的最低高度還高。

尤金·A. 戈洛姆什托克（Eugene A. Golomshtok）寫道：“與所有預期完全相反，巴澤雷克馬不是西伯利亞發現的世所熟知的野生馬類型（普氏野馬），也不是短小精悍的吉爾吉斯類型，而是顯示出長期馴化養殖的證據，讓人想起阿拉伯人發現的賽馬品種。”A. P. 奧克拉德尼科夫（A. P. Okladnikov）說，巴澤雷克馬是東“方最好品種的優秀騎馬，是血統高貴、雄姿英發的烏金騏驥。它們喂食的不是青飼料，而是精選谷物，并飼養于有人照料的馬廄中”。

騎馬武士像

這些說法大概是指較大的巴澤雷克馬，它們與最小的馬差別很大，有時被視為進口于阿爾泰西部著名養馬地的不同品種。但維特研究認為，這種變化不是由于品種不同，而是由于采用更好的飼養、選擇性繁殖、閹割等技術。看來完全有可能的是，隨著人們對優良馬匹的興趣增長，出現了育種技術的傳播，以及一些優良種群在亞洲的流通。

關于生活在更東邊的中國邊境游牧民族的馬，我們要依靠中國的資料。關于中國本身的馬，惜乎信息不全。然而，人們似乎普遍同意，早期中國馬的基本種群是普氏野馬。毫無疑問，中國人在育種過程中有所改進，并且可能在早期將之與一些進口馬匹進行雜交。最近的一項考古發現表明，至少在公元前10世紀，一些中國馬與今天典型的“蒙古小馬”的構造非常相似。早在公元前14世紀，商代國王的馬廄中就有顏色、大小各異的馬隊。顯然，當時已有一定的育種技術。公元前一千年早期的詩歌和文獻經常提到具有特殊顏色和特征的珍貴馬匹。相馬很早就被視為一種特殊技藝；公元前3世紀中葉的一部著作就列舉了10名“善相馬者”。

我們無法確考早期中國馬的大小，但有理由相信它們通常較小。遲至公元前146年，中國的御史大夫向皇帝上奏，提議禁止出口肩高超過13掌、牙齒尚未光滑的馬匹。這意味著比野生馬個頭更大的馬匹仍頗為珍稀，在老邁之前禁止流出疆域。這樣做可能是為了保存適合戰爭的馬匹，而中國通常缺少這種馬。

像許多其他族群一樣，中國人曾普遍有一種強烈的民族中心主義的傾向。當年，趙武靈王為了強軍而欲胡服騎射。有人批判道，中國本身就是“萬物財用之所聚”。然而，中國人似乎從未對馬匹執此態度。異域尤其是西陲北地之馬，甚至是近在咫尺的敵方游牧民族之馬，往往才被奉為優等。

雖然在公元前4世紀之前，東亞的游牧民族似乎尚未被提及，但生活在中國邊境的游牧民族蓄馬已久。何可思在研究古代中國的馬時發現，無法指明中國哪一地區長于養馬，因此他得出結論，全國各地都有飼養。確實都有，而中國顯然缺乏良馬產區。看起來，即使在古代，最好的馬匹也通常是從游牧民族獲得的。

據載，在公元前9世紀初，中國人對某些北方游牧民族發動攻擊，從而繳獲1000匹馬。公元前538年，中國北方有個國君自恃無敵，因其國物產多馬。然而，臣下斥責其自滿，并斷言馬匹（顯然指最好的馬匹）來自“冀之北”。這個地區的確切位置有爭議，但大約位于今天山西省的北端，當時是或許已趨漢化之游牧民族居住的邊境地區。公元前4世紀，中原列國逐鹿，人們強調控制該地區的馬匹，以及從被稱為胡人的北方游牧民族進口馬匹的戰略重要性。在公元前3世紀，思想家荀子將快馬歸為“北海”（即中國北部界定模糊的地區）之特產。

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的西漢武帝，儼然富有吸引聚焦之稟賦，若在20世紀大概會為廣告業人士所艷羨。為了從大宛獲得“汗血天馬”，武帝無所不用其極，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如愿以償，人們對此所記述研究的可能比中國引進馬匹的其他所有史事加起來還要多。這一事件頗為重要，而就馬匹獲取而言卻不甚要緊。與后來的一些進口相比，馬匹獲得的數量很少。而且，這絕不是第一次從國外獲得優質馬匹。

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銅奔馬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人一直疲于抵御被稱為匈奴的游牧民族（可能是后來在西方出現的被稱為“匈人”者）。匈奴馬匹的優越性早已得到承認。在漢武帝登基前約20年，中國官員晁錯指出，“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且有明顯的跡象表明，中國人長期以來一直從匈奴等族群那里獲得一些優質馬匹。

據司馬遷在公元前100年左右的記載，匈奴人除了飼養大量的羊、牛和馬，還飼養一些稀有動物，其中至少有兩種似乎是特殊類型的馬。這兩種馬在漢武帝的馬廄里數量可觀。其中一種叫“”的馬，特別有趣。據說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優良馬匹，出生3日就能超其母。這個傳說無疑是基于游牧民族坐騎的跳躍能力。東漢有賦云：“馭宛馬，鞭。”與宛馬并為遠征游牧民族的戰馬。

這些事實使公元前237年大臣李斯向秦王的進言顯得饒有趣味。其時一道針對秦國外臣的逐客令，意味著李斯也將被驅除。為抵制逐客令，李斯指出，中國進口的許多東西都是可取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秦國之所生然后可，則是……鄭、衛之女不充后宮，而駿良不實外廄”。由此可見，圈養由來頗久。至少，在漢武帝獲得大宛馬的一個半世紀前，就已有相當數量的運到中國，這一點非常清楚。其時，秦國正向北方游牧民族購買馬匹。史料記載，當時有一名商人，向北方游牧民族首領贈送珍奇絲綢，而戎王回贈大量牛馬。這讓秦始皇大喜，令其比封君，與列臣朝請。這可能也有助于解釋中國絲綢如何出現在巴澤雷克墓地的問題。

江上波夫認為，是“最初在咸海和里海沿岸飼養的雅利安馬”，甚至認為與漢武帝從大宛獲得的馬一樣屬于“汗血馬”。他的結論似乎全不足信，但完全有可能的是，東亞游牧民族最好的馬進口于西亞。前文已述，在公元前2世紀中葉，晁錯說中國馬不如匈奴馬“上下山阪”。14個世紀后，馬可·波羅（Marco Polo）描述大宛南方的“巴克特里亞馬”，所言可謂如出一轍。其言曰：

極目窮覽，良駿遍野，影疾恍如星馳，蹄堅宛若鐵踣。縱橫山間，馬兒身馱健勇，超軼疊嶂，萬畜不知其所，望塵莫及而不敢競逐。

漢代最負盛名的將軍之一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亦是著名的相馬專家。其姓曰“馬”，絕非偶然。馬氏之祖恰是公元173前3世紀任職于趙國（可以回顧一下，趙屬于北方邦國，是史載中國首個使用騎兵之國）的將軍趙奢。在一次輝煌的勝利后，趙君封馬援祖先為“馬服君”。此后，馬服君后代便以馬為氏。

馬援雖長于京城，卻歷經沉浮，成為北地殷實牧主，飼牛羊馬。他投身后漢王朝的勃興之戰，成為東漢開國皇帝麾下的勛將；其女嫁于太子，也成為著名皇后。馬援喜愛騎射，也是相馬大家。

馬援曾將交趾所得駱越銅鼓熔化，鑄成馬的青銅模型，旨在明確相馬之法。在所表銘文中，馬援交代其受相馬法之師承淵源，道明其師其祖，等等，可以追溯四代。馬援銘文還說：“（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

確實如此。好戰的游牧民族，騎著他們迅如閃電、膘肥體壯的駿馬，成為中國的最強敵手，并持續近兩千年之久。就在漢初，當分散的隊伍摶聚于一位杰出領袖麾下，他們從星星之火變成了燎原之火。其時，中國尚未實現穩固統一，戰爭、外交和昂貴的賄賂相結合方可幸免于難。公元前166年，漢朝迎來了多事之秋，匈奴人深入中國領土，掠奪了大量的牲畜和人口，并將他們的細作派到了中國都城的范圍內。盡管中國對匈奴竭力招架，但單于在中國境內仍逗留了一個多月，當他撤退時，追擊的中國軍隊未有斬獲。

中國人可謂求“馬”若渴。漢初，即公元前200年左右，馬匹極度匱乏，可能是之前的楚漢相爭所致。正如孫念禮所指出，為“軍隊提供戰馬成了漢朝經濟的沉重負擔”。朝廷傾其所能地促進馬匹養殖，隨著時間的推移，馬變得越來越多。到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已經能夠派遣一支由10萬騎兵和數十萬步兵組成的軍隊，馳騁北方大漠。他們包圍了匈奴單于，但單于最終逃脫。不過，據說中國軍隊殺死或俘虜了大約8萬名牧民。這是一場大捷，卻使中國人付出沉重代價。國庫耗盡，軍隊幾乎得不到任何獎賞。此外，中國人除了“幾萬人”被殺，還損失了超過10萬匹軍馬，其中可能包括馱馬和戰馬。人們猜測，造成這種傷亡的原因可能是中國馬匹不適應匈奴地區，或者難以滿足軍務要求。最終，中國人由于缺乏軍馬而無法在一段時間內抗擊匈奴。

漢武帝有諸多計劃（事實上他也需要這些計劃）來抵御并伺機擊潰匈奴。在15歲登基后不久，他聽說一個被稱為“月氏”的游牧民族被迫從他們以前的家園西遷，定居在大夏（約在今阿富汗一帶），他們渴望對劫掠他們財產的匈奴人進行復仇。漢武帝征召使者穿越匈奴所在地區，與月氏建立關系。意氣風發的宮廷侍衛張騫，正是應征者之一。他受任特使，并在公元前139年左右帶著一百多人的隊伍出發。因此，亞洲騎兵的崛起直接造就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探索之旅之一——張騫出使西域。不出意外，張騫被匈奴俘虜，但最終成功逃脫并到達月氏部落。張騫發現他們安居樂業，并不愿意尋求報復，更不愿意幫助中國。深入虎穴后，他在公元前126年左右回到中國，隨從人員僅剩一人。

張騫雖然沒能與月氏結盟，但亦有所獲。他探得的地理知識175有助于中國軍隊與匈奴作戰，皇帝迫不及待地詢問張騫所見異域狀況。張騫建議與另一個游牧民族——烏孫結盟，他們對匈奴心懷不忿。這一外交努力旗開得勝，所謂禮尚往來，烏孫人送給皇帝“數十匹”馬。在這之前，皇帝曾用《易經》占卜，卦象顯示他將從西北獲得“神馬”。當武帝收到烏孫馬時，龍顏大悅，稱之為“天馬”。但此時的中國與大宛有了聯系，漢武帝于是得知大宛之馬益壯。

這并不出奇，因為此等肥沃的地區位于漢克所說的圖蘭東南部，他認為那里是優良戰馬的發祥地。在20世紀初，該地區仍然生產大量的馬匹，根據顏慈的說法，“斯基泰人從大宛帶來馬匹，是波斯波利斯的貢品之一”。漢代的中國人發現，大宛馬比他們從烏孫人那里得到的馬“益壯”。在體型上，大宛馬想必比當時中國常見的馬匹高大。公元1世紀的朝廷政書說，“汗血”大宛馬“皆高七尺”（63.66英寸，幾乎正好16掌）。這比在巴澤雷克墓地出土的最高的馬匹高4.5英寸，幾乎與現代馱馬佩切龍（Percheron）的最低標準一樣高。在公元11世紀，中國官方購買的戰馬最高只有57.73英寸，比一千年前的大宛馬矮了6英寸。10世紀的一篇文章說，當時的“官馬”（也許是那些位高權重的官員所騎的馬）仍然是這種“極大”的大宛馬。

茂陵博物館館藏國寶西漢鎏金馬

漢武帝的眾多使節稟告，大宛人育有駿馬，卻藏匿而不肯進貢。因此，皇帝派出一支使節隊伍，攜帶金銀珠寶去獲取這類馬。但大宛人認為，中國人遠道而來，且穿過人跡罕至的大漠，糧水斷絕。漢使只來了幾百人，即使如此還常乏食，死者過半，又怎么會以大軍兵臨大宛呢？而大宛的馬是自家珍寶，斷不可讓與。漢使怒不可遏，大聲罵詈，隨后離開。面對此等侮辱，大宛人的回應則是攻殺了這些中國人。

皇帝龍顏大怒。他確信3000名中國軍士足以踏平大宛，于是在公元前104年派出“數萬人”，此次行軍得不償失，僅余幾千人到達目的地。他們折戟沉沙，茍生者在兩年后回到中國邊境。皇帝震怒，下令將任何敢于進入中國的軍士當場斬首。同時，匈奴人卷土重來，漢武帝的公卿們懇求皇帝棄置大宛計劃。皇命則是把進諫者押入天牢，旋即籌劃新的遠征大計。厲兵秣馬之舉使得“天下騷動”。皇帝又派遣6萬名士兵，此外還有眾多搬運與隨從人員。皇帝網羅的牲畜包括10萬頭牛、3萬多匹馬，以及數萬頭驢子、騾子、駱駝。漢軍配備了大量弓箭和其他武裝，還有充足的食物，即使對于艱苦的沙漠行軍，這些仍綽綽有余。皇帝還召派了技藝精湛的水工來改變所圍困城池的水道，兩名相馬師則被派去挑選最好的大宛馬。

一支由3萬名中國士兵組成的軍隊最終抵達了大宛。在經過40多天的圍攻后，大宛人推翻國王，同意投降并交出部分駿馬。中國軍隊立了一個親漢的新王，便帶著駿馬撤軍；他們挑選“善馬數十匹”和3000多匹次級的種馬。漢武帝甚喜，稱之為“汗血天馬”。據推測，這個名字只適用于最好的馬匹。“天”字可能與武帝的宗教或神秘觀念有關；至于“汗血”，最合理的解釋是，這是寄生蟲引起的小創傷。

從大宛繳獲馬匹的軍事努力前后花了4年時間。如果這是皇帝的唯一目的，這些駿馬很可能堪稱史上最昂貴的馬匹。武帝的統治使國家蕭條，他的窮兵黷武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畢竟對大宛的遠征是最勞民傷財的行動之一。經濟損失無法估計。據記載，在前往大宛的所有人員和馬匹中，只有1萬多人和1000多匹馬僥幸回國。

此次宏偉遠征的內因眾說紛紜。據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宗教追求”。誠然有這一因素；漢武帝廣設祭祀，倚重術士，并派出方士隊伍去尋訪傳聞仙人所居的東海蓬萊島。還有人認為，漢武帝主要是為其軍隊爭取迅捷雄壯的坐騎，從所有的證據來看也確有影響。然而，漢武帝是一個復雜的人物。除了這些動機，他還想要擴大劉漢王朝的影響力和帝王名聲而興師動眾。

張騫出使西域回來后，漢武帝急不可待地詢問他所到訪的異域。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

在國內，漢武帝無須遵行“公平交易”，但在中亞的偏遠地區，武帝別無他法。前文已述，漢武帝派特使帶著黃金萬兩去購買大宛良駒。但是，當他的提議遭到拒絕，連使節也慘遭毒手時，受挫的就不只是尊嚴了。在首戰出師未捷，折戟大宛后，情況更是愈發嚴峻。“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

西漢彩兵馬俑

中國首次遠征中亞，歷史意義非比尋常，部分是出于良馬方面的需求。但這只是一個因素，一旦中國人與中亞建立了外交網絡，并在中亞的部分地區確立了附屬國，進口良馬就水到渠成。有學者指出，漢代藝術中的馬呈現出兩種類型。其中一種被認為是在中亞馬大量出現之前中國常見的小型馬；另一種則被認為是來自中亞的體型更大、品種更優良的馬匹。當然，漢代浮雕中的典型大馬與公元前2世紀大夏錢幣上描繪的馬正如出一轍。

公元前4世紀初，戰馬在中國尚鮮為人知，然而在公元開始之前，它就已經在后來的中國歷史中牢牢占據了一席之地。憑這一點，游牧民族成了中國的致命威脅，有時他們幾乎肆意入侵中原。中國人被迫發展騎兵來對抗游牧民族，盡管為培育戰馬做出了巨大的經濟犧牲，他們仍然不得不從境外獲得更多的坐騎。為了獲得馬匹和包抄匈奴，中國人遠赴中亞，開啟了中國政治軍事史以及對外關系的新篇章。

雖然游牧民族的威脅綿綿不絕，但在漢末，這種威脅大大消解。而到了公元4世紀初，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長期威脅如期而至。在將近200年的時間里，中國北方主要由入侵的游牧民族統治，他們時常劃地而治。分久必合，中國再次統一，在唐朝（618-906年）建立后不久，突厥發動一次奇襲，兵臨都城，使游牧民族的危險再次浮現。唐朝建立了一支強勁的騎兵部隊，但這需要戰馬。

唐朝初期，據說軍隊只有5000匹馬，但通過積極的育種計劃，數十年內這些馬增加到70萬匹。不過，朝廷對外國馬匹的需求仍源源不斷。唐朝人認為他們從撒馬爾罕得到的馬與大宛的“天馬”具有相同血統，據說在8世紀中葉，大宛給中國皇帝送來了6匹貨真價實的“汗血寶馬”，甚至一些阿拉伯馬也是由伊斯蘭教的使者帶來的。不過，唐朝的馬大多數源于北方的突厥部落，我們得知一個突厥部落進貢了5萬匹駱驄馬（grizzled black-maned horse），其余大部分馬匹必須購買，而且價格很高。薛愛華寫道：“773年，回鶻派遣專使帶著1萬匹馬來售賣。它們的費用超過了政府每年的稅收。”

昭陵六駿石刻

馬在絲綢貿易中的作用非同小可。據悉早在公元前3世紀，秦國的某個商人就開始尋找獨一無二的絲綢贈予北方游牧民族的統治者，并得到大量馬牛作為回報。從中國文獻可知，他所得的牲畜價值是所送貨物價值的10倍。而在公元前1世紀，我們發現一個朝廷高官對本土絲綢的購買力喜形于色，因為這些綢緞可以與匈奴換取中國所需的好馬和其他商品，從而“以末易其本”。因此，他說：“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當然，這種情況其實反映的是供給和需求。在匈奴，優質馬匹充足而絲綢匱乏；而在中國，情況正好相反。不過，馬匹對中國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而絲綢對游牧民族卻不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點難以避免地反映在交換條件上。

關于9世紀初的情況，亞瑟·威利寫道：

每匹馬要付50匹絲綢，理論上是50個中國計量單位，由于馬匹有時一次到達1萬匹，生產如此多的絲綢對長江和淮河流域的絲綢業來說如牛負重，即使改用粗織品，并將綢緞長度削減到30多（假設仍寬松算為40），女工們也無法滿足要求。因而回鶻人對他們所得的絲綢怏怏不平，嘖有煩言……

這致使中國財政千瘡百孔。薛愛華說：“在9世紀早期，盡管中國山河破碎，但1年支付100萬匹綢換取10萬匹北境淘汰的老馬，還是家常便飯。”即使我們對中亞地區絲綢貿易的實際運作情況一知半解，但看來很可能從挺早開始，大部分被游牧民族換馬181得到的絲綢，又被他們交易到更遠的西方，在那里，物以稀為貴，因距離中國愈遠，絲綢的價值水漲船高。

韓干畫馬

能否掌管戰馬在安史之亂中頗為重要，盡管最終平亂，卻削唐力十之七八。安祿山是一員具有突厥和粟特血統的猛將，成為唐玄宗（712-756年在位）與他著名的楊貴妃的寵兒。玄宗賦予他的職責之一是對唐朝的戰馬進行廣泛管轄。安祿山暗中挑選了最好的戰馬，并送到他個人管轄的東北地區。因此，當他在755年準備反叛時，便擁有巨大優勢。安祿山占領了唐朝都城長安，安史之亂最后在眾多外邦軍隊的幫助下才得以平息，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來自遙遠西方的穆斯林。

宋祁（998-1061年）學富五車、政績顯著，對加強中國邊境的防御工作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寫道：

西北二敵所以能抗中國者，惟以多馬而人習騎，此二敵之長也。中國馬少，又人不習騎，此中國之所以短也。……朝廷常以所短御所長，是以十戰十負，罕有勝理。今議者但欲益兵破敵，不知無馬且不能為兵也。

在另一份奏折中，宋祁指出，雖然中國有大量的騎兵，但有馬可騎的士兵無十之一二。

中國諸多賢者能士都專注于如何獲得富足良馬這一長期問題。這些士人包括白居易（我們傾向于認為他是一位詩人，而忘記他崢嶸的政治生涯）、司馬光、王安石、歐陽修，以及其他許多名氣稍遜卻同樣重要的人士。然而，這個問題從未被徹底解決。《清史》所載上諭曰：“歷觀宋、明議馬政，皆無善策。”宋朝（960-1279年）切馬之深自有道理，事實上宋朝也因蒙古人的征服而終結。《元史》告訴我們，“元（蒙古）……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

早期主要用于換取馬匹的似乎是絲綢，其首要位置至宋時已被茶葉取代。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不需支付金錢；1077年，三司使在給皇帝的奏折中指出，戰馬是需要資金的主要商品之一。而既然茶葉對游牧民族來說供不應求，中國人就可以因勢利導地采購馬匹。宋朝政府在邊境地區設立官方的“茶馬司”，以管控向游牧民族出售茶葉以及向他們購買馬匹。明、清兩朝也設立了類似的“茶馬司”。中國政府試圖將境外的茶葉價格維持在一個人為的高價，以提高其在馬匹方面的購買力。這自然會導致走私，有時未經許可向游牧民族出售茶葉會被判處極刑。

在元朝（1280-1367年）時期，大量的蒙古人定居中原，人們可能會認為訓練騎兵的技術在中國已經爐火純青。然而，似乎沒有證據表明的確如此。從明朝（1368-1643年）開始，朝廷對馬匹的需求迫在眉睫，并且大力進口戰馬。明朝建立百余年后，仍然每年進口一萬匹馬，而在明朝末期幾乎仍以這一規模持續進口。即使是由自身曾是騎兵的滿族人所統治的清朝（1644-1911年），也繼續將馬匹進口到“中國本部”。他們并未嘗試在“中國本部”飼養馬匹以滿足這種需求。蘇柯仁說：

蒙古人征服中國后，中國人也沒有費心地去養馬，他們對這些動物的供應依賴于蒙古……中國是四至八歲的蒙古騸馬的主要市場，因為蒙古人似乎不愿意割舍母馬，他們需要這些母馬用于繁殖。恰好來到中國的蒙古母馬通常會與驢雜交，生出被認為比馬更好、既可作為役畜也可作為馱畜的騾子。

中國未能解決馬的問題，內因盤根錯節。經濟問題無疑是舉足輕重的。中國的密集型農業沒有給牧場留下多少空間，雖然“中國本部”劃出了牧場，但這種做法受到人們非議，理由是它占用耕地，擾亂民生。在蒙古人的征服下，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居民慘遭屠戮，這是前車之鑒，繼任的明朝一開始就在國家中部建立了廣泛的牧場來飼養軍馬，但農業用地的需求又使之逐漸減少，直到主要牧場再次出現在以往的邊境地區。邊境地區很適合作為牧場，卻也很容易遭到游牧民族的襲擊，有時連馬匹都會被劫掠。

元代趙孟頫《相馬圖》

中國人未能解決養馬的問題，并不是因為欠缺有條有理的方法。已知的是，甚至早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之前，中國就已經開始進行選擇性育種，而且在公元前就已經形成一套判斷馬匹品質的方法。在公元前5世紀，中國就有了治馬的獸醫學。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早期，就已有證據表明，在王室和諸多邦國中都有負責采購和飼養馬匹的政府官員；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官職很高。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和漢朝都有專門的官僚機構來監管馬政。在漢朝，這個機構相當復雜，負責這個機構的官員在“三公九卿”中排第八位（稱為太仆）。隨后的朝代都有類似的政府機構，并予以完善，有時還詳細闡述。至少早在唐朝時，就有仔細的記錄，對官家的每一匹馬進行單獨登記，并按其品質進行分級。馬匹本身也被打上烙印，以顯示其產地和品質等級。

不過，所有這些都是關乎篩選最優馬匹，我們并不清楚它們的繁殖問題是否得到同樣重視。1061年，官居群牧使的宋祁抱怨道，一如既往的做法是允許各種馬匹品系育種雜亂。“蓋自來馬種雜亂，或翁大母小，或翁小母大，配放時不曾揀別，是致無由生得高大好馬。”他說，由此生產的馬匹無法滿足戰馬的要求。

騎馬是強施于中國人的。馬成為游牧民族獲得的一種新型破壞性裝備后，中國人才開始關注，而且似乎一直將馬主要用于與游牧民族作戰。公元前300年左右，趙武靈王迫使臣民把騎馬作為一項軍事需要時，遭遇強烈抵觸。一個半世紀后，騎兵在中國軍隊之重要已然日久，晁錯仍理所當然地表示，中國人的騎術無法與游牧民族相提并論，而且認為這是以卵擊石。遲至公元11世紀，中國北方在經歷了接踵而至的游牧騎兵的征服和統治后，宋祁仍寫道，中國人“不習騎”。

當然，有些中國人成了杰出的騎手。但有一種印象始終揮之不去：對中國人來說，騎馬仍然不屬尋常之事，總是帶有異域的特性。精良馬匹和卓越騎手一般都與西北邊境地區聯系甚密。在中國藝術中出現的馬夫和騎手幾乎都被描繪成非中國人的形象，也是令人詫異。中國人知道他們必須擁有馬匹，從而鄭重地對待這一問題。他們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來應對處理，但毫無跡象表明他們對這個任務真正上心。這種淡漠的做法可能會導致事與愿違。任何對馬有些許經驗的人都知道，除非人馬之間心神相通，否則一匹剛健雄壯的駿馬也難以風馳電掣。而在建立默契方面，大量的中國騎兵能否比肩從小就以馬為生的游牧民族，這值得懷疑。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似乎沒有管理馬匹的官僚機構；在元朝建立之后，蒙古人才沿襲而詳定中國馬政。可關鍵是，在此之前蒙古人就已征服中國。

審慎評估馬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絕非易事。從早期開始，馬186就被用于拉動貴族車輦和士兵的戰車，從而受到重視。而在公元前300年之前的某個時期，馬的發展階段呈現承上啟下之勢，當時已在中亞地區傳播的騎兵作戰技術傳到了中國邊境。而西北的“戎狄”突然甚危于前。中國人被迫向他們行賄，與他們通婚，并與他們作戰。為了抵御外敵，中國人必須發展騎兵，擁有大量戰馬品質的高頭大馬。中國人在培育這種馬匹方面不著見效，因此通常需要大量進口。為了獲得良駒，以及包抄游牧敵兵，中國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包括一些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來與中亞的一些民族建立并保持政治、商貿關系。在某些時期，這使中國的宗主權遠及西域，并為中國早期與近東和地中海世界的陸路交流提供了條件。

不僅是對外關系，中國的內部歷史也受到戰馬問題的影響。它使得中國重視北部和西部邊界，產生的現象和美國歷史上與“邊境”相關的現象異曲同工。持續不斷的購買馬匹的需求——常常是從敵人那里購買馬匹——對中國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然而，盡管花費巨資、艱苦奮戰，在戰爭中，中國人在騎兵的使用上終不敵游牧民族，這也是中國屢戰屢敗于游牧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中國人從來不用應對騎兵，抑或應對得游刃有余，則在某些重要方面，其歷史進程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本文摘自顧立雅著《道家與中國治道》，馬騰、曾志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顧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