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挖掘的人才，含金量極高，不愧是我黨最大的伯樂

錢學森到了晚年，曾撂下過一句分量壓得死人的話。

原話大意是：好多黨外人士都講，是因為先認識了周恩來，這才認識了共產黨；是因為信得過周恩來，這才信了共產黨。

這話乍一聽挺直白，可要是把時間線拉長個幾十年，你就能咂摸出里頭藏著個天大的謎團：憑什么非得是周恩來？

要說帶兵打仗，他比不上那幾位在死人堆里滾出來的老總；要說搞理論，他也不像某些秀才那樣整天著書立說。

從建黨那會兒起，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他雖說一直是個“大管家”，可他身上最要命的那個本事，常被人給看漏了。

這本事，就是“看人”。

換句更實在的話說，就是在歷史那團亂糟糟的迷霧里，他能一眼瞅準誰才是那個“對的人”。

咱們老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

這話一點毛病沒有，可在那些個要命的歷史拐彎處，人的作用其實能拆得清清楚楚。

要是把推動歷史的人壘成個金字塔，大概齊能分出四層來。

趴在最底下的，叫“跟著歷史跑的人”，也就是咱們這幫普通老百姓。

絕大多數人都在這層，大浪打過來，浪頭往哪卷，咱們就往哪飄。

第二層叫“摻和進歷史的人”。

大事發生時，他們也在場，哪怕是個配角。

就像南昌起義時那些沖鋒的戰士，腦子里有了新思想，就成了歷史現場的一塊磚。

第三層是“推著歷史走的人”。

這幫人能把歷史進度條拉快或者拖慢。

當年的軍閥、名流、各路名人多半屬于這號人。

放在咱們部隊的歷史坐標里，十大元帥就是標準的“推著歷史走的人”。

而在金字塔的塔尖兒上，坐著第四種人——“拍板歷史的人”。

這種人能定下歷史往哪條道上拐。

他們是比大熊貓還珍貴的資源，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沒準才蹦出一個。

那時候的舊中國，就像一艘快散架的大破船，洋務派、維新派、軍閥、信各種主義的，都想拿著錘子修修補補，結果全瞎忙活。

中國太缺一個能把舵給掌穩的“拍板人”了。

麻煩就麻煩在，這第四種人不但少，還賊難認。

在那個泥沙混雜的年代，誰腦門上也沒貼著“救世主”三個字。

這就顯出周恩來那雙“火眼金睛”的厲害了。

他這輩子做得最絕的一件事，就是在遵義會議上，把自己手里的“最后拍板權”給交了出去。

這筆賬，擱當時真沒幾個人算得明白。

1935年1月，遵義會議眼瞅著就要開了。

那會兒的局面是，黨內把軍事指揮最后下決心的權柄，是交在周恩來手里的。

說白了，按規矩辦事，他才是當時紅軍名正言順的軍事一把手。

換個人坐在這個位子上，心里會怎么琢磨？

要么為了面子硬挺，畢竟承認自己指揮不靈，臉上實在掛不住；要么為了爭權奪利，把黑鍋甩給旁人。

可周恩來心里的算盤珠子不是這么撥的。

他看透了兩件事：頭一件，紅軍已經到了懸崖邊上，再走錯一步，那就是全軍覆沒，連個渣都不剩；第二件，他自己雖說是個頂尖的執行高手和協調大師，但絕不是那個能把天給捅個窟窿再補上的“拍板人”。

可毛澤東是。

在貴州那個冷得刺骨的小城里，周恩來憑著自己在黨內軍內那沒人能比的威信，干了一件違背“權力本能”的事：他死命地把毛澤東推進了核心決策圈，還把軍事指揮權實打實地移交給了毛澤東。

這是一個“往后退”的動作。

從個人權力的小賬上看，他是“賠”了；可從歷史的大賬上看，他這一退，硬是把那個“拍板歷史的人”給推到了聚光燈下。

要是沒有周恩來這回慧眼識珠、主動讓位，哪還有后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這哪是什么謙虛，這分明是一種清醒到極點的戰略眼光。

如果說把毛澤東挖出來是周恩來當“伯樂”的巔峰手筆，那他對“第三種人”——也就是那些“推著歷史走的人”的發掘，簡直就是編織了一張大得嚇人又精密的人才網。

這就不能不提咱們的十大元帥。

這十位爺那是新中國的臺柱子，是典型的“歷史推動者”。

可你要是閑著沒事去翻翻他們的老底，準能發現一個讓人下巴掉地上的巧合：

除了彭德懷和羅榮桓這兩位，剩下8位元帥，認識周恩來的日子，都比認識毛澤東要早。

這數據說明啥？

說明在革命剛起步那會兒，在大伙都還在摸黑趕路的時候，周恩來就是那個“大門口”。

朱德，后來的紅軍總司令。

年輕時在舊軍隊里當旅長，有權有勢還有錢，可為了找條救國的路，大老遠跑到德國。

是誰在柏林入黨介紹人的那欄里簽的字？

是周恩來。

賀龍，那是兩把菜刀就能鬧革命的狠角色。

南昌起義前，他連黨員都不是，就是個想革命的舊軍人。

是誰在這個節骨眼上信他、引他，讓他把隊伍拉進起義的大盤子里？

還是周恩來。

葉劍英，黃埔軍校教授部的副主任。

國民黨那邊高官厚祿排著隊等他，可他偏選了那條最要命的路。

他是通過誰摸到了革命的門檻？

依舊是周恩來。

再加上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

這8位元帥的革命領路人，或者說讓他們鐵了心跟著共產黨走的那個關鍵人物，全是周恩來。

這就是周恩來可怕的地方。

他不光能認出誰是“真龍”（像毛澤東），還能認出誰是“將帥之才”。

他就像一塊超級磁鐵，把散落在舊軍隊、黃埔軍校、海外留學生里的那些頂尖聰明人，一個個全都吸到了黨的身邊。

憑啥這些人樂意跟著他走？

建國那會兒，錢學森在美國早就是名利雙收的大科學家了。

這時候的新中國窮得叮當響，連張像樣的實驗桌都湊不齊。

錢學森為啥非得回來？

除了一腔子愛國熱血，還有一個特現實的緣由：信任。

這信任可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而是落在了具體的“人”身上。

在那個消息不通暢的年代，對好多黨外人士、海外精英來說，“共產黨”這三個字太虛，甚至在西方的嘴里那是洪水猛獸。

可周恩來是實實在在的。

他的人品、他的氣度、他的誠意，成了外面人了解共產黨的第一扇窗戶。

好多人才心里的邏輯是順的：既然周恩來這樣的人都在那個黨里，既然周恩來這樣的人都信那個主義，那這個黨、這個主義，肯定有戲。

為了把錢學森弄回來，周恩來在日內瓦談判的幕后那是費盡了心思，那是把博弈和交換做到了極致。

這不光是為了一個科學家，而是在向全世界的華裔精英發信號：新中國求賢若渴，而且新中國值得你們把命交托。

這么一看，周恩來這輩子，其實一直在玩那個難度最高的“拼圖游戲”。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要拼成中國革命這幅巨大的圖，啥形狀的碎片都得有。

缺那塊誰也替不了的“核心”（毛澤東），他就在遵義把他托上去。

缺那些硬邦邦、鋒利無比的“邊角”（十大元帥），他就在黃埔、在南昌把人找回來。

缺那些精密又復雜的“花紋”（錢學森這些科學家），他就在外交場上把人接回來。

那他自己呢？

他甘心當那個拼圖的底板。

可周恩來的貢獻，那是“乘法效應”。

要是沒他挖出來的這套班底，沒他搭起來的這個人才架子，那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指不定還得在黑地里摸索多久呢。

所謂的“大賢”，不是自己啥都能干，而是能讓那些啥都能干的人，都樂意聚在他身邊干事。

回過頭去瞅，那個在遵義會議上默默舉起的手，那個在黃埔軍校意氣風發的政治部主任，那個在日內瓦談判桌上縱橫捭闔的總理，其實干的都是同一檔子事——

替這個國家，把對的人找出來。

信息來源：

錢學森語錄引自《錢學森傳》及相關公開回憶錄。

遵義會議相關史實參考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